村田与赵镇蕃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听说村田的到来，赵镇藩止不住心里一阵嘀咕：“现在日军调动繁忙、演习频频，他此刻怎么会到大营来？”
会客室里，村田屁股还没落座，就似有所指地问道：“赵参谋长近来很忙吧？”
“哪里，还是老样子。近来贵军倒是活动频繁。不知队长今天忙中得闲，到此有何贵干？”赵镇藩心里明白，村田此刻是绝没有闲心出来访友叙旧的，所以也懒得跟他兜圈子。
“啊，敝人有些事想跟王旅长商量商量，王旅长呢？”
“噢，王旅长有些公事出去了，队长有什么事可否先跟我赵某说说？”赵镇藩点了村田的将，两道锐目直视对方。
村田干笑了两声，给自己顺了个台阶，“那里，那里，赵参谋长见外了，是这么回事，这些天来咱们之间多事，容易产生误会，发生些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历来相处得还是不错的嘛，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我希望事态不要扩大。”村田莫测高深地盯着赵镇藩说道。
……
想到此，赵镇藩心里又踏实了一些，与其说踏实，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解脱，希望日本人行动不至于太快。
突然，又是“轰、轰”两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望着窗外的火光和涌起的团团浓烟，赵镇藩的心忽悠一下沉了下去。不好，像是军士队营房被炮火击中了。他妈的这些小日本，真的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这时，传令兵冲了进来：“参座，日本人炮击大营了，另得报，日本人越过铁路，向大营冲来。”
赵镇藩一时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认为还是先叫旅长速回大营再说。转身进屋，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奉天三经路王旅长家。”
“旅长吗？我是赵镇藩，日本人动手了，对！我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炮击了大营，似又有步兵向这边冲来，你看怎么办？”
“老弟，沉住气。你把队伍先集合起来，等我的话。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千万别随便开枪。我这就去找荣参谋长。”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等我见了荣参谋长后再说。”说完扣上了电话。
赵镇藩就觉得心底一股无名火在往上窜。沉住气，说得倒轻巧，现在火烧眉毛了，却连打与不打都定不下来，叫我怎么沉得住气。你旅长向全旅官兵规定过：非常时期，官兵一律不得在外宿夜，可你倒溜回家里。“不准开枪”，现在开枪开炮的不是我而是日本人。
尽管委屈，但他知道现在抱怨起不了丝毫作用。放下电话，他急忙喊道：“传令兵，传我的令，各团立即集合。不准开枪，等候命令。”
他点上支烟，急急地抽了两口，头脑略冷静了一些。他感到与其在这等着，不如自己直接联系，他操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司令长官公署荣参谋长。”
沈阳：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这几天真是有点忙昏了头。少帅在北平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十几天前就回锦州小岭子私第为父奔丧，至今未归。只有荣臻与（辽宁）省主席藏士毅、外交特派员王境寰全权处理东北的军政、外交事务。虽说是3人，可离开荣臻什么事也办不成。偏偏最近的公事、私事又接连不断，令他难有片刻闲暇。其中最令他头痛的，还是那扯个没完没了的“中村事件”，几次耐下心来与日本驻奉天的领事们和关东军代表谈判此事，可日本人不顾事实，强辞夺理，致使屡次谈判都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可日本人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强梗，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而对反复无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失去耐心。这时候，偏偏又遇上老爷子的寿诞，17、18日两天来，整个荣府张灯结彩，贺声不断，车来人往，片刻不闲。既要应酬前来祝寿的大员、显贵，还要添置香案、陪堂会戏，博得老寿星的欢心。为此，他专门请来了京韵鼓王张筱轩，他的戏可是者爷子早就点下的，岂能扫老寿星的兴。餐宴宾朋佳丽更使荣臻感到难于应付。这不，都晚上10点多了，整个荣府还是烟雾缭绕，灯光通明，佳丽的哆哆声、洗牌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丝毫没有兴尽告返之意。
荣臻应酬于宾朋贵友之间，一会儿东厅，一会儿中寿堂，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时副官急步走近他，低声道：“参谋长，出大事了，日本人抱击了北大营。赵镇藩来电话告急，请参谋长速到公署。”
荣臻一阵心惊，所有豪兴雅致一扫而光。
车到公署，荣臻急步下了车。典雅、富丽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
进入灯火通明的屋里，藏士毅、李济川等一批东北军、政官员站起身，围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荣臻不待对方开口便抢先问道。
“刚才7旅赵参谋长报告，大约10点半左右听见大营西南方一声巨响，情况不明。时隔不久，日本人向北大营连开数炮，而且有步兵越过铁路向大营冲去。”
“日本人方面有什么消息？”荣臻想了想问道。
“下午和林总领事谈完后再没接到任何通告。”
荣臻转过身去没再吭声，他意识到可能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日本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不说，几个主要长官也都不在位。即使关外剩下的这些部队也完全分散在东三省各地，完全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更要命的是那顶“不得抵抗”的紧箍咒，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仗，经历过这种局面，“灵活处置”，说起来容易，怎么个灵活法？更何况对手还是凶残无比、有备而来的日军。要是好处理，张作相岂能到现在还不回来。荣臻觉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涛中的小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桌上的电话这时响了起来。
“喂，荣参谋长吗？我是赵镇藩。据准确情报报告，刚才日军炮击北大营，现在营西门外有日军在活动。”
“你们旅长呢？”
“旅长在家里。我刚才去了电话，他可能随后就到公署。参谋长，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前些天还是给你们转去过委员长‘铣电’的精神了嘛。一定要沉住气，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有些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冲了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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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下电话，荣臻六神无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让7旅官兵收枪入库，很可能就是让他们等死。可他又能怎样呢？少帅在北平三令五申不得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张作相跑到锦州奔丧，到现在还没回来，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荣臻毕竟只是个参谋长。如果要他耐心细致、智谋过人地辅佐官长，他可能非常称职，但大事来临，要他行权决策时，就显出了果敢拍板的欠缺和胆魄的不足。
就荣臻个人而言，他当初对不抵抗命令也是有着种种忧虑的。
兵家之争，哪有战端未开就一味退让，下这种命令呢？就是想挂免战牌，这仗也得免得了才行啊。人家四处打你，你想仅靠躲避使对方罢手怎么可能呢？以往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日本人避让，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助日本人的骄狂气焰。日本人的蛮横早使他觉得无法再忍了、下午他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谈判便是如此。
18日下午，林久治郎来到公署，又谈起了令荣臻头疼的“中村事件”。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谍的咄咄逼人之势。
荣臻对此早有准备，他计划在最后关头亮出自己的“杀手锏”，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彻底了结了令人心烦的“中村事件”。他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拿出中村大尉在新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及间谍实物，说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荣参谋长，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尽管嘴上强硬，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证还是令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没想到中国方面会在最后一刻走此一招。立时，他觉得满身燥热，汗珠顺着他那泛着油光的面颊淌了下来。忙乱中手帕也不知哪去了，最后终于掏了出来，忙不迭地一阵猛擦。
但林久治郎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他深知此时的丝毫慌乱不但影响后面的谈话份量，还会给对手增强一分心理优势。现在必须反击，在心理上打倒对手。他太熟悉中国官员的弱点了。必须施以高压！想到此、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乍听这话先是一愣，随之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什么外交官，简直与强盗无异。你们军人历来的作风是横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军人呢？公理呢？真是强盗逻辑。想胡搅蛮缠，想讹诈，算是你瞎了狗眼。想到此，他不顾身旁其它官员的一再暗示，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一跃而起，把手一挥，像是要把荣臻拂走似的，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
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一副刁蛮无理、盛气凌人。这些事想起来就让荣臻心烦、气闷。依他的看法，不给日本人一点颜色，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可10天前在北平，张学良撑着病体对他讲的那些话又时时撞击着他，“不要抵抗，遇事一定要退让。”平时替别人出惯了主意的荣臻，今天却实在没法替自己拿出个主意。他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条狭窄的山岩上，左走不成，右挪不是。纵使他此刻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当时的实际境况。他们像被数只看不见的巨索缠绕着、操纵着。而其中最具力量的，自然是来自南京的那只巨掌。蒋介石8月16日致“铣电”于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蒋的这一封“铣电”，导致了东北军高级将领，包括张学良、荣臻和王以哲在内众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极度混乱。
正当荣臻一筹莫展之际，门外响起了一阵急捉的脚步声。7旅旅长王以哲少将急步走了进来。
“参谋长，日本人已先动手了，怎么办呢？”
荣臻心里没着没落，想了想说道：“再往北平给张副总司令挂个电话，请示一下。”说罢操起了桌上的电话。
一阵呼叫后，传来了北平的声音，荣臻忙提高了噪门：“喂！我是荣臻，请张副总司令听电话。”
“副总司令陪美国武官去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去了。”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
“请速转告副总司令，奉天出大事了，我一会儿再去电话。”荣臻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
这时，赵镇藩再次来电告急，情况比上一次更具体了一些。
“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向我大营进攻，现突破西卡门。参谋长，我
们不能等着挨日本人的打啊！”
“在未得命令前，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就是日军进入营房，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
“参谋长，这个指示已经报各团长说了，他们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们现在都在火线上，怎么能去收枪呢？”
赵镇藩仍徒劳地苦苦坚持着。
“赵镇藩，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荣臻丝毫不为所动。
“要是日本人要命呢？”
“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
中国悲剧开场
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开锅似地纷纷打来。
航空处：“情况现在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城小西门警察哨：“日本人现在攻城，杨言如果不开城门，他们将用炮打，到底开不开啊！”
“听命令，暂时不开。”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拖下去会出大乱子，到底怎么办啊！”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吧。”
航空处再电：“我支持不了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荣臻实在是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了，就这样，在以后的短短几天内，张学良苦苦经营多年，耗资巨大而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航空队对战争未起丝毫作用就消亡了。占全国半数的飞机（近300架）还没有升空，更没放一枪一弹，就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这些飞机此后频频出现在中国军队的上空，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常听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旧部官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些飞机这么邪乎、厉害，令人胆寒。
就在荣臻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电话时，秘电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