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这样取乐，这要在日本内地，将会造成大事件，（但在这里）简直如同杀狗宰猫。”
在这个农家保存的相册里，还发现3张名片大小的黑白照片，共中1张：在看上去似乎是住房的建筑物前，有12个刚刚砍下的人头滚落一地，中间一个好像是女人的头；其余两张照的是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朝日新闻》说，照片没有标明是否在南京城，但这个士兵曾悄悄地对他的家属说过：“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据可靠材料证明，仅在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这5天中，日军就销毁尸体15万具，其中包括2100名伤虽重却未断气的活人。现已查明，由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处理掉”下关地区的尸体10万具，由作战部队“处理掉”城内的尸体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仅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日军集体大屠杀的地点多选在沿江一带，战后，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315起控诉案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证据确凿，有案可查的集体大屠杀而被毁尸灭迹的共有28案，被杀人数达19万之多。
在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记录了一段血迹斑斑的黑色数字：
（1）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平民1，000余人。被解除武装的军警400余人，总计2，000余人，全部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复用木柴、汽油焚烧。
（2）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或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死，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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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7年12月15日，日军将所俘军民9，000余人，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密集扫射杀害。
（4）1937年12月6日，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难民5，000余人，押至下关中山码头，用步枪、机枪射死，尔后又把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
（5）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等100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6）1937年12月16日上午，在鼓楼5条巷4号难民区内，日军将被俘军民石岩、王克材等数百人，驱集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7）1937年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日军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至大方巷塘内扼杀，罹难者200余名。
（8）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逃到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的男女400余名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军人，用机枪扫射，予以杀害。
（9）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首都电厂工人许江山等3，000余人，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枪杀、火烧而死。
（10）1937年12月18日，日军在下关南通路以北，将被俘军民300余人，集中该处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11）1937年12月18日，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2）1937年12月18日夜，日军将圈禁于幕府山下的军民57，400余人，用铅丝两人一扎，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继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上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均投之于江中。
（13）1937年12月19日上午，在龙江桥口，日军将被俘军民500余名绑扎后，以机枪射杀，纵火烧毙，倘有气息，更以刺刀刺死。
（14）1937年12月，日军在上新河，将从各处进来的难民和散人2，873人，用机枪扫射，予以杀害。 （15）1937年12月，日军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待渡江逃难的难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5万余人。
（16）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8万人以上。
（17）1937年12月，日军将被俘军民500余人，在九甲圩江边等处枪杀。
（18）1937年12月，难民5，000余名，士兵2，000余名，在中华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日军屠杀。
此外，还有10案是日军在鼓楼4条巷难民所、五条巷、北圩、太平乡、中华门外西街，石观音、扫帚巷、小心桥、消灾庵、通济门外四方城龙华寺、武定门外正觉寺、南门外方家山长生寺等处，集体屠杀了近万名居民、僧人、尼姑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9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10个月中间，经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等各慈善团体及群众自发组织收敛掩埋的尸体总计是155，000多具。
连同日军处理的户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总数在30万人以上。
1937年12月12日至21日即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两周内，是大屠杀的高峰。南京城里城外，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几乎没有一个其中不见尸骸的。有的是全部都堆满了，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此时正是南京冰天雪地、三冬苦寒的时期，30万具尸体受到天然的冷藏，烂不掉也腐不了，仿佛上苍在展示日本人的罪证。
堆积或浮泛在湖泊池塘里的我国死难军民尸体，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被砍头、剖腹、挖心、火烧、割掉生殖器、肢解的、刺穿阻部或肛门的，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杀人场景，把南京城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这些尸体互相枕籍着，男女老幼混杂在一起，30万屈死的冤魂变成江边凄怨的浓雾，在南京城内外的街道上草丛间辗转徘徊，久久不散……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中，除了疯狂屠杀我国同胞之外，还有一项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的奸淫。
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认定：
“在占领后的第1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Jian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有的人称它为“南京屠杀事件”，有的却称它为“南京强Jian事件”。
其实，对于毫无人性的日军来说，强Jian和杀人是分不开的，这些野兽一样的日军在疯狂地泄欲之后，通常都是把被强Jian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日本军部在发给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秘密命令中，要他们禁止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中国的暴行。命令说：“兵土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谈出来是不对的。”
命令还引用了日军某中队长对士兵们进行关于强Jian以后如何处理的指示：
“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系事后将她们杀掉。”
对贪吝成性的日军来说，所谓“给以钱财”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将她们杀掉”，才是这个指示的起初含义。
命令中还不打自招地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Jian的犯人。”
在这些恶魔占领南京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妇下至七八岁的幼女被魔掌蹂躏和杀害。
幼女丁小姑娘，被日军13个人轮奸后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的妻子被日军奸杀以后，8岁的幼儿和3岁的幼女被日军用枪尖挑着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死，阴沪被插入竹竿。民妇陶汤氏在遭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有一位妇女一天之内竟被日军强Jian37次！被日军奸后的妇女，不是被割去Ru房，就是开膛破肚，还有割鼻剜眼，刀劈火烧，这类残酷无比令人发指的奸杀暴行，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
除了疯狂地强Jian杀人以外，日军干尽了一个强盗和野兽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所有罪恶行径。
身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美国人菲奇，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原原本本地记录在日记中：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击一群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烧，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南京这座美丽的六朝古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火燃烧了39天还没有熄灭，所有的商业区和主要建筑都成了废墟，全城3／1都被毁了。在焚烧之前，日军对南京还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掠夺。
日本军队不仅抢劫普通市民、抢劫外国侨民、抢劫难民区、抢劫商店，而且抢劫工厂机器设备，抢劫文物，破坏文化设施。
中国人民熟悉的大战犯冈村宁茨在1938年7月听了部下的调查汇报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进攻南京时，对数万市民，曾有过抢劫和强Jian等大暴行。这是事实。”
日军在南京城到底抢劫了多少东西呢？仅据抗战胜利后不完全调查：器具309万余件，衣服540万余件，金银首饰14，200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所抢劫的其他财富，如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破坏的房屋和商店，尚未统计。
日军的暴行连他们的盟友纳粹德国也自叹弗如。当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中，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Jian、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2月17日，恶魔们擦去刀上的血迹，换掉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外衣，揩亮了踏尸体的皮靴，排成整齐的队列，举起血红的太阳旗，簇拥着魔头松井石根，踏着血迹未干的南京街道，吹吹打打地举行入城式。
瘦小枯干的松井石根骑在高头大马上，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尸陈遍地，臭气蕉天，城内14处熊熊的大火，使这场皇军炫耀胜利的入城式变成了地狱中的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
洋人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
当东洋人高举着血红的太阳旗张牙舞爪地从四面人方向南京杀来的时候，南京城内一群善良而正义的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旗帜。而最先擎起这面旗帜的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大无畏的外国人。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35岁的校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面对国土沦丧，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20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安全区的范围从南京城内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到新街口为止。安全区内的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上红十字旗帜作为识别。
杭立武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450名警察维护秩序。宁海路5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
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当时各方商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双方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由15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17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20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安全区设立以后，中方严格遵守协议。中国军队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安全区，而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偌大的安全区内，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这个“上了国际保险”的安全地带。据估计，在日军攻陷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