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分队员，平时很少见到我有如此积极的态度，当时虽然顿感诧异，但没有表示反对，于是就决定侵犯那位女性。结果，那女性惨遭我们的凌辱。当然我也是罪犯之一，但是事后我眼见她被多人轮暴后的凄惨景象，不禁产生怜悯之心，觉得非常后悔。同时也想到昨天出动征收的，因为侵犯妇女，经被害人向宪兵检举后受到处罚的事情。
听说此地附近有许多宪兵，万一这夫妇直接去控告，我们全分队可能会受到处罚，但我又不想将他们杀害。事后有分队员建议说：“事情要如何处理？如果大多情的话，反而对我们不利。”我虽然听见了，却假装没有听到。当我正准备赶紧逃离现场时，不知是哪一队的班长突然跑来说：“小心，附近有宪兵。”说完就跑开。这位班长可能了解我们这件事会有不良的后果，才特地跑来警告我们。听到这个警告后，我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然而我没有勇气亲自下手，也不敢下令杀人。这时候柴田上等兵，体会到我的苦衷，于是指示分队员作好灭口的准备，我则站在远处观看。
说站在远处观看比较好听，其实我是故意逃避的。因为我不忍心看，所以就低头以双手遮脸，两眼紧闭。然而耳朵还能听到队员们杀死他们时喊出的强有力的“杀”！“杀”！声，以及他们惨绝人安的哀叫声。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一看，发现被绑在树上的那对夫妻，身上不停地涌出鲜红的血，我突然受到良心的苛责，但是内心却又卑鄙地辩解道：“这不是我的罪过，一切都是战争所造成的，”然后仓皇地逃离现场。这就是我所犯过的暴虐行为。
因为这次的战争而来到中国大陆的日军中，据说有一部分是“三光作战”的战法。“三光”就是“杀光、枪光、烧光”。亦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枪光，将人民居住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我在范围广大的华中战场行动时，曾经在许多地方看见被烧毁成瓦砾堆的市街和烧毁得只剩下焦黑柱子的村庄。但是眼见这种凄凉情景会感到哀伤的我，也在前后数年间的战场中，烧毁过无数无辜百姓的家园。
有一次，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某村庄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
当时我所属的大岳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随着接近南京，中国军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蓉前方不远之处呈胶着状态，于是部队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部的士兵，一行5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私自外出行动。我心中突然有一股不样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可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前进的命令。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的心去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己发生又不能不处理。如果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仅两个分队的实力，就敢进入敌方游击队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二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8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一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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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很可疑，”班长说着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
班长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越过土墙，到处放大，不久大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逃出。这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死尸。
战斗结束后，在火光照射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子，以及老婆婆、老公公。这种情景在火焰的照射下，更增加一股残酷的味道。
我在突袭行动中，内心激起一股敌忾心，不分男女老幼，见面就一枪刺杀，但等到恢复平常心时，实在不敢目睹这种惨状。到此地步，战场上的一切都疯狂了。随着罪行而来的是军队中流行的性病。在战时大量召集的军人中，有许多人是在国内就患有性病，而且在轮奸行动中，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在占领南京后，性病患者显著增加。
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可以用活人的脑浆来治愈性病的谣言。
有人煽动说：“一定要用活人的脑。中国大陆有数亿人口，牺牲些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究竟帝国军人和士民孰重？反正我们是以杀人为业。杀吧！”于是，喝望治好性病的人都已经变成丧心病狂的恶魔，我就曾经目睹杀人取脑的惨状。
有一次我在南京郊外发现3名军人把一位当地居民抓到一幢废弃的空屋中，活活把那人刺死，然后劈开他的头颅，取出血淋淋的脑浆来治自己的性病。从外表看，他们都在有妻室的年龄。他们的妻子万万想不到自己所信任的丈夫，竟会做出这种事，还以为他们是在参加圣战而感到光荣。然而，我没有勇气跑过去加以制止。战争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残酷下去吗？如今虽然已事隔多年，回想起来，我还是一样地不寒而栗，永远也无法抹去心中的这一层阴影！
屠夫的最后下场：谷寿夫伏尸雨花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和野蛮的搏斗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当人类文明大踏步地跨进崭新的20世纪的时候，人类文明和创造现代文明的人类自身却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摧残。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而其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无数城市田园成为废墟，使无数生灵遭到涂炭。
在由德意日三国法西斯挑起的这场世界大战中，举世公认的最残酷的法西斯暴行，要数纳粹德国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屠杀。但是，正义的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最大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其野蛮、残酷和暴虐程度却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主要是用一种方法，也就是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肆意屠杀。其实，从屠杀的方式上看，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是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结队地随时随地的屠杀，而且在屠杀之前大都对被屠杀者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摧残、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Jian、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屠杀方法包括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剜目割鼻、刺穿阴沪或肛门，真是五花入门，残酷之极骇人听闻。所以南京大屠杀应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极端发展的必然产物。
早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幕府时期，武士封建主就逐渐形成军事独裁政权。到12世纪，日本封建主阶级中形成了武士阶层，在武士阶层的基础上，形成了军事独裁政权——幕府，天皇实际上成了傀儡，延续了近700年的幕府时期，奠定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统治政权中的地位，同时，武士阶层中形成的以效忠统治者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的野蛮的“武士道”精神，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精神工具。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统治阶级把这种“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封建忠君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
在“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和驱使下，无数日本青年成为统治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成为这种“武士道”精神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惨死在日军刀下的义和团志士的鲜血、日俄战争中日军旅顺口大屠杀，直到抗日战争中日军南京大屠杀，累累白骨，笔笔血债，记录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了。
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是由日本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
众所周知，日本为实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野心，不断在中国制造“事变”，挑起战争。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13日，又制造了“上海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当局提出了“2周陷大同，1个月占山西，10天得上海，4周陷南京”，“3个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确定了“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日本当局以为攻陷南京，中国便会丧失斗志。所以自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京。1937年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确定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便说明，在加强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又策划在上海、青岛等地制造借口，扩大侵华战争。而上海是通向华中的门户，一旦被攻破，就“打开了通向中国首都南京的坦途。”
1937年8月13日，日军制造了“上海事变”。8月15日，松井石根对日本首相表示决心：“只要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1937年8月16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临时命令第452号》，其中就附有《上海及南京附近军事地志概说》。可见，日本当局早在攻占上海之前，就在策划对南京的进攻，并把进攻上海作为进攻南京的第一步。
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军事形势，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1937年7月以前，日军在中国境内的部队只有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后，立即于7月11日决定，从日本调3个师团、从朝鲜调1个师团，前往中国。7月27日下令动员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3月31日，撤销中国驻屯军，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军和第2军。9月11日，组成上海派遣军。10月29日又编成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新从本土调来的第10军。短短的3个月，日本便把15个师团投入到中国战场，华北7个师团，华中8个师团，兵力竟占日本准备动员30个师团的一半。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1月14日，属上海派遣军的第16师团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11月19日，第10军主力占领嘉兴。至此，松井石根的作战任务由原来的“保护侨民”变换成“挫败敌人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
“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怎样才能“迫使中国屈服”呢？那就是使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日军首脑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由于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日军首脑者的意图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由此可见，攻占南京，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这就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悉知针对中国首都南京而策划的恐怖活动”。
松井石根完全了解日本最高当局的意图，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余须谨奉大命，全察圣旨所存，惟仁惟威，举所谓破邪显正之宝剑诛杀马谡。”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则进一步证明，他便是南京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在该《纲要》中说：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行扫荡。”
什么是“扫荡”呢？经过八年抗日、倍受日本法西斯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日军“扫荡”的含意。抗日战争中，日军把对中国人民施行极残酷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称之为“扫荡”。日本出版的《广辞苑》解释得很清楚：“扫荡——铲除敌人之意。”
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在日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