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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6）
当然，这些不是我对红军路过乌溪小镇想要说的全部的话。我想看到红军真实的面容。虽然，他们仅仅是一个分队，而且是打了艰难战斗的分队，但他们毕竟是红军。他们并没有像石达开的队伍一样，在我们的这片山水间，留下一个漂亮而哀怨的小妾的孤坟。老君山桐子坡上留下了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女军医女护士的坟墓。我不想仔细描绘她们被活埋前，遭受强暴凌辱的全部情节和细节。但历史就是那样发生，而且，发生的时候，远比我们想象和描绘的情景，还要残酷得多。她们遭到灭绝人性的心灵肉体折磨，还是因为廖佐煌。关于廖佐煌的土匪、还乡团，怎么凌辱活埋红军女战士，我还需要仔细考察。红军路过我们家乡，是一支春天的序曲，早春的序曲。和所有红军到过的地方一样，他们唱歌，写标语，宣传革命思想，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会，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他们打草鞋，补军衣，征军粮，这些都有明确记载。他们召开会议扩大队伍，跟随红军队伍走了去的当地农民，大多数已经牺牲，只有很少的战士，现在还活着，而活着的战士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有的成了我们这个政权的高级干部，有的则成了受到我们这个政权某些不公正待遇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有的还住在光荣院里，带着一部曲折苦难的历史，和对光荣历史的记忆，享受阳光，安度晚年。
画家柳偃子认为，我的父亲刘正坤，或许，就是这样一位苦难而光荣的战士。
父亲（1）
我父亲刘正坤的经历，又是一段漫长曲折的生命河流。当年乌溪小镇“三剑客”刘正坤、柳如风和廖佐煌，是儿时的伙伴。他们的孩童顽皮时代，和乌溪小镇的山山水水血肉相连。因为争抢那位来自深山山寨会唱歌的布衣族姑娘罗乌支，使他们分道扬镳。和他们青春岁月紧密相连的那把神奇的“翼王剑”，也因此天各一方。阅兵场上的决斗，是他们各自命运的分水岭。那时，春天已经来临。布依族山寨三月的歌会，已经偃旗息鼓。和布依族山寨隔河相望的中药世家刘家祠堂院坝里，正在翻晒川乌草乌当归黄芪的刘家主人佣人，突然发觉晒场上缺少了他们之中一个叫瘦狗的儿子。那个年过十六高挑白净的儿子，瘦狗刘正坤，从头至尾都和来自乌溪小镇的小伙子柳如风、廖佐煌一起，歌会上转悠。整个寨子没有谁知道，就是他们仨小子“掳”去了山寨的女歌王，而此刻，他们正在为这个女歌王的归属，偷偷连夜划船出山，来到乌溪小镇万年台阅兵场上决战。那时，乌溪河两岸，一片葱绿，万年台阅兵场周围的桑树林里，百鸟鸣唱。廖佐煌拉出自家的战马，仨小伙在阅兵场上骑着快马挥舞宝剑，而那个布依族姑娘则站在阅兵台旁边的洋槐树下，娇滴滴地观战。至于这场决斗，有多少人围观，他们的父老乡亲，怎样瞪着欣赏的眼目，看着这群在他们眼中还不懂事的孩子，骑马挥剑，做着成｜人的游戏，我们没有在历史书上看到任何记载。我想，春天属于少年。为了姑娘而战的阅兵台上的春天，在仨少年心中，其身姿英姿，本身就是一种春天的故事，和生命的完美。也许，他们挥剑决斗的姿势，和他们混进布衣族山寨里去唱歌跳舞，偷偷望着他们心中的歌神美神，一样展现着那个时代的民族风情和生命风情。尽管这场歌会之前，就有土匪要来抢亲的消息，尽管歌会不久，一年，或者两年光景，红军的队伍，就路过了涞滩码头。我想，土匪也好，国军也好，石达开的部队和红军战士也好，他们不过是一些牵动着乌溪小镇人们神经和心灵的符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分配女人。这场决斗的结果，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眉心上有颗很大黑痣的小伙子廖佐煌取得了胜利，他不仅得到了那把宝剑，还得到了那个布衣族姑娘，作为他第一个正式的女人。对这个结果最不服气的不是柳如风，而是瘦狗刘正坤。虽然他们都又高又瘦，他们合起来围追堵截，也没有战胜矮壮的廖佐煌。瘦狗不仅失去了最该属于他的布依族姑娘，还失去了祖传下的那把“翼王剑”，因此，这个不服输的来自山寨刘家祠堂中药世家的后生，居然追到万年台背后的青松林里，那一片岩石丛中，双方赤手空拳，你死我活，较量了半个时辰，瘦狗刘正坤终于把廖佐煌摁倒在巨大的怪石窝里。廖佐煌挣扎起来，猛地抱着刘正坤的脑袋，咬下了一小块耳朵。逼急了的刘正坤捂着耳朵，奋力夺回“翼王剑”，可惜用力过猛，只夺回了一个空剑盒。廖佐煌举剑向刘正坤砍来，柳如风掩护刘正坤夺路而逃，腋下还捱了重重的一刀。这就是他们当初留下的是非恩怨。刘正坤是柳如风的表弟。他们之间感情很好。经过这场决斗，他俩感情更加深厚。瘦狗刘正坤从小和父亲上山采集草药，已经对常见草药的药性药理略知一二。他们连忙上女儿峡采集治疗刀伤毒蛇咬伤的特效药，敷在自己的耳朵和柳如风的伤口上。还在后来，也是一个明月夜，和柳如风一起，偷偷摸到乌溪小镇对面的桑树林里，用那把宝剑盒勾引了，或说是采取逼迫恐吓的手段，和桑树林里的一位桑家的姑娘成亲。桑家姑娘和柳如风结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柳水灵和柳水英，这是后话。他们这桩宝剑逼来的婚姻，又引出了另外一些男女的命运。而柳如风的表弟，在这场抢夺女人和逼迫婚姻的战斗中，除了英俊的脸上脑袋上，残缺了一小块耳朵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刘正坤，后来，带着石达开留下来的“翼王剑”空剑盒，那是凝聚着石达开小妾佘三娘和那个多情的涞滩码头小船工生命与爱情悲剧命运的剑盒，参加了红军。不知那时他知不知道，那把“翼王剑”凝聚着他祖辈的耻辱和光荣。
父亲（2）
作为红色家族，我对父亲的印象，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荣耀和风光。在我记忆中，曾无数次穿过枪林弹雨中的父亲，从来就是一位干瘦而苦难的老人。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处伤疤，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炫耀。我完全知道，如果采访，真实地把他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一定比我们在任何一部党史军史上面看来的细节和情节，要生动得多，形象得多。我不忍心仅仅从绘画的角度，来观察他留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细节和情节。单就当初在万年台阅兵场上，和廖佐煌决斗的那个高挑小伙子，他那张白净的脸皮，究竟是怎样消失？怎样在一次次战火中熏烤，变成一块坚硬的岩石，灰黑中透着酱红，而且，在我印象中，这种颜色，至死都没有改变。我想，我可能会放弃绘画，而选择带兵打仗。要不是八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在躲避“文革”武斗炮火的同时，又接触了一对画家易安和莫尚，成了我绘画的启蒙老师，我可能还留在某京的某一军队大院里成长，顺理成章去当兵。我知道，父亲的老上级，某某副部长的儿女们，在那场风暴中，父母被关押，孩子们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后来都特招到了部队上，其中有一个年长我大半轮的姓吕的小六子，还在部队混出了名堂。现在，已经在某某舰队当上了少将。虽然，我知道这些世事的变幻，和我父亲身上的伤疤，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必然就有自己的道路好走，每条道路往前走一步，都会产生必然的结果。走路者本人，对选择道路走下去的目标和处境，他通过这么走路，究竟会得到什么，往往一无所知。比如，我父亲脸色的变换，大概是过草地的时候，翻越夹金山吧，脚和脸都冻烂了，红肿得使人害怕，咦，大西北的太阳一晒，老痂脱落，又长得细皮嫩肉的。后来上抗日前线，大概是运炸药去炸毁通往太原的一个无名火车站，铁轨炸了，车站毁了，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不小心点火早了，没跑得赢。父亲他们那个班的同志全部炸瘫，只有父亲和他的班长，满脸焦黑浑身着火地从自己人制造的火海里冲出来。留下命就不错了。从此，父亲的脸色，就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尽管他一直在后勤部门工作，他身边就有担架队医务所，草草包扎之后，他又活了过来。那时战事正紧，他也没有在乎怎样修补自己脸上的伤疤。直到他的脸，十多年后，在上甘岭，或者后来的某某高地，那场著名的恶战中，有人说是因为他运送补充弹药，有人说他舍身救战友，被炮弹轰起来又落进很深的坑道里去，烤得焦糊。我知道，他不在乎特殊的战斗经历给他带来的脸色变换。或者，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好生在乎自己。他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不，是和死神紧紧拥抱。他的确记不清身上究竟哪儿中过子弹和弹片，在我心目中，他几乎就是战神。此刻，战神衰弱，或衰老了。他身上最使人感动、激动的伤疤，和酱紫酱红的脸色一样，恢复了平静。虽然，在我记忆中，他从没有像健康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许，他住在某京东郊某军医学校背后某一风光秀丽的院落，说不定我也曾在这个院落里长大。说不定那样的院落，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军队或者地方的敬老院或干休所。那栋暗黄小楼，就是我的家，栖身的和心灵的家。几十年征战生涯，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金光闪闪的勋章。虽然，那些勋章在我们家的某一朱红木柜和壁橱里珍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一天到晚都在往鼻子里喷着药水。他的鼻梁很高。我知道，那几乎是他唯一留下来的美男子的标志。也许，的确，他曾经是一个美男子。说不定他究竟是不是美男子，还不仅仅只有被廖佐煌抢去的那个布依族姑娘才能证明。可惜他那高高的鼻梁，在我眼里也不对称，有点变形，鼻孔左边大，右边小，而且左边的大鼻孔如刀砍斧削，很是好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