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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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花-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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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水山坐到炕前的凳子上,瞅着桌上的剩饭问:“仲亭哥出差回来了?”
  “啊……”她有些脸红,沉吟一霎道:“大兄弟,你还不知道你哥的身子?肩膀的伤口又发啦!”
  “发啦?”江水山惊疑地说,“那伤口好了有两个年头……”
  “唉,谁知道呢!”孙俊英忙插断他的话,“这几天伤疤又发紫啦,怕是挑东西压坏的。今早上派他去抬担架,我把干粮都预备好了,可谁知他……大兄弟,我怎么能让你哥去呀?
  要不,你们好批评我不爱惜荣誉军人啦,哈哈!“”那他上哪去啦,还不回家吃饭?“水山的声音很沉闷。”他那人的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孙俊英两手在胸前交叉地握着,很轻快流利地说道,”他的手一时也闲不住,老想多打点粮食增加生产。我看哪,不是你嫂子夸女婿,下次选劳模,你仲亭哥真能算一个……“
  “下地这时还不回来?”水山的声音有些烦躁了。“唉!”她叹息地说,“怕是在西岗上开那点荒,你还不知你哥那牛脾气?一件活干不完是不住手的。”
  江水山生气地说:“出差怕累,下地倒不在乎。”“啊,大兄弟!”孙俊英急忙插上道,“说起来你嫂也生气,他呀,就是那个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呸!你这猫东西……”她忽然叫着,奔西间赶猫去了。
  江水山的耳朵比一般人的都灵敏,他可没听到西间有任何一点响动。他心里很烦闷,很生气。
  江仲亭和江水山是叔伯兄弟。一九四一年春天,水山鼓动了仲亭,甩下给地主干了五年长工活的镢头,一块参加了八路军。弟兄俩一直在一起。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一场攻打县城的激战中,江仲亭为抢救负伤的排长江水山,也挂了彩,两人一块进了医院。当失去左胳膊的江水山复员回到村,江仲亭已在家结婚三个月了。对一个穷哥哥成了家,水山当时感到高兴,两个人——应该说加上嫂子孙俊英——来往仍是亲切。可是水山越来越觉得仲亭变了,他只顾种自己的地,搞自己的日子,不愿当干部,很少过问村里的工作。水山和他谈,批评他,仲亭软绵绵地应答着,但行动依然故我,没有转变。水山有时火了,跟他吵嚷,可是仲亭闷头听着,想打架也打不起来。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对于嫂子孙俊英,江水山也说不上冷热。她在村里是妇救会长,党内是宣传委员,工作积极,嘴也能讲。他有时对她的工作满意,有时对她的絮叨又很厌烦。孙俊英向党支部和水山声言过,江仲亭这个党员包在她身上,她一定使他落后不了。当然啦,做思想工作不能急,她要慢慢来……“啊,大叔来啦,这末快!哦,后面是江合叔呀!支部书记、指导员在前,组织委员、村长压后,配搭得真好!哈哈……”孙俊英这一阵尖利的说笑声,把江水山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一看,曹振德和江合走了进来。
  刚坐下,振德就问留在村里维持工作的妇救会长孙俊英:“今天村里有哪些事?”
  “呀,可忙啦!一整天,我腚没沾座!”孙俊英响亮地回答。
  村长江合抽着烟,插嘴问道:“拨给县上的那批柴禾搬走了没有?”
  “柴禾?”孙俊英打了个嗝,不自然地笑笑,“那些事都由副村长顶着办啦。我有事离开村公所……啊!对啦,”她口齿又流利起来,向振德说,“老东山找我啦。”
  “么事?”振德留心地听着。
  “还不是他自个的事!”孙俊英忿忿地说,“那个老顽固,自私自利的家伙!为谁把他的麦苗踩了几摊,就扭着脖子找干部。叫我好一顿戗,顶得他没话说,撅着胡子走了!”她最后还学了学对方的样子,得意地格格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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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德挤了几下发红的眼睛,口气严正地说:“俊英!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不论群众有大小事情,咱当干部的都要管,不然人家要咱们干么!咱更不能为人家落后,向他耍态度。”
  几句话说得孙俊英满脸通红,很是不自在。但转瞬间她又抿嘴笑了,说:“大叔说得对。我当时对东山叔也没怎么样,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欠妥当啦。”
  “踩庄稼也不是小事。麦子正要拔节,很脆,剜野菜的孩子又多,要和大伙交代一下。”曹振德考虑着,对江合道:“我看明天在广播台上喊几遍,叫大伙留上心。”“对。”村长应道。
  本来是七个支部委员,参军走了三个,再没补选。这样,人就算齐了,支部书记曹振德宣布开会。
  会议的内容,除孙俊英外,其它三人都在区上开会知道了。曹振德向孙俊英传达了一番,大家就具体研究扫地出门的地主对象。
  一连讨论过蒋子金等三家地主,大家都一致同意扫地出门。可是数到地主蒋殿人名下,事情有点棘手了。知道蒋殿人者,叫他名字时,前面定会冠以“老村长”,本村的人甚至省掉名字,只叫“老村长”。他这村长当得确实老,村里三十多岁的人,从能记事时就是蒋殿人当村长,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才不当了。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上发生剧烈的变化,区长、县长直至专员、省长都换过不知多少次,可是蒋殿人当的村长,却象座山一样,尽管一年四季青黄霜雪地改变着颜色,山依旧是山,不动位置。
  蒋殿人的田地、山峦在地主中间算是最少的。一开始划成份,还有人说他是富农,不够地主。他只出租少部分土地,虽说雇长工,但他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特别是蒋殿人当了多年的旧村长,看起来没有欺压过乡邻,倒肯解人之危,为全村着想。一九三五年蒋殿人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虽说工作不积极,当年冬天的暴动失败后就脱党了,但也没见他做过坏事。抗战后,这一带成了根据地,经他积极要求,恢复了党籍。到一九四四年,政府号召地多的自动献出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蒋殿人不执行党的决议,拒不献地,被开除出党。从此也就结束了蒋殿人“老村长”的职务。去年土地改革时,蒋殿人的部分田地、山峦也被没收了,在他家当过长工的人,也揭发出蒋殿人的一些剥削手段来。大部分群众也知道财主都是喝穷人的血养肥的,蒋殿人也不例外。然而,人们对他还是不象对其他地主、恶霸那样仇恨。这次扫地出门的政策很明确,除了个别实在开明、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分子外,一律不放过。
  会场上沉默着。江水山深埋着头,手在抚弄枪皮条,心情异常紊乱。人们都知道,江水山的父亲江石匠,曾被蒋殿人救过命,虽说石匠还是死了,但这救命之恩,水山母亲永远忘不掉。水山父亲死后那一年,家里受蒋殿人接济过,虽说东西寥寥,可是人情重呵!水山母亲叫孩子认恩人做了干爹。直到现在,每到逢年过节,水山母亲总拿些礼物到蒋殿人家去,流着泪说些感激恩人的话。就为此事,江水山一贯开会发言打冲锋的脾气,受到了抑制。
  孙俊英瞪着明亮的小眼睛,目光非常活跃地从这个人脸上跳到那个人脸上,嘴半张半掩,随时准备接别人的话头。这也是她的老习惯。
  年近五十的江合,不急不慢地抽着烟。此人日子过得中等,肯操劳,心肠软,见人家个笑脸,就能把要骂的话变成亲热的问候。他考虑了一阵子,试探地说:“依我说,蒋殿人的事还是问问区上吧,好吗?”
  “对,这是个好办法!”孙俊英立即响应。
  “上级也是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咱们做具体工作的心里都没个数,上级根据什么说话?咱们怎么领导斗争呢!?”曹振德的口气中肯而坚定。
  “可也是,”孙俊英随声应道,笑着对江合说:“组织委员,做工作要有主心骨啊!”
  “蒋殿人和别的地主没有两样,”曹振德说,“也是靠穷人养肥的。这家伙是笑面虎,他装得那末老实,还参加过党,都是为自己保命发财。我的意见,扫地出门!”
  “这——”江合抽出烟袋,有点吃惊,“我看老村长和其它地主有区分,开明不够是事实,可他也做了些工作。要说他反动,倒值得斟酌……”
  “什么!地主不反动?”江水山陡然抬起头,粗声喊道。江合含笑地说:“水山先别急,我的意思是要看具体对象,搞过火了,不好收场;搞宽点,还能重来。对吧?”“不对!和反动派犹犹豫豫,那就是向敌人让步!”江水山坚决地回答,“我同意支部书记的意见,扫蒋殿人出门。”“我双手赞成!”孙俊英紧接上说,“我领头打冲锋!”江合失去笑容,严肃地对江水山说:“水山哪!蒋殿人对革命好坏不说,人家可救过你爹的命,也是为救咱共产党员。私情咱不能讲,可人要有良心!”
  江水山的心象被针刺了一下,脸涨红了:“组织委员!这不是发慈悲的时候。听党的话,”他站起来,激动地用手扪了下心窝:“就是我江水山的良心,就是生我的爹妈,也不能放在党上面!”
  “江合哥,”振德的脸色很深沉,“遇事要从根子上看,不能光凭自个的心思。你对蒋殿人可怜,就没想想受他压迫、剥削过的人?就说在他家当了三十年长工的冷元哥吧,血汗不是叫他吸去的吗?……”于是,振德列举了一些蒋殿人表面装好人、实际上剥削人的事实,“蒋殿人救过水山他爹是不假,那是组织的指示,同时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危险。可尔后呢?他不是脱党了吗?一九四四年叫他拿出几亩地都不干……事情明摆着,蒋殿人的‘进步’不也是为他自己着想吗?江合哥,咱们是老相好了,你在抗战期间为革命出过力,经过生死,没含糊过。可是自抗战胜利以来,你有些变了。老哥,你的日子比俺们强,没受过那末多罪,可是也吃过苦,是老党员。咱可要对得起党和革命,别软下去啊!”
  江合没回答,低下头,抽着烟发闷。
  “我是该挨批评,遇事老向软处想。”过了一会,江合承认道,“我寻思对地主斗得差不多了,蒋殿人参加过党,也老实,有些不忍心……”
  “你不忍心他,他可忍心你!”江水山恼恨地瞪大眼睛,手握着枪柄,“敌人老实,是怕我们的枪!那些兔崽子一点人性也没有,杀了我们那末些好同志。依我说,现在上级的政策还软了点……”
  “水山兄弟,你不满意?”沉默了好长时间的孙俊英,听到水山后面这句话,她发生了兴趣。
  江水山挥了下手,坐下去,说:“当然,这里边有道理,党是对的。”
  孙俊英有些失望地轻瘪了一下嘴。曹振德问江合道:“你的意见?”
  “同意大家的,斗吧。”江合回答道。
  接着,又确定动员四家富农拿出一部分田地和山峦;研究了斗争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支委会决定明天召开党员大会,在党内统一认识,然后充分发动群众,大后天就开始与地主阶级短兵相接的战斗。
  散会时,曹振德对水山说:“多加点岗哨,注意监视,不要动草惊跑蛇。”
  “没问题!”江水山拍着腰间的驳壳枪,“民兵们听说干地主,劲头可足啦!反动派一个跑不掉,东西也藏不了!”
  父亲死的那年,江水山十二岁。当时的情景,至今他还记得很真切。
  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初四,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区委员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揭竿而起,被苛捐杂税、残酷的压迫、剥削逼得在死亡线上喘息的人民,纷纷响应,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一夜的工夫,黄垒河沿岸七八个村庄就燃烧起来了。这火种是江石匠从昆嵛山中接来的,他成了这几个村子的党的领导者。水山记得很清楚,漆黑的夜里,狗吠四起,街上人声鼎沸。他和母亲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上一看,只见火把密竖,照得大街通亮,人群围在十字路口,听一个人在讲话。那声音象敲击古钟发出来的,高亢洪亮,激荡着人的肺腑。水山一听就知道讲话的是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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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石匠站在高高的碾盘上,腰插短枪,身背大刀片,紫红的刀穗缨在火光中闪耀。他激动地向人群呼喊道:“乡亲们!抬起头来,看清俺们是谁!那些坏蛋叫共产党是‘共匪’,是红鼻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你们瞧瞧,俺江石匠就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咱们穷哥们的骨头……”人群哄乱着,叫嚷着……江石匠讲过反抗压迫和剥削、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打倒日本鬼子与收复东北三省的道理以后,接着抽出大刀片,举在半空叫道:“走,想活下去的就跟俺们干!去把区公所收拾掉!走啊!乡亲们!”
  江石匠和他的一组党员,领着跟上来的群众,当夜攻垮区公所,枪杀了无恶不作的区长。起义的人们缴到了武器,又收拾了乡政府。当时的乡长是山河村蒋子金的父亲,这个依仗官势、血债累累的地头蛇,被暴怒的人们活活地埋进沙坑。第二天早晨,当山河村的人们刚出门,眼睛立时睁大了。在旭日东升的晴空里,在村中间小学校的高屋顶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旗帜上绣着黄|色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九个大字。
  鲜艳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的红旗只高扬了一天。当日夜半,官兵包围了山河村。江石匠掩护同志们冲出了敌人的封锁,他攀上屋顶,将红旗扯下裹在腰间,准备冲出。不幸,石匠身中两弹,从房上翻滚下来。曹振德和江合发现了他,将他送回家里。
  官兵在地主分子的指引下,挨门逐户搜捕,情势危急。水山帮母亲把父亲藏进菜园的草垛里。敌人来抓未获。住了几天,敌人搜捕更紧。蒋殿人奉组织的指示,要把江石匠送到山里去躲避。
  就这样,蒋殿人把江石匠背走了,交给了组织。
  过了一个月,江石匠在山里和别的七个党员一起被敌人逮捕了。又过了七天,牟平县城楼上挂起的标着“共匪魁首”的头颅中,有一颗是江石匠的。
  这次席卷昆嵛山、黄垒河的红色风暴,被统治者疯狂地扑灭了。血腥的屠杀持续了大半年,仅山河村就被枪杀九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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