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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根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出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操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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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3）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体制下，朝鲜国的足球水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部，韩国足球却在职业体制下生龙活虎。
（三）私欲论——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欲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管它动机如何，没有私欲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进取欲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果强求一个资本家投资足球完全是为了足球本身，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像皇马、AC这样的强势俱乐部。
我并不怀疑程建国先生所说中国足球“投资人”其实是“投资权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从王健林到杨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张海甚至遥远地区的李志民，其实都是从投资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经得到某种足球之外的回报——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确确实实在推动了地区足球的生存和发展就行了，即使他们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要抽身而去，也必须承认在资本投入某个地域对这个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逻辑关系。
贝鲁斯科尼是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默多克是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球技艺还是追逐足球能给他的传媒帝国带来的效益？还有阿布，还有佩雷斯，甚至还有阿维兰热、布拉特以及萨马兰奇、罗格。现代体育、职业足球发展到当今这样的商业高度时，有什么理由向资本家、政治家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像旷古时代的圣人一样澄明无邪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对。
一个必然要在这场革命中澄清的问题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纯粹的动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了私欲就不能革命？
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徐明不那么纯粹，张海不那么纯粹（注：他甚至现在还被抓了），国安有自己的私欲，但一个革命战线的形成难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吗？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于私欲，没有私人的欲望哪来革命的初生，当这些私人欲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时，当这些由私欲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时，它就是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规律。
水泊梁山108条好汉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杨志一怒杀了泼皮、石秀抓烂别人的豆腐、时迁见色心动、鲁智深想的就是吃肉……李自成这么彻底的革命也充斥着私欲！刘宗敏与郝摇旗争抢陈圆圆，牛金星与李信文人相轻，李过与宋献策反目成仇，就连李自成最初的革命动机，也不过是一个陕北娃子肚子饿了要打家劫舍而已。
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动机永远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你不能要求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不能要求朱德在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时脑海里就浮现出1949年10月1日的盛大景象，甚至不能要求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时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到革命动机都纯正了才能革命，只能被人革了命。
因此，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正是徐明、张海们还不够赤裸裸，还不够公开地说出利益的症结——才导致所谓“中超”从一开始就成为先天机制错误、被迫后天“造反”弥补的一桩烂摊子。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英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正是由于曼联、阿森纳一干豪门要赤裸地争取利益，正是阿布拉莫维奇、默多克拎着钞票要攫取足球之外的一些至关利益。
“动机不纯”？好一个以革命的口吻反革命的标语。私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私欲都是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四）最后的共识——
（我们争吵得太久太多，但我们总应该拥有最后一个共识，都活不下去了，不改行吗？）
“人类向善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可能；人类向恶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必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民主不是炫耀的招贴画，它必须是制约人性恶的基本制度，而且我们能争取达到它。虽然楼世芳先生严厉地嘲讽了中国足球这场民主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要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们想拿革命招摇，而是中国足球如果不来一场变革真的将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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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4）
因此我有一个本文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把这场风波当成“革命”，不管是否有卫道士声色俱厉地斥责这是“反革命”，我问：“在中国足球这具躯体前，我们之间有没有共识？”
有没有共识？有！这就是对现状不满，认为中国足球不改不行了，中国足球必须换个活法才行了！如果拥有这个共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干”而不是“干还是不干”？否则会很无聊甚至无耻。
嘲讽和批评这场革命的人出于“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来弹劾徐明、张海们，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群人既不配革命也拿不出完美的革命办法，因此就不会有成功的明天。对于这些怀疑论调者，我的回答是：
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真理式的、圣经式的文件等待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我们都承认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路线拯救中国足球时，只能选择“最不差”的方法和路线，也就是选择我们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最接近成功的法案。现在，参照成功的欧洲足球先进国家的模本构思的“职业联盟”是“最不差”的。
二、如果你认为你有更加“最不差”的法案，请你拿出来。但有言在先，像楼世芳先生那种认为“最好的革命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或董路先生那种“只有圣人才能救足球”甚至程建国先生那种鸡贼文人式的虚无哀叹请勿当成法案端上来。
三、既然上述三先生（以及背后代表的人群）都以进步者自居，当这场革命到来，请勿叶公好龙，任何要求革命以及革命者完美无瑕的作法并不现实，因为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发生的这场革命，而且，骑在革命的墙头上向革命扔砖头——不觉得有点卑鄙吗？
在中国足球最危急的关头，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只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足球必须改变！革命，才能活命。
（）
李承鹏
2004年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大宝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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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元年的一张白条
大约从10年前或者更早，朱广沪就不吃肉了，在他的寝室里除了堆积如山的足球录像带，就是一盒又一盒的饼干。这个素食主义者从一盒饼干到另一盒饼干，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
大约从10个月前或者更早，深圳队就不发工资了，在未曾夺冠的这段路程里，他们除了时时感受到高层抽疯式的震荡，就是隔三差五领取些“空头支票”。这群捏着白条打工的民工们，从一座高楼到另一座高楼，从一次比赛到另一次比赛。
11月24日晚，深圳队夺冠了，首届中超冠军的头衔与其说是一次荣耀上的褒奖，不如说对一群民工艰苦挣扎后的抚恤。那天晚上与郑智在“粑子火锅”涮着毛肚，郑智说：“我们就是这口锅里的毛肚，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赛季不发工资还夺得冠军的球队？”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尼日利亚军政府内乱时有过6个月没发工资的先例。
我认为，中超冠军贬值了，但深圳夺冠却没有贬值，虽然这样一个中超冠军怎么看都像一个绝妙的锦标讽刺，但在缩水夺冠甚嚣尘上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从足球意义还是人性意义而言，这个冠军都是他们艰苦打拼出来的，李伟锋、郑智、李毅、朱广沪手里可能捏了很多张白条，但冠军名次却不是白条。在大连实德被罚6分退出竞争后，惟有深圳健力宝有能力代表2004掠下最高山头。翻开健力宝队出场主力名单和技术统计，这是一个以超强稳定打法和实力派路线获得胜利的球队，以中国足球的缩水而否定深圳队的努力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没有人性。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在混乱不堪，前途沓然的中国足球背景下，深圳健力宝毕竟凭借朱广沪的人格魅力以及那一干弟子“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气息为这座原本要抛弃他们的移民城市拿下了第一座冠军奖杯。深圳这座被抛弃的城市，已好久没有在中国拿过第一了。
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4个冠军，它没有产自足球基础浑厚的大连、山东，也没有产自烧钱如烧纸的上海，在8个月无米下锅的时间里，冠军从朱广沪那种很江湖的个人气息中慢慢孕育，无论阎世铎的“政治足球‘还是革命派的“金元足球”理论与这个冠军的产生无关。它像一个难产儿，要么自生，要么自灭，但凭借很原始很粗糙的生存欲念获得了冠军——哪怕未来它将为此付出高昂利息。
与阎世铎无关，与张海无关，与中超无关，与还在纸上的“职业联盟”无关，它是那样的游离于中国职业足球体制之外，你甚至可以怀疑这是那支在巴西丛林里逗留下来的残存部队时隔8年后的一次还魂，那个计划经济的余孽杀将回来，报仇了！
所以，之于朱广沪、李伟锋、郑智、李毅、杨晨，这个冠军并没有贬值；之于中国足球，它却大大贬值了——阎世铎在2000年底“深圳会议”上鼓吹出来的宏大叙事般的中超概念，却这样被一支浑不吝的球队用最原始的办法拆散得七零八落，没有政治，没有金钱，没有口号或莎士比亚名句。一支父子兵用义气、用防反就可以完成阎世铎耗资数十亿，历时4年描绘的蓝图。
“中超元年”为捏着白条的民工所创造，就是对所谓“中超”豆腐渣工程的绝妙讽刺。
然后做鸟兽散……一群民工在修建了一座中超楼盘后各奔东西，带着生活的心事和事业的绝望去盖下一个楼、接下一张白条，或在次一年的中超分崩离析，或在A3联赛中被日韩球队打得落花流水。
再过几天，阎掌门就将拿着厚厚一叠文件描述未来的中超改革了，就像拿着厚厚一叠白条，好诡异的图像——欢迎下一个白条冠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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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仇杀，没有德比
据说天很冷，据说地很滑，据说故事沿着《大上海。1937》或《无间道》的仇杀顺江而下。但终结者却是东北青年张玉宁。外乡人用自己的暴躁方式了段属于上海人的缠绵恩仇。甚至用地道的沈阳口音为上海式进球仰天喊一声“整啥呢，我靠”。
当吴金贵红着眼睛却推说“风吹的，风吹的”时候，当成耀东言不由衷地“向老大哥学习”的时候，当申思顿悟似的说“这球没法踢”的时候，当李明像沙漏一样漏过来球的时候，每一次炒作得到了炒作应有的结果，每一种胜负归附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站在上海人的立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