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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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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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整个社区属于那种你踏进一只脚就肃然起敬甚至觉得前30年白活了的地方。
  但我哥们的哥们儿4年工夫就老了一头,以前他是记者队的强力中锋,现在背似乎佝偻了、头发也没以前那么茂盛,为了凑足60万美金买下这“大耗子”,他被吸干了人生的灯油,他按揭的是房子,但我觉着他把他整个的人也按揭进去了。哥们生活很拮据,他请我们吃的晚餐是粉条、白菜炖骨头汤,怀疑骨头是从打工的餐厅带回来的,因为美国人不吃骨头,喝的二锅头是我们偷偷带进海关的,因为美国的酒贵,花园里的草坪也只种了1/3,他悻悻说:因为养护费太贵。
  哥们为了那美国“耗子”的人生理想,辞去了很火的电台工作,到美国后先帮人当司机,后又去唐人街包饺子,再后来又去当中文家教(其实我另一哥们儿甚至帮私立医院背过尸,他曾恶毒地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活赚钱啊,别说背尸,有钱奸尸我也干,事实上上述几种工作他有时是兼着一块干的,“还有20万,估计还得干10年,还完房贷我就回国”),我算了一下,10年之后他已50多岁,连骨油都被理想熬干了。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2)
这时,他那在华人旅行社打工的妻子回家了。那情形是后来看了《手机》后才深刻感悟到的,就是吕桂花30年后的模样——当年的蜂腰已有黄桶的趋向,当年天鹅般的脖子暗藏摺子,为了尽量挣钱还房贷,美人儿已如黄花去…… 但是我惊谔地发现,客厅中仍然有一架钢琴,很贵的那种。
  为了理想的代价,生活中一茬茬涌现吕桂花。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房子为人服务,还是人成为房子的奴隶,把你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按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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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骨头熬成的一锅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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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1)
我一直怀疑,把“住到乡下”搞成一种时尚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诱惑——蓝天、白云、草坪,孩子们在和那两条“哈士奇”嬉戏,太太在整理玫瑰园的花朵,而我,叨着烟斗斜躺在木制阳台的藤椅上,懒散中透着从容地看着某份主流报纸的财经新闻,最好的设计是看到一半时扔下报纸叹一声:“股市诡谲啊……”
  这样的图腾想象一直蛊惑着我,那年看王志文、许晴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男主角建在郊外白桦林中的小木屋和当时还美得不可方物的许晴共同构成了强刺激,它符合东方陶渊明式的桃源遐思又紧扣时代的波希米亚节奏——直到前年碰到一号称在那剧组干过的人,才知道剧组在拍摄期间一直啃方便面,因为离城太远,生活极不方便。
  人类的行居轨迹远远不像圣人和诗人描绘的那样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一种无聊的轮回,从乡下到城里,从城里到乡下,如此而已。但我们仍然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片子推动着,向往去一片明媚、洁净、有序、富饶的小镇居住,矢志不渝。
  老朱实现他美国式居住梦想时是36岁,地点:华阳,代价:按揭20年。虽然是两户一幢的联排别墅,但这个遗憾很容易因为其它正面因素而忽略不计——他拥有了一处草坪,拥有了从一楼至三楼窜上窜下的快乐,拥有了早餐时坐在落地窗前把刀叉碰得叮叮当当的音符……那几天他常给各路朋友打电话,故作漫不经心地通知对方:欢迎到乡下来做客。“乡下”两字他咬得很重,而且打给我那次,这两字甚至特别动用了普通话。
  老朱开始索然无味是在入住1个月后,继而烦躁,继而愤怒。实际情况是:老朱并没有怎么享受躺在草坪上的惬意,倒是因为一次美国式的烧烤晚宴而格外失意,粗鲁而没见过世面的哥们把鸡骨头吐得满草坪都是,再由女宾们的高跟鞋把冬季草种踩得满目疮痍;一楼到三楼的奔波辛劳逐日递增,不仅叫女儿下楼吃饭显得无比麻烦,甚至从储物室搬床被子到主卧也遥远得像西天取经;最要命的是距离产生寂寞,前几次老朱还开着“马六”将亲朋们迎来送往,但终于他挺不住了,客人们也挺不住了——按照理论距离,如果取消成都所有的红绿灯和堵车,华阳前往市区只需20分钟,但现实与广告不一致,加上可以理解的心理距离(同等时间内去趟华阳比在市区里溜达要遥远得多),所以门前冷落鞍马稀,所以老朱如今晚间主要是在家中守着各类电视节目,从CCTV的“新闻联播”到SCTV的“电视点歌”,直到“再见”,直到斑马条或雪花点…… 他怀疑自已会提前老年痴呆。
  老朱在寂寞中悟出的道理是:虽然乡下无比美好,但人是需要社会的,而不是社会需要人(除非你是一个需要每天被人民渴望觐见的领袖),住在乡下伸手不见六指,抬头不见乡亲,真他妈有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被孤立感。
  悲剧是这样开始的:在冬天里最后一根草儿行将枯死的时候,老朱动了养一群鸡的念头,“母的可以下蛋,公的可以打鸣,热闹而温暖”——于是一个美利坚中产阶级式的居郊梦想,将随着第一枚鸡蛋或第一声破晓的降临,最终堕落成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老农的田舍生活。
  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还真不容易。老朱出生在苏北一农村,村里就出了他这一个大学生,当村长的爸爸希望他有朝一日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怎么辛辛苦苦36年,我老朱又回到了村里?”老朱诧异地思考生活,脑子有点混乱。
  与老朱“联排”的邻居叫老孙,老孙比老朱乐观,老孙也比老朱有钱,老孙的乐观与钱财促使他想要自已比老朱做得更有品位,比如老孙80多万买的房子光装修就花了100万。如果你进入老孙的别墅,会发现4间厕所里纷纷安上名牌电视机,殷勤而准确地正对着马桶(马桶坐垫是真皮加热的,马桶盖上都有瑞典厂家特制的黄铜徽章)。后来我了解到,老孙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他36岁时才拥有第一部电视机,所以他喜欢看电视,他认为巨大的等离子电视会给他一种人生的支撑。不要因此就认为老孙是一个简单的电器崇拜者,他也在追求艺术品位,比如说他家的楼梯扶手转角就令人肃然起敬。
  老孙把一块上等的石材寄到意大利是因为中国的厂家无法完美地制作扶手转角部分,那块石材含缅玉的成分,买成42000多,运费8000多,意大利工匠加工费折合人民币60000多,总共花了120000左右。需要注明的是,为此转角部分——老孙等了8个月时间。
  老孙真敢把这石头不远万里寄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老孙真敢把它宝贝一样安在楼梯上,我们问过老孙理由,那一刻老孙的眼珠子迸发出一束晶莹得发绿的光芒,他一字一句地说:“我56岁了,这扶手——就算是我给自己人生一个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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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2)
老孙真牛逼! 因为老孙敢把自已交待给一把转角石质扶手。
  一个56岁的人可以用一段楼梯扶手给人生一个交待,并且如此乐观地住在乡下;但情况不总是这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的生活逻辑告诉我,人,作为一种典型的群居动物,很难在晚年时把离群索居当成境界。文章开头我就说过,现时中国人住到乡下并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很不靠谱的情调的诱惑——美国是“建在汽车上的国度”,别人的交通状况与中国不一样,别人的城市进程已到了极度密集化才疏散到乡下——这就是需要,而我们的城市化刚开始几十年,何况中国充满牛粪的乡村与美国飘荡着草香的乡村根本不一样(这和两国农民耕种方式不同有关,至少美国庄稼不用粪肥),想象晚年时坐在乡间别墅落地窗前嗅着异味发呆的样子,肯定没有马龙·白兰度的风韵,倒让人想起葛优在《不见不散》里老年痴呆的镜头。
  “欢迎到乡下来”——这么充满幸福感的口号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心怀叵测的阴谋,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不应该把所有积蓄拿出来,把人生按揭20年,以换回那么不着四六的居住理想,当客人走后,两口子孤独地凝望斜阳,其状甚是惨淡。
  
离地200米
向高处发展一直是东方国度人们的梦想,很多很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决定修建一座通天塔以达天堂,四面八方的人涌过来修啊修,塔越修越高,上帝觉着这样很危险,很容易泄露天堂的机密,于是就让人们的语言互不相通,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误解甚至敌意,战争终于爆发,通天塔在离天堂很近的时候倒塌了……
  虽然在修建高层建筑的技术方面西方人绝对领先,但真正的大面积高楼却出现在东方,东京、香港、上海、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东方人对超高建筑追求的心理原因是个谜,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口密度大,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认为这代表着身份。
  1999年我去纽约,驱车驶过著名的布鲁克林桥时,前方赫然出现一大片直入云霄的高层电梯公寓,正当我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丽堂皇咋舌时,导游告诉我:这里面住的全是穷人,吃社会救济金的。美国人(其实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们)没有认为住在高楼大厦是一种高端身份,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既不卫生也不私密,并共用一根主下水道,这是贫民的象征;过了几天,我们又经过纽约附近的一个“塞隆”镇,那里的房子低低矮矮,看上去很旧,但向导告诉我们:这是纽约真正的富人区,比西海岸加州的“比弗利山庄”还要富。
  这个故事我不断讲给周围人听,因为我的居住观念从此时被颠覆了,平时在国内看报纸,“俯瞰人生”“海拔至尊”“城市之巅”之类的广告,可是一直让我对住在高层电梯公寓的生活有种崇高感。
  我现在终于明白所谓高层电梯公寓是最不人道最无情趣的一种居住方式了,离地200米,当年看《说岳全传》,金国探子哈迷蚩经常被一根绳篮牵着在城头放上放下,并终于丢掉了鼻子,现在绳篮变成了电梯,但上上下下的感觉肯定不如广告里渲染的那么好。在一幢楼里住了多年,天天在电梯里碰见的那个人,你却永远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大家彼此之间是一种冷漠的关系;当然也有很多港片、韩剧贩卖着电梯里邂逅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但这种机率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人们挤在一间电梯里,眼神茫然地盯住电梯间某个手机广告牌作若有所思状,实质上却是尴尬、敏感、不知所措、心照不宣,谁要是这时候放一个屁(根据统计,由于电梯上下升降的原因刺激了人体气压,放屁的可能性增大),全电梯的人大脑一定会很混乱。
  有部日本片是描写电梯间凶杀案的,凶手不是人,是鬼,电影不断重复一个镜头:电梯间其实空无一人,但你却看到站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鬼,上一次电梯失事后未及投胎的鬼,他们必须弄死一个人才能投胎,但总冤冤相报未曾了,弄死一个人便增加一个鬼……夜深人静时,你和陌生人共乘一部电梯,时间变得很漫长,永远达不到你要的楼层,突然门开了,你急冲出去,却是万丈深渊……
  高层电梯公寓是一种伪高尚,离地200米,你将迷失自己的家庭方向,春节放鞭炮不方便,养宠物不方便,在阳台上种两株所谓花草基本上属于气若游丝一类,而且每逢喜庆之时挂灯笼找不到地儿,只能挂在阳台晒衣服的铁丝上,但其实那样子看上去好傻……
  我觉得高层电梯公寓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单位面积里叠放N倍人群居住,用机械事故机率超过飞机(据权威统计)的铁匣子上下运输,早上永远会听到工人装修的噪音,永远不知道邻居的职业是什么,停电时只能爬上18楼(而且爬上去后绝不能发现家门钥匙忘带了)……这样一种类似工业化养鸡场的居住地点,它最大的商业宣传谬论是——这样一种在西方早已被否定(甚至从未有过)的居住方式,却在中国被商人们包装成时髦品、高端品。
  在这里,郑重批评潘石屹,他的建筑不仅将中国人居住情趣引向庸俗化,而且非常不人道,大名鼎鼎的现代城就是一现代包身工高层窝棚,而建在国贸对面的那几幢高耸入云的纯玻璃建筑更加诡异——人类很像养在金鱼缸里的鱼儿,毫无保留地被来往于三环上的路人打量、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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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地200米,你还真以为自己成为鸟儿了,不过绝不能飞翔,否则就会如张国荣一样香销玉殒。
  
城市地理性格(1)
我们处在一个不太承认阶级的时代,但是阶级是存在的,至少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每天都可发现。
  “东穷西富,南贵北匪”,大概在20年前成都就有这个流传于坊间的口号,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划分没有按政治意义而是按经济意义,但多少年来,这座城市按照这种脉络关系默默地传承。东边是国营厂区,它也有过风光,但自从市场经济发达后它便成为下岗工人集散地;西边是当年个体户主要居住区,有钱是自然的;南城因为开发晚,新兴行业、部分官宦人家以及美领馆的入驻,让它成为地位的象征;北面离早年袍哥据点天回镇近,加之聚居大量铁路工人,所以民风骠悍,“匪”字没有太大贬意,但传神表达了这个区域的人群风格。
  其实从外貌就可以看出来,从市区向东,房子普遍灰暗破旧,虽然“河心村”附近开发了一系列号称很生态的宅区,但待到钢管厂、420等大烟囱余毒尽消,没有个十年八年不行;向北,“上河城”已被证明是一个聊斋志异传说的烂尾楼,再深入铁路系统厂区,那里人们的眼神就会让你觉得像锥子一样锐利;向南、向西就不同了,建筑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街区较干净,高档茶楼会所也较多,人们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斗地主砸金花。
  我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分,我认为城市的分工很像人体,有上半身当然也就有下半身,有的是拿来看的五官,有的是肌肉,有的是消化系统,有的干脆就是下水。不这样不行,当年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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