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而那存在的存在,随着了解的加深,也具有了越来越开放的性质,我试图把我看到的与感到的放入语言之内,这同样是我为自己找到的工作,只是这工作的困难程度远非我当初所料想的——每当这时,我便会回到我的起点——为艺术为爱情,曾引起那个苦闷青年的怒火,而当“为艺术为爱情”的怒火熄灭之后,另一种怒火又会从那灰烬中升起,我懂得,只要尝试,就会出错,也许那尝试本身多半就是错的,但总有新的怒火,那怒火驱使我做新的尝试——自我启示,接下来是自我否定——总是自我启示与否定,如同我挥拍击球,一瞬间便感到自己的动作有一部分错了,但只要生命不息,我便还要挥出下一拍——
作家赵赵
北京作家赵赵连出三本书,最有名的一本叫做《动什么别动感情》,此书脱胎于一个同名电视剧,无论书与戏,都是近年来少有的京派风格,当然,赵赵本人也是与作品一路货色,谈人说事儿听起来好笑且善意、却又一针见血。
认识赵赵大约在99年,当时她还是一个采访我的记者,在幸福花园酒吧,只记得她穿牛仔裤,宽肩,短发,状如小男孩,说话直不楞登的,一双小老鼠眼翻来翻去,问我的问题都是一些大路货,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
3年后,再次见到赵赵,也在幸福花园酒吧,(后来得知,赵赵因与酒吧老板之一有染,总爱盘踞在那里),那时我的朋友正在追求她,我们在那里打台球,打扑克,聊天,消磨时间,赵赵戴棒球帽儿,熟读各种报纸的娱乐版,满嘴八卦新闻,对于男女明星的私事儿了如指掌,并且在男女关系以及市俗生活方面,善于发表私人感悟,这些感悟被一一写进了她的随笔,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如果你想看一看,只要上网在搜索引挚中输入赵赵二字,便可看到她的大量千字文,无论吃喝拉撒,还是饮食男女,全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以至于我的朋友相中她后,特别兴奋,口口声声直说,“我就喜欢赵赵,我就喜欢特俗的!而且是大红大绿的那一种!”赵赵呢,嘴里不说,心里却喜欢雅的,所以和我的朋友恋爱了,恋爱成功后,两人果然成为雅俗混合型眷属,成家立业,各得其所。
赵赵在恋爱的同时,成为我们的朋友,但仍去幸福花园,有一天,她的前前男友去酒吧看她,俩人就在桌子边上密谈,我正要过去说什么,赵赵一指我,让我离开,并且说:“我们可是正经人,不像你,生活那么糜烂!”那时候我还是单身,无女友,被说成生活糜烂完全无法叫我信服,我抬眼一看,只见酒吧里竟有三个赵赵的男友,一个现在的,两个以前的,赵赵在其中穿针引线,如鱼得水,难道这不是生活糜烂的生动写照吗?
有一次,在闲聊中,赵赵说:“其实谁一追我,我就有点受宠若惊,觉得人家看得上我真不容易,我哪儿好啊?”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后叫我悄悄感动过,这便是赵赵朴素的情感方式,我想有很多口口声声强调对于生活要敬畏要感恩的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却未必做得到,而赵赵的确能做到,而且是尽量有趣地做到,这一点,就是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的了,事实上,赵赵是我见过的女性中,可用真诚一词形容的一个,这种真诚,有时会从她的笔端刹那间流出,不信你去看看,有谁会像她那样,笑嘻嘻地以善意的笔调,描绘着芸芸众生的多姿多彩的缺点,并使笔下的人物因其缺点而多彩多姿呢?
王朔复出
没什么可说的,支持王朔。
也许王朔是国内最后一个令大群读者热爱的作家了,他的作品为八十年代人提供娱乐的同时,还替那些离开体制、在社会上混的人说了话,正是那些率真而有趣的话语,使那些迷茫无助的心灵感到力量。说“王朔不行”的人很难懂得的一点是,人们对王朔的话语有感情,这感情的力量是无法用势利衡量的,曾经爱听王朔说话的人,出于习惯势力,也会愿意再去听一听,特别是,王朔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比王朔的声音更为吸引人的声音。
有句老话儿叫做“了解越多,就越难发表意见”,这正是说话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很多青年作家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但凭着一股子天真勇气,下笔便能洋洋洒洒,以为自己说的话很重要,长大后知道更多,才羞愧地发现,自己以前说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价值微小。从听者的角度讲,说话者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些不吸引人或不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的讲话者会被淘汰,仅仅往回看十年,我就能发现,有多少曾经昙花一现的说话者被人们完全地遗忘了,或者,人们对他们的话语不感兴趣了——呵呵,作家生活艰难啊。
王朔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知道的很多,却仍能找到一个说话角度谈论事情,这不仅是一种机智,还是一种天真与顽强。现代社会的听众已不是十年前的听众,现代的主流听众有一种自我意识,他们会把任何讲话者送到娱乐舞台上,使自己得到娱乐,从而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些比较有城府且善于自我保护的听众,他们的自信与安全感是建立在自己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不再像十年前听众那样彻底的无助与迷茫了,他们会牢牢抓住自己能抓住的,而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地看待自身周围以外的世界,不当真也不在意,而聚光灯下,则成了一个多多少少有点好笑的地方,说话者现在成了大众娱乐提供者,他的话语除非能向听众提供某种积极的意识领域内的服务,否则便极易失去价值,这给说话者提出了新的难度。
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到娱乐偶像,因为他或她直接刺激了我的欲望,人们支持他们、喜欢他们其实是变相地支持或喜欢自己的欲望,而思想上的偶像却不复存在了,鲁迅曾替他们那一代有个性的人说过“一个也不放过”,现在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个性:“一个也不相信”。
这叫我想起瓦格纳的乐曲《诸神的黄昏》,还想起同一时代的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瓦格纳通过乐曲传递出的信息,被尼采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结局,在我眼里,尼采在暗示人们终将杀死上帝,自己取而代之,更加暗示出一种物质的力量将使延绵千年的古老的价值体系崩溃,尼采猜对了吗?谁知道!有人管他叫先知,还有人管他叫疯子。在中国较晚时期,也有一种思想获得了较多认同,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很多人为此流血牺牲,然而人民所形成的社会仍旧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这结构无论如何地变形,仍趋向一种旧酒新瓶式的权力结构。唉,就像王朔说余秋雨,“前两句说对了,说到后面又错了”,呵呵,现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众生平等,还因为众生迷茫,更有时候,众生也想懒惰与腐败一阵儿呐!
在我们所见的宇宙里,黑暗无处不在,光明星星点点,众生怎样看待自己呢,多半还是把自己归在光明那一边儿吧,至少也是追寻光明那一种存在吧?
唉,能不追寻吗?没有光明,众生可怎么办啊!
作家像赌徒
原来计划在厦门住一年,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不太可能了,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变数,个人意愿一般都难以成真,我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竟实现了,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愿望是多么宽泛啊,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当作家这件事几乎就算不得是什么愿望,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可当,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经理可当一样。
现在越来越觉得作家十分像一名赌徒,赌注就是自己手里的一本书,赌的就是受不受公众欢迎,赢了的时候,有很多好处,输了以后少人问津,我个人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周期,我是说,从莫名其妙的走红到莫名其妙的过气儿,别说,在在这一个曲线里,叫我看到很多人与事,这对我是很有价值的,我懂得外界力量的强大与盲目,也懂得个人在受到摆布时的心境起伏的盲目,我敢说,我人还是那个人,这种一贯性我想我还是有的,但人们对我的看法却在改变,想想真是很有趣,犹如一片飘在水上的树叶,穿江越河,见到两岸不同的风景——然而什么是作家呢?作家对别人有什么可说呢?别人想从作家这里听到些什么呢?这些真是一个迷。
总在厦门这地方,看到的都是些平凡而朴素的人,叫我对人的面孔所发出的信息都发生了改变,以前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娱乐圈的人,以为那些表情都是正常的,丰富的,现在看看电视里逗人开心的主持人,或是广告片里的演员,分明可看出一种压力,一种急于想引人注意,并生怕无法取得效果的迫切,夸张的惊叹、快速的说、最有效率的取悦于人的笑,那是多么忧伤与焦虑啊!
一场表演
关于韩寒,我也有几句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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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现在是个小闹闹,小淘气儿,他在抖机灵瞎炫耀,这很好嘛,很可爱嘛,他对于生活的枯燥与井井有条很不耐烦,试图以自己的表演为生活添油儿加醋,请大家注意,他一点恶意也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应该让他闹下去,好使我们得到乐趣,如果我们有责任感,我们甚至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我们要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使他的表演更加生动有趣,场面更加火爆,要弄成集体狂欢,我们才算成功,不要老想着自己,那样又自私又不明智,我们是过来人,连自己都舍不出去,哪儿谈得到对新人的爱护与尽责呢?
当有一天,韩寒厌烦了胡闹,我们应该使他可以安全的离场,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应保护他,使他高枕无忧,并且,在他之后,我们要找到同样有意思的表演者,使这个社会多一点活力,这才是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好演员是很难找的,如果我们自己行,我们也应毅然登台,豁出去大干一场,为社会做些奉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有点自知知明,当我们不行时,我们就当观众好了,但我们必须合格,不要嫉妒台上的演员,那样子很傻,就如同长得不行的人嫉妒偶像明星一样,那是不恰当。
一句话,所有的人都需要热闹,需要娱乐,不然,我们外在的市俗生活也太沉闷啦,那种单调破日子没法儿过呀!毕竟,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欢逐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当然,这是都是市俗生活的内容,若是我们真的有本领,可提高自己或别人意识,用来认识宇宙更深沉的意义,那么,就令当别论了,我要说,那是极少圣人才可办到的事,他们也许对快乐与痛苦有别的解释,但我们不要搞东施效颦,记住,市俗生活这一头儿头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不要板起面孔,假装了不起,那是虚伪,还不如装傻装蠢装无知装坏蛋,那才更像我们自己。
想念一些精英
阴天,闷得慌,呵呵,北京的阴天有点苦。
想开车去新疆。
只是一味地开车,如同飞跑。
有时,坐在书桌前,头脑中便会出现漫无边际的景象,大多是在公路两旁,南方的小镇,凌乱而热闹是,而北方村镇,多是展开在萧瑟的风中,一团儿一团儿蜷缩在田野上,像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我就爱这样走神儿。
读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里面的人物不是失去信仰,就是获得信仰,信仰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欧洲人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点像是政治身分,然而,现在,对于他们,信仰已不再重要的了——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历史上,轻松一般伴随着无聊的痛苦,现在,这痛苦也少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人们制造出大量物质商品,结果人们自己也变得越来像商品,人们对超验的事物好奇心锐减,生活越来越现实,神秘的事物被通俗化以后,人们对神秘也厌倦了——社会以一种使信息快速流通的方式改变有性格的人,使性格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如今,人们可同时生活在1500、1600、1700、1900年以及目前的时尚里,按照某种健康模式,社会“向中间看齐”,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生存的焦虑感已转化成一些细碎的与成功有关的焦虑感,像是宣布了一个无聊而浅薄的青春宣言:小人必须得志。
其实那挺没劲的,无精英便无创造,历史上,从生活方式到科学艺术宗教,哪一样不是精英试验完了,再从上至下的传播呢?现在好了,精英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佣人眼里的主子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可知精英们曾把生命凝聚成到一点,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件我们全无兴趣的事,从而才能侥幸取得成功吗?(看看《牛顿传》与《孟德尔传》吧),佣人们是不可能那么干的,佣人们只会说,“ 杨振宁教授娶年轻老婆,真是好风流啊——至于杨教授的理论嘛,我们可不懂,也没兴趣知道”,唉,人们只是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不觉得枯燥——又是令我厌烦的浅薄与狭隘,每一想到此,我便觉得那些努力的精英真是了不起,很少人对他们的努力感恩,尽管他们变相地摹仿与使用,却从未想到要了解一下那摹仿的原型是谁,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会把鲁班什么的定为祖师爷,立块牌子供着,自己有了点成绩,挣了点钱便烧上一柱香,放上几个水果在牌位前,现在成功的飞机设计师会感激莱特兄弟吗?会谢谢牛顿吗?哎,有点没良心啊。
路上的人
今天早晨下了雨,六点半在胃疼中醒来,来到外面去吃大同鸭肉粥,只有在厦门,我在才会盼着吃点什么,并且忍不住一有空就去吃,鸭肉粥就是其中之一。走了店,我在细雨中散步,渐渐地,雨大了,只好回家,胃不疼了。
除了写,就是写,中间走走神,然后就是散步。
昨天在休息时,看到两个比较特别的人。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酒吧里走动,酒吧里座位全满,三分之一是在厦大工作或上学的外国人,三分之一看起来像是游客,三分之一是常来这里的人,人们欢声笑语,音乐也轻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