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习惯的划分，莫泊桑的《羊脂球》应属于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不到四万字，是界于短篇与长篇之间的长度。我是在读过他的主要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俊友》之后，才读的《羊脂球》。莫泊桑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羊脂球》是他一鸣惊人的Chu女作。我用了大半天时间读了这篇小说，读后心潮难平。小说描绘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一辆法国的驿车在离开敌占区时，被一名居心叵测的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求车上一个绰号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驿车就不予通过。起初，羊脂球出于爱国节操而断然拒绝，可是和他同车的颇有身份的乘客们却为了各自私利，威逼利诱她为顺利起程而牺牲自己。无奈之下，羊脂球被迫做了让步。而当第二天早上驿车如期得以出发时，那些昨天还苦苦哀求她的乘客们却突然换了嘴脸，全部以轻蔑的态度疏远她，连话也懒得跟她说。在此后漫长旅途的几个小时，在车子的颠簸中，屈辱的羊脂球一直在哭。很多年后，我看了以这篇小说为蓝本改编的美国电影《关山飞渡》（Stagecoach，又译《驿马车》）。我几乎找不到莫泊桑小说的感觉，事实上，电影只是借助了小说的结构，而主题神韵以及深度都已完全远离了小说。
《关山飞渡》拍摄于1939年，是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导演的经典作品。因为热爱《羊脂球》，我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寻找这部影碟，直到在2002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才买到一张正版DVD。当晚，我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提电脑观看。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西部电影，所有的人物都聚集在旅程的驿车上，中间还要遭遇逃犯与歹徒的恩仇、印第安人的围攻、军官太太的生产等激烈的戏剧冲突。但跟《羊脂球》原作相比，美国人的浅薄和模式化毕露无遗。妓女羊脂球改名为达拉斯，而且她已经不是中心人物，对她的美德的表现也只是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帮助曾对她抱有偏见的军官太太接生和照顾孩子。约翰·福特还无法免俗地最后让同车的警长法外施仁，妓女达拉斯不仅获得所有人的称赞，还如愿地获得了西部英雄林哥的爱情。这部电影获得了1940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和最佳配乐两项金像奖，如不是当年遭遇了《乱世佳人》，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斩获。
看完电影后，我回到深圳家中重读小说《羊脂球》，感觉与初读时有很多不同。我想，杰作就是如此，不同的时间会带给你不同的新鲜的阅读感受。当然小说还是那篇小说，只是我已虚长了二十多岁。
初读时，我最惊叹的是莫泊桑从容不迫的叙事技巧，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刻画了十几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除了丰满漂亮的妓女羊脂球和两个修女，在车上的主要人物还有靠贩卖劣质酒而发财的奸商夫妇、自以为是的棉纺业巨头和他的太太、有着悠久的家族史的贵族伯爵夫妇、一位狂热的民主党人等。莫泊桑很少描摹，而是通过人物的精彩细节来表现，以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不动声色地将一个不愿委身占领者的底层妓女和一些上层人士对比描绘：先是在经过关卡前，羊脂球把自己提篮里的丰盛食品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兴高采烈地满足了口腹之欲后，那些上层人士又开始冷漠羊脂球；接着就是如何对待普鲁士军官的非分要求，当那些“社会中坚”力量侈谈爱国时，个个义愤填膺、义正词严，而得知如果羊脂球不陪军官过夜他们就不能离开里昂时，立即摇身一变给羊脂球施压，劝她放下气节、委曲求全。而当羊脂球真的舍身取义了，这些伪君子又对她予以最大的轻蔑。最识时务的“社会中坚”们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谁的人格更高贵，就是在这两处鲜明的对比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它让我油然想到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重读《羊脂球》，我忽然觉得，莫泊桑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对于风尘女子的另类评价。他不仅是在鞭笞和揭露道貌岸然者的伪善和人性恶，更不仅是歌颂所谓爱国主义（我甚至觉得跟“爱国”完全不沾边），他还注入了一种关于精神的启迪，关于未来社会的某种暗示，它的每个细节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能找到与现实的对应联系，是真正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杰作。实际上，它是一个关于牺牲和拯救灵魂的寓言。那个载着社会各个阶层代表人物的驿车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缩影，一个民族和国家总会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到最危难的时刻，当它在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上，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使其越过险滩，走向和平。对于公众来说，一个公共驿车上的妓女，涉及的奉献、牺牲和拯救的重任都要她（地位卑微的代表人物）来担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妓女羊脂球实际是在履行着救世主的使命，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甚至还要为自己的屈辱而呜咽。
“神女”与“女神”（1）
中国词语的神圣性是和趣味性相勾连的，不少词语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顺序一变，其性质往往顿改。比如“Se情”和“情Se”，前者属于有伤风化的淫邪之列，必欲剿灭而后快，而后者则属于人之大欲，“性也”的范畴，虽不鼓励但在受保护之列。我想说的是“女神”和“神女”，一字位移，差别霄壤，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二者是有差异的。那时，朗读宋玉的《神女赋·序》和《高唐赋》也不知道两文中的神女寓意已经不同。《神女赋·序》里，楚襄王梦遇神女，此女为女神；《高唐赋》中“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因有此语就被定性成风尘女子，女神顿时成了妓女。这是后话。
大约在十七岁时，我从一同学家中借阅过一册纸页脆黄的老版本的《臧克家诗选》，把其中的不少短诗抄录在笔记本上，其中就有一首《神女》。我初时以为诗中写的是个舞蹈的美女，诗句节奏与内容融洽和谐，明快中有着忧郁之美：
练就一双轻快的脚，/风一般地往来周旋，/细的香风飘在衣角，/地衣上的花朵开满了爱恋。/（她从没有说过一次疲倦。）//她会用巧妙的话头，/敲出客人苦涩的欢喜。/她更会用无声的眼波，/给人的心涂上甜蜜。/（她从没吐过一次心迹。）//红色绿色的酒，/开一朵春花在她脸上，/肉的香气比酒还醉人，/她的青春火一般地狂旺。/（青春跑得多快，她没暇去想。）
几年后，我从书店买了新版的《臧克家诗选》，发现在《神女》题下有个注解，说“神女”是妓女的一种称谓。我就觉得有些懵，不过几年，那“神女”居然成了心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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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了二十多年，我在深圳家中，从DVD上看了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黑白默片《神女》，那已经远逝的“神女”再让我重重地心痛了一次，而这一次，那“神女”与“女神”就完全混淆一起了。
电影《神女》片头的字幕这样写着：“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示了伟大的人格。”这起头的话是点题，也是导演吴永刚的姿态，在一幅贯穿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母亲哺｜乳婴儿的浮雕画的衬托下，静静地讲述了一个低贱而高贵的从“神女”到“女神”的故事。
阮玲玉扮演一个夜上海街头的暗娼，她全部的生活渴望就是让儿子小宝长大成｜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每天晚上，她看着儿子入睡，然后穿起紧身旗袍在街头揽客。在一次躲避夜巡的警察时，误入一黑社会老大家中，从此被其霸占。老大整天吃喝嫖赌，不仅占有她的身子，还要搜刮她的卖身钱。为摆脱流氓的纠缠勒索，她本决意搬走，靠典当度日，无奈老大以小宝相要挟，而她又难以找到体面职业，只得委曲求全。转眼，小宝到了上学年龄，她拿出多年积蓄，送孩子上学，希望他能过上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现实对于这个乖巧好学的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同学的家长得知小宝母亲的身份后联名写信向校长抗议。在校长家访时，她乞求老校长：“……我不要脸地活着，都为的是这孩子……他就是我的命。” 老校长被她的真诚所感动，决定继续保留小宝读书的权利。然而，好景不长，老大偷走了她藏在墙洞中的全部血汗钱去赌场豪赌，而学校董事会集体反对将小宝继续留在学校中，老校长愤而提出辞呈，小宝也被勒令退学。在悲愤至极中，走投无路的她冲到赌场，要流氓老大还钱，老大支吾不还，她用酒瓶砸向老大的头，结果，她以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最早看到阮玲玉的照片，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本电影杂志上，是迎光的侧影。她清纯而甜美地笑着，眼角眉梢都透着媚，照片下方有她赠给吴永刚的题字，字迹娟秀脱俗。《神女》是我第一次看阮玲玉的电影，她的风尘感真是浑身渗透，她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表现，举手投足处处有戏，在她面前，今天的无数大明星黯然失色。这个天才的演员最后竟因桃色谣言而自尽，想想，令人唏嘘不已。
看《神女》时，我特别注意到它的摄制时间—1934年，就是说比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魂断蓝桥》早了六年。过去，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魂断蓝桥》叙述语言的高超，为了不破坏女主角的形象，将表现妓女拉客的细节只淡化成一个眼神且让嫖客置身画外。而在《神女》中，吴永刚三次表现妓女拉客都极为含蓄淡雅，且次次富有变化和新意，一次通过与嫖客之间交换眼色来暗示，一次是俯拍的特写（画面上只见女主角和嫖客的两双脚，由对立而转为并排走到一起），最后一次更简洁，大全景别的垂直方向的俯拍—路灯下两个人一起离开。早在1934年的默片时代，吴永刚就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里有如此独到的视角和干净的表达，令人叹服。我甚至想到，2000年曾风靡世界的丹麦巨片《黑暗中的舞者》可能都是受了《神女》的影响，除了女主角职业有异，整部影片的结构、人物关系以及结局的震撼性都有些相近。
当然，叙述手段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却是将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塑造成一个铅华洗尽，本色高贵的女神。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品行善良的女子，她虽靠卖笑为生，却疾恶向善，追求着与他人平等的生活。影片表达的是一个“非人”的“神女”想为“人”而不能的苦痛。导演通过老校长在董事会上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立场：“她是一个私娼，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她是有独立的人格的，她的孩子也是有独立的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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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与“女神”（2）
我觉得，影片中两段道白的细节让这个“神女”变成了“女神”，一是她为孩子的上学权利对校长的慷慨陈词；还有就是影片最后，赋闲的老校长来监狱探望，答应帮她教养她惟一的亲人小宝。而她最后的叮嘱是，请求老校长千万不要告诉孩子母亲是谁，等他长大以后，就说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再承担母亲的耻辱，她宁愿在孤苦中度过余生，只期盼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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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富有
多年前，我初到深圳，曾在一家文化公司谋生，有一次，公司领导层的某位女强人说到那些风尘女子，竟说：“她们倒好，又舒服又赚钱！” 颇有对自己终日辛劳的愤愤与不平。其实，这种愤愤与不平至今仍代表着不少人的情绪和观点。
近年以来，在新中国曾经近于绝迹的妓女又死灰复燃。有人认为这是追逐富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有专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阐述了“职业环境差异”的说法。研究者称女性所能够从事的职业，对于她们会不会成为妓女，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研究者举例说，美国1888年的调查发现：在有过工作又当妓女的人中，是原来的服务行业女工，是工厂女工，是小商贩，只有是电话员之类的白领女工。1914年的调查又发现：90％以上的妓女来自零散工和半熟练工人的家庭，她们自己50％以上当过服务女工，其余人原来的工作也都非常不受社会赏识。
沦落风尘的女子多曾从事过服务行业工作，多多少少为陌生人服务的经历成为她们最早的职业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作过关于风尘女子的专题采访。我发现，从事风尘职业的女子大多是服务行业的女工、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姿色较好而收入菲薄的农村女子。她们因不满父母的工作或自己原有工作，而走进风尘。
妓女受到最大的盘剥往往来自于黑社会或老鸨，若是一些自由的“风尘”，她们的收入往往还是很可观的。一些女子之所以走进风尘，最大的诱惑是颇为丰厚的收益，妓女比一般女性工作者的收入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研究者发现：卖淫的单位时间收入，比女性所能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吻一下一个名妓，收费五十个金币，过一夜收费二百个金币。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妓女卖淫一次的收入，等于高级女仆（当时收入最高的女人）十年的工资。即使在妓女大增的19世纪的欧洲，妓女卖淫一次也等于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除了直接的收入，风尘女子相对奢侈的生活，对不少底层女子也是一种诱惑。
1992年夏，我在广东惠州地区采访，在一个新兴的汽车小镇听说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十八岁打工妹的故事。她原是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后放弃车间而投身风尘，仅半年就赚了她十八年打工才能达到的收入总合。她很快洗去风尘，回老家自开工厂去了。据说，她在老家办厂一年后，曾经“风尘”的经历被人揭破，在新交男友和当地的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下，被绑票勒索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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