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妓女生活的好奇甚至渴望尝试，是不少电影喜欢表现的主题。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要属西班牙大导演布努埃尔执导的《白昼美人》（Belle de Jour）了。这部由法国老牌美女凯瑟琳·德诺芙主演的影片我心仪已久。早在没看影片前，就见过我国不少报刊的评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资产阶级腐朽和病态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待到看了影片，深为那些大而无当的评论失笑。
从一般的中国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看《白昼美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漂亮的女主角新婚不久，丈夫是个事业有成的医生，夫妇彼此深爱，相敬如宾。但女主角竟像个梦游者一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迷恋上了地下妓院。在潜藏心底的熊熊欲火燃烧下，她挣脱了道德和理智的桎梏，穿梭于地下妓院，沉湎在情欲的挥霍满足中，成为一个出卖肉体的妓女，一个巴黎下午风景中神秘的“白昼美人”。
我一直相信，就像男人多有英雄情结以及嫖妓的潜意识一样，女人的骨子里也多少都有着类似妓女的某种渴望被占有的情结。《白昼美人》是对此认识的一种影像证明。作为贵妇的女主角并不缺少温馨，更不缺钱花，之所以沦为秘密的卖淫妇，是对“他人”之“性”的好奇，渴望体验以达到特别的满足。这个秘密的行当让女主角眼界大开，有机会接触了有着各种怪癖、变态的嫖客，甚至还见识了在床上也要推销商品的健硕的日本商人。这些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悉数成为她满足自我畸情的工具。从某种角度上说，那些嫖客成了为她服务还要给她钱的“鸭”（男妓）。
老谋深算的布努艾尔当然不想停留在简单的“欲”的满足上，于是，他玩起了其最擅长的“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以梦境的展开对女主角的心灵进行探幽：长长的林荫道上，马车疾驶而来，车上是女主角和她的丈夫。先是丈夫对妻子示爱，但随后把妻子绑在林子里鞭打，接着又无情地把妻子遗弃，送给了车夫。通过女主角的梦境，将她被压抑的欲望，冲破羁绊的渴求以及骚动不安的心理曲折地予以揭示。将一种潜意识的持久压抑可能造成的畸形怪诞心理，作了极为可信的铺垫。
这由梦境开始的苦旅，实际是一个缺乏内心关怀的贵妇人在情欲中反抗挣扎的真实写照。凯瑟琳·德诺芙的“白昼美人”让我们见识了巴黎“这一个”风尘女子的复杂风景。
在法国，自由是写在国旗上的。
丹尼尔·杜瓦尔执导的影片《再见了，巴黎的夜》（La Derobade），表现的是同样在巴黎的苍穹下，妓女是如何寻求“自由”而不能的。在这部1978年拍摄的影片里，也有一个逼真而精彩的畸恋故事。
杰拉鲁是个颇具魅力的吃软饭的男人，当他第一次见到正在与别人热恋的玛丽时，很快就把她抢了过来。征服了这个少女之后，杰拉鲁就让玛丽离开了她工作的鞋店，要她在酒吧和妓院里卖淫接客。玛丽一边接受着陌生嫖客，一边与杰拉鲁热恋，两人计划着攒够钱开商店。但习惯了职业性的Zuo爱，玛丽变得很机械，这个白净而颇为骨感的瘦美人几乎总是很冷淡，只偶尔会有些职业的微笑，杰拉鲁为此又很不满足。玛丽说自己“跟谁都没有激｜情了”，结果遭到杰拉鲁的一顿痛打。在与杰拉鲁的几次离合中，玛丽一直都想离开职业妓院而做一个自由的“流莺”，她拉上妹妹一起搞了个“工作室”，却屡被黑社会的烂仔迫害。期间玛丽曾对一个温柔的大男孩（嫖客）动了真情，但在他家里过夜时，那男孩突然穿上女人的衣服走出来，把玛丽吓得落荒而逃。她对自己的轻易动情悔恨交加，在妓院内不断用头撞门，直到玻璃破碎扎破了头住进了医院。在见识了各种嫖客后，玛丽厌倦了这皮肉生涯，她拒绝了杰拉鲁的疯狂追求，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
自愿与被迫（2）
影片结尾意味深长，玛丽去职业介绍所应聘，负责官员拿出她的案底，要她在“今后我再也不卖淫了”的字据后签名，玛丽顺从地照办。临出门时，那官员突然问她：“有多少条绳子绑住了你？”玛丽回头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从来就没有绳子来绑。”影片在玛丽的回答中定格结束，揭示了她的“自愿而为”。正如所有的人都会在生活中做很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玛丽有时也不是很情愿，但这个特殊职业中的“自由女人”始终没有“违背意愿”地被迫与人Zuo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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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想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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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本文的大标题特别用了“风尘女子”，而避免用刺目的“妓女”，除了对“风尘”二字意象的特别兴趣，还有一点顾忌是很现实的：直到今天，卖淫和妓女仍是我们社会中最敏感和忌讳的字眼。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中，设置了陈红所扮演的一个人物，其身份极其暧昧，既像二奶又像三陪女郎，实际是个都市的高级妓女。就像皇帝的名讳，羞羞答答不能直接说，于是就有了电影宣传材料上“夜间工作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称谓。辞典里迫不得已说到妓女，也要刻意标明是指“旧社会”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的一群。其特点是每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是被逼迫的牺牲品。不想沉沦的，即使卖身也不卖心，一旦有了足够的钱就一定要赎了自己从了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成了反抗压迫、追求纯真爱情的千古绝唱，何等的刚烈和凛然。
我们当然赞颂那些“出淤泥而不染”的贞烈妓女，虽然她们已不可能贞烈。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把妓女只看做被侮辱被压迫的一群，显然失之于简单和偏颇，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卖淫现象才会彻底根除。如果不触动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制度，仅靠立法与行政手段来禁娼，反而会掩盖性产业的本质，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太平。同时，马克思向来反对歧视和迫害妓女，认为她们是无产者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斗争，也包括解放这些阶级姐妹。这一理论成为后来新中国在初期禁娼运动中的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获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风尘女子”是个内涵丰富的组合，妓女是这个组合的突出代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复杂人生。从某种角度说，因了职业的特点，她们比我们更洞察人情世事，也就更具丰富性。正视这个群体是还她们本来的形象，也让我们有个接近真实的客观认识。在1990年和1999年间，我曾在上海和海南做过几次关于卖淫女问题的采访和报道。虽然采访的只是一些地下的老鸨以及流落街头的“神女”（有些跟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极其相似），其中呈现的丰富性仍令我吃惊。我发现，尽管有不少人说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迫不得已，也有些人撒谎说是父母得了绝症，自己要尽孝心才从事这“屈辱的行当”，但大多数人其实原来都有自己的职业，因种种原因放弃后才选择了相对自由和收入高的“神女”职业。
2002年夏天，我从美国几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推出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发现了一本名为《妓院》的书高居榜上。这本畅销书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一本调查报告，记录的是一位女医生到内华达州合法妓院体验生活的亲身经历。因为作者眼中的妓院与很多人想像的不同，更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从这本书的介绍中，我发现，不论中外，人们真实接触到的妓女与想像中的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妓院》的作者阿历克萨·艾伯特是美国西雅图市一家儿童医院的女医生。她在大学时亲眼目睹了许多美国妇女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事，逐渐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篇介绍内华达州妓院“野马牧场”的文章（内华达州是美国惟一使妓院合法化的州，“野马牧场”是全州二十五家妓院中生意最红火的一家。据悉，该院每年要接待大约三十五万名嫖客），遂引发了她对妓女生活的多种疑问和极大好奇。
艾伯特的调查自然也受到了不少阻挠，但她还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有几次，她还被允许观看妓女们与嫖客如何进行肉体交易。在几年时间里她曾多次深入“野马牧场”，在妓院待的时间超过了七个月。后来，她将自己这段宝贵经历写成了调查报告《妓院》。她的出奇制胜之处，是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其实也是很多人认识的盲点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出来。
艾伯特在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比如，她披露了这样的细节，在妓女当中，竟有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妪。这么老的妓女也有人会看上吗？艾伯特自然表达了她的疑惑，妓院老板表示，正如什么样的妓女都有一样，什么样的嫖客都有。有些男人有奇怪的癖好，专嫖老妓女便是其中之一。艾伯特发现，无论是妓女之间，还是妓女与固定嫖客之间，都存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友谊。有一些所谓的嫖客到妓院里来并不与妓女发生身体接触，他们只是让她们陪着像情人一样聊天。也就是说，到妓院里去的男人并不全是为了发泄性欲。她在书中写到：“其实，妓院与医院之间也并不存在多大差异，只不过妓院出卖的是性，而医院出卖的则是药品。‘野马牧场’的妓女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美容师或是商场里专卖化妆品的售货员，这足以说明她们从外表看起来与一般良家妇女根本没什么两样。这也是现代妓院与以前的妓院不一样的地方。”
《妓院》初稿完成之后，艾伯特再次来到“野马牧场”，此时，她对妓院的看法已经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她说：“当年我来这里时，还是一名为女权奋斗的学生，认为卖淫就是Se情活动，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严重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但经过数年的调查，我终于明白内华达州为何会让妓院合法。妓院里的妓女竟然可以让卖淫这种行为发生得非常安全，嫖客们既不必担心会传染上什么病，也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暴力。既然没有能力消灭嫖妓，如果让这种行为在地下泛滥，让相关的疾病泛滥，倒不如加强对妓女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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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想像（2）
据说，“野马牧场”由于后来经常出现嫖客敲诈勒索的事情，被迫于1999年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内华达州仍是全美国惟一将卖淫合法化的州。尽管公众反对的呼声很高，仍有至少二十五家妓院照开不误。
讲述这本美国的畅销书，我并不是想说明妓院的合理性，而是提醒自己，真实永远比想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以模式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群人都有着极大的丰富性，何况是与各色人等最“贴近”的风尘女子。
我们总想获得一种非此即彼的结论，面对复杂多变的某个领域的人群，比如风尘中的妓女，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叹息摇头，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们崇高的道德情操。殊不知，我们想当然的一些看法往往是幼稚和概念化的。任何涉及情感肉体杂糅的关系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风尘与清纯
几年前，有人在抨击散文家余秋雨时，曾说在妓女的小皮包里搜出的随身“工作”物件中，发现了《文化苦旅》，为此颇有不少拥余派大骂抨击者用心的险恶。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愤怒，我在当年的采访中确实有此发现，不少风尘女子喜欢看《文化苦旅》，这只能说明余秋雨的散文具有极大的文化普遍性和共鸣性。“有井水处就有柳词”、“有华人处就有邓丽君的歌”，这“有处”当然包括那些无处不在的风尘女子，只要不对风尘女子心怀傲慢与偏见，无论如何这种现象都可看做“利好消息”，至少说明，那些风尘女子的文化品位是在逐步提高的。
古今中外，风尘女子多才女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人所共知的李师师、薛涛、柳如是、潘玉良、小凤仙等名妓都是名重一时的才女，甚至是烈女。1999年，我看了美国电影《危险的美人》（又译《红颜祸水》），再次感慨风尘女子和才女是如何混淆而难以辨别，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清晰剥离的。《危险的美人》改编自玛格丽特·罗森塔尔的传记文学《维罗尼卡·弗朗克》，讲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一位传奇妓女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正好与我国的《杜十娘》相同）。那时的意大利女性通常是作为丈夫的一笔财产而存在的，而只有妓女才可以接受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女子要尊严就无法受到教育，而要受教育就要失去女性的贞洁，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悖论。事实上，在当时的威尼斯，妓女并不被认为是可耻的，高级的妓女往往有着非常高贵的身份，甚至作为举足轻重的外交家出现，当时就有“政妓”、“圣妓”之说。影片中的女主角维罗尼卡在母亲的教唆下，从羡慕、拒绝到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高级妓女。她周旋在达官显贵之中，以出众的美貌和才华让无数要员倾倒。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她“受命于危难之间”，毅然前往与变态的法国国王共赴巫山，从而赢得法国的军事支持，拯救了濒临战火毁灭的威尼斯。通晓诗文与时事的维罗尼卡在与那些趾高气扬的贵夫人们一起交谈时，不卑不亢地说：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教育”。在这个有着良好教育的高级妓女面前，那些贵夫人反而自惭形秽，只能哑口无言。维罗尼卡最终以慷慨激昂的雄辩为自己解除了无端的牢狱之灾，她和自己的心上人漂流在海上，去寻找自己憧憬的伊甸园去了。
维罗尼卡是个风尘女子，她靠出卖色相谋生，其本质与我们靠出卖劳力和智力谋生没有什么根本差别。要说高低贵贱，很难有人将其划分得令人口服心服。在我看来，她们的出卖至少要比那些靠出卖人格、卖友求荣者来得真实和高尚。维罗尼卡通晓诗文，她心地纯净，见义勇为，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