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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桂华刚过二十岁就匆忙结了婚，和丈夫搬到了观音庙居住。丈夫是京剧团的鼓师，姓方，比龙桂华大十来岁。丈夫患有“夜游症”，犯病的时候劲头很大，院子门上的铁锁一扭就断，关也关不住他。
龙桂华不爱他，嫁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费听戏。她小的时候，妈常带她看戏，她只有听戏这么一个爱好，一坐到戏园子里，什么愁苦全都忘了。她常常被戏里的人物所感动，为王宝钏的坚贞而震撼，为杜十娘的命运而悲伤，为梁红玉的英武而振奋，为崔莺莺的爱情而缠绵。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龙桂华，说姓方的和观音庙饭馆里一个烙烧饼的女人关系不正常，龙桂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她以为别人跟她开玩笑，于是也就一笑了之。姓方的自从结婚后，一回家就泡在她的身边，五分钟一搂抱，十分钟一亲吻，夜夜不空闲，简直把她当做了宝贝，这还不够满足？
有一天，民警把姓方的扣了，大半夜里派人来通知她，说姓方的和那烙烧饼的娘们儿跑到天坛公园，钻到烂草丛里乱搞。
龙桂华满脸铁青地到派出所把丈夫接了回来，打算好好数落他一回，可姓方的却嘻皮笑脸地讲了一大套理由，他说他如何爱着龙桂华，还说老婆是老婆，表子是表子，男子汉大丈夫哪个不风流？
龙桂华说不过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家。姓方的多次登门谢罪，跺着脚、指着鼻子发誓，天打雷轰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好说歹说把她拉了回来。龙桂华很年轻，她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从那时起，她产生了为人妻的沉重压力，她觉得女人是男人不舍不弃、随意摆弄的工具，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不嫁人！
龙桂华心想，这回总得消停一阵子了吧？
一天夜里，龙桂华独自一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突然，听见自家窗户“梆梆”响，她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胡同对面管传呼电话的肖老头喊：“桂华、桂华，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老方快不行啦，在协和医院抢救哪！听见没有？”肖老头好一通儿喊叫，把邻居们都惊醒了，一个个都揉着眼睛从门缝儿里探出脑袋来看热闹。
龙桂华的脑子“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姓方的又闹出事儿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老头喊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她咬牙切齿地骂：“要死就死去吧！”龙桂华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任凭肖老头在门外不住喊叫，就是不答应。
肖老头还是在喊叫，龙桂华实在无法再躲在被窝儿里，她磨蹭了好一阵，才勉强爬了起来。她穿上件衣裳，骑上自行车往医院跑。
原来这姓方的不思悔改，又勾搭上一个剃头的女人。当晚他是在剃头的女人家里搞得有点过度，心脏出了毛病，被那女人送到医院。那女人还挺仁义，往龙桂华家里打个传呼电话了。姓方的在医院里吸了氧，吃了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回闹大了，妻子一定饶不了他。
龙桂华没跟姓方的闹，她不吭声，她过够了。于是，她离开了方家，还带走了两周岁的女儿小红。她也没有回娘家，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她背着小红跑到厂里。车间主任很同情她，允许她在一间库房的过道儿里搭了一间木板房，娘儿俩挤在里面凑活着住。
后来，她与姓方的离了婚。
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车间主任经常给母女两人送吃的、用的，有时还泡在木板房里不走，一泡就泡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周围的人们在背后开始议论，渐渐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龙桂华终于受不住，带着女儿又走了，她离开了“二泡”，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厂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人家都说龙桂华走得很远，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里了，一个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肯定不容易，吃的、穿的都靠着她一个人，总之很难、很难。
她的身上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龙桂华被人们拥挤着上了公共汽车，宋沂蒙没挤上去，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自觉地把这次乘车的机会让给别人。
44路公共汽车冒着灰白色的烟，沿着宽敞的二环路走远了，带着当年的高材生和满满的一车忙碌的人们。龙桂华消失了，那朵黄｜色的半只莲淹没在人堆儿里，也许在那人堆儿里还有着牡丹花、丁香花……各式各样的花儿汇合在一起，祭祀着沉重的历史。
2
宋沂蒙与龙桂华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从小在育才学校读书，那是个有着革命传统、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制学校。
宋沂蒙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虽说没有啥病，可比起其他吃钙片儿长大的男孩子来，他就是个半拉子病号。他跑三十米倒数第一，跳高倒数第二，排球比赛硬是把他安排在女生一边儿，在女生这边儿他也不算主力队员，女生里有好几个要比他强壮得多。
后来，他上了普通的中学，他的老爹与育才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老爹相比地位不算高，可到了新的普通学校，他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就这点儿特殊背景，使他在学校里获得了不少特殊的待遇。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他不言不语，不会联系群众，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怎么样。有一天，年轻潇洒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由于宋沂蒙的学习成绩和家里的情况，校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大队委员是校级学生领导职务，应该是选出来的，老师为什么会指定他？宋沂蒙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这个临时的大队委员把他从同学们中彻底孤立了出来，那段时间，没人跟他玩耍，没人诚心诚意地与他聊天，也没人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好像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那是一段最难受的日子。而且他的大队委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被同学们轰下台了。自从他那次被“罢官”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当年的教训，再也不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
“根正苗红”的宋沂蒙，无论到了哪儿都有着那么点儿特殊，这大概就是人家常说的优越性。“文革”后期，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或者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可是宋沂蒙却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那里，他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每天要挑几担水，没想到身体很快就壮实了起来，肩膀宽了，腿肚子粗了，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形儿。只干了一年，谁见到他都说宋沂蒙简直变成了一条“车碾汉子”。
后来，在老爹的安排下，他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摸爬滚打，样样不落后，手榴弹能扔四五十米，几次强行军拉练，他都走在连队的最前列，走着走着就成了连队的掌旗手，有谁相信宋沂蒙小时候是差点儿免修体育课的半拉子病号！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高等教育，并且当上了副团职的军官，这在原先那帮老同学中间简直是奇迹！
“口蹄疫”
宋沂蒙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已经把自己和部队融为一体，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些天，驻地闹起了“口蹄疫”，闹得人心惶惶。天老是阴沉沉的，可就是不下雨。白杨树的叶子干得发灰，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灰蒙蒙的低云和远处的土山连接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城市。房顶上是土，街道上是土，人们的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土。穿过城市中心的黄河，默默地流动，没有了汹涌奔腾的巨浪，没有了喧嚣，巨大的鹅卵石孤零零地裸露在岸边，饥饿的水鸟站在上头一动不动。
人们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据说这种病可以从兽类传染给人类，通往郊区的路上设了关卡，卫生防疫人员向过往的牲畜脚部喷药，大桥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洒了呛鼻子的药水，不管是牲畜还是人都必须从上面踏一踏，汽车轱辘也得用药冲洗一遍。
外面的气氛如此紧张，部队大院里却很平静，官兵们照样工作、训练、学习，一切正常。
半个月以前，政治部副主任偶然在办公楼旁边碰见他。副主任问了他许多无关的问题，眉头一皱，忽然冒出一句话：“小宋呀！你是从哪里入伍的？哦，年纪不小了，牛郎织女，苦不堪言！”
宋沂蒙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敏感地听出来副主任的话里有话，这虽然是十分简单的问话，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他，部队不要他了，准备让他转业！
副主任说完这句话，把手一挥，叹了一口气，倒背着手走了。
宋沂蒙果真接到了一纸转业命令，他想骂人，想好好地发泄一下，可他毕竟是个老兵了，知道闹别扭没有什么好处。他当然懂得转业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严格地讲，从宣布命令那天起，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人了。
离开部队那一天，天不晴不阴的，大院里格外安静。宋沂蒙呆在宿舍里恋恋不舍，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一阵阵刺心的耳鸣。他的搭挡、朋友、军需处处长黑胖子赵新都，抄起一瓶子西凤酒，“咕嘟嘟”倒在一个大茶缸子里，用双手端起来敬他。他眼里含着泪，心情复杂地端起这碗辣喉咙的白酒，二话没说，扬起脖子，一饮而尽。赵新都抢了一件最重的行李替他拎着，他们刚走出宿舍，全处的战友们就围了上来，跟在远远的后面送他。营区里静悄悄的，大楼上有不少人打开办公室的窗子，探着头向他张望挥手。
部里专门派了辆伏尔加牌小汽车送他，宋沂蒙坐在宽敞松软的沙发椅上，心里酸痛酸痛的。
伏尔加缓慢地经过军职楼，透过车窗，宋沂蒙看见副主任抱着孙子，在门口望着他。他觉得首长一定也很难过，他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会突然转变了态度，部队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一个转业名额独独落在他的头上？他足足想了十五个晚上也没想通，现在，他不想了，再想也没用了。
首长一定有难言之隐！他隔着车窗，看见副主任皱着眉头，半掩着满是皱褶的脸，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宋沂蒙的眼眶湿润了，他直起上半身，扶了扶帽沿，郑重地给首长敬了个礼。
他觉得副主任肯定看见了。他的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酸甜苦辣一块儿翻腾。
宋沂蒙离开了安转办。这时，已经是中午，他觉得肚子“咕咕”响，真是有些饿了。
他边走边想，这回咱和街上的人们都一样了，那些扛着行李进城的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路的邮递员、倒背着手遛弯儿的老人、拎着收录机游逛的小青年，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想着，得放开点，稍微放开点，于是他把风纪扣解开，两只袖子撸起老高，故意大大咧咧走在西单大街上。
他在小摊上买了包大前门牌香烟，还特地拦住了一位叼着烟卷的路人，装作老练的样子，跟人家借火点烟。其实，宋沂蒙根本不会吸烟，可是偏偏要弄支香烟叼在嘴巴上。
大街上穿西装的人真不少，溜遛达达逛商场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还有抱孩子挤公共汽车的人，男人们差不多都穿着国产西装，扎着五颜六色的花领带，外面清一色米黄风衣。老少爷们儿的头发都挺长，老远看去也分不清男女。街上外国人不少，穿得并不比中国人花哨儿，西服革履的不多。
他走进一间挂着“什锦坊”的饭馆，找了个靠门口的显要位置，拽过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这是家国营老字号，五六十年代曾经享誉大江南北。
宋沂蒙坐在硬梆梆的木头椅子上东张西望，等了老半天也没人搭理他。已是中午十二点钟，正是吃饭时间。两个服务员还在聊大天儿，这是一男一女，岁数都不小了，男的肥得脸上淌油、眉飞色舞，女的干瘦、吐沫星子乱飞。
宋沂蒙暗想，这国营饭馆的服务质量也太差劲儿了，也不为公有经济争口气！于是，他没好气地喊了好几声：“服务员，服务员！”
那中年女服务员磨磨蹭蹭地向他走了过来。宋沂蒙盯着女服务员，那女服务员也盯着宋沂蒙，像是一对冤家。女服务员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把菜单往桌子上“啪”的一放：“吃饭呀！”不知是问话还是训斥。
宋沂蒙见这个服务员连话都不会好好说，很想批评两句，可他一看服务员那张铁青色的脸心里就虚了，他仿佛觉得这什锦坊的伙计比司令员的架子都大，哪个人也不好惹。
宋沂蒙一肚子不满，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他随便点了个红烧狮子头和一大碗米饭。那女服务员扭着肥胖的腰肢，不理不睬地走开，他自己取过一副碗筷，摆放整齐，然后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饭菜等来。
饭菜都有些凉了，饥肠辘辘的他不管不顾，闷着头吃。
这时，饭馆儿里冷冷清清，只有他一个人在吃饭，女服务员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满脸淌油的男服务员没有聊天儿的伙伴，就耐不住寂寞，笑嘻嘻地向他走来。这家伙见宋沂蒙一身军不军、民不民的打扮，不知出于好奇还是其他什么目的，搬了把椅子，“扑通”一下坐在他的身边，两只脏手撑着下巴，幸灾乐祸地小声问他：“老乡，要米汤不？免费的！”
宋沂蒙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气乎乎放下筷子，闭着眼睛不说话。
那男服务员见他不说话，以为他不好意思，便又问他：“够吃不？不够再加两碗米饭！”
宋沂蒙越听越觉得服务员说的话不中听，他心里想，一大碗饭吃不饱，还要再加上两碗，咱岂不真成饭桶了？他越想心里越窝火，他的自尊心被严重地伤害，他真想给这家伙一拳。
从对面玻璃窗里，他看见了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两眼无神，胡子拉茬，一件旧军装上衣还敞开着领口，两只袖子卷着，露出了洗得发黄的白布衬衣。可不是吗，现在的农民都这副模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