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侵权，以后应当建议人大常委会进行有关保护单位专有名称的立法。为人厚道老实的吴凯什么都没说，因为他没听懂这句话，也没体会出吴运韬说这话时的心情。
吴运韬越来越经常地晚回家了，并不仅仅是矫情，他的确忙；而他妻子马铃炫耀他的方式，就是气愤地对人说：“那个人现在卖给公家了！”
对于班子的变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员工没有给予多么特别的关注，他们还深深地震骇于杜一鸣的遭遇之中。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不敢议论的话，现在气氛松弛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杜一鸣反而成了议论中心。至于第二把手为什么让吴运韬当而没有让富烨当，吴运韬得到这个位置对于吴运韬个人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意味着什么，除了李天佐、金超、师林平等个别人，没有什么人把它看作了不得的事情。这里有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道理：人只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杜一鸣过去可能和他们无关，但是这个人突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那些平时看似无关的小事也就有了某种关系，人们议论的也正是这些小事，如同人们总要议论一番突然死去的人一样。
吴运韬怀着嫉妒忍受杜一鸣事后的辉煌。
好在这段时间不长，生活就像一条江河，打了一个漩涡之后又归于平缓，以它特有的深沉往前流动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发生过的事情变为记忆，深深地溶到河流深处去了，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再一次激越这条河流，它就不会再翻卷上来了。
徐罘发现吴运韬并不是那种让人心里紧缩、想办法防备的人，和预想的不一样，徐罘对他印象非常之好。
吴运韬早在徐罘到来之前就让人把夏乃尊原来的办公室重新进行了装修；他主动来向徐罘汇报工作，推心置腹地谈工作设想，谈对中心里一些同志的看法。徐罘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谈到的人都给以正面评价，就像在谈论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品质非常可贵，领导干部具备了这种品质，他领导的单位就不会剑拔弩张，就不会生发腌腌的事情，而这正是徐罘对自己治下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未来期望。
徐罘特意问吴运韬：“李天佐这个人怎么样？”
吴运韬不假思索地说：“老李的个人经历很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你知道，那时候学校很乱，结果，他父亲被学生打死在批斗会上了。当时，也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李天佐就在学生中间，他不敢去保护父亲。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也投河自尽，十三岁的李天佐开始在社会上流浪，尝尽了酸甜苦辣，对社会、对人都形成了偏激的看法……但是这个人很好学，知识面较宽，编辑工作做得也不错，他抓的图书，效益也很好。过去没有把这个人放到合适位置，放对了位置，他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这不是回答，或者说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回答。对于这样述说问题的吴运韬，徐罘反而无法判断了，就像本来清晰的物体由于焦距变化又模糊了一样。
但是一件事情又使得这个物体清晰起来。
春节前夕，吴运韬问金超有没有安排，金超说没有，吴运韬说：“那咱们去看几个人吧。”金超自然很乐意。“明天你和我一块儿坐车，我要到部机关去一下，你回中心取点儿钱，然后到机关接我。”
他没有说去看谁。
第二天早晨，金超从窗户看到吴凯把车开来了，就先下楼，坐到车上和吴凯聊天。吴凯把所有人都当作领导敬着，金超愿意和他在一起说话。
看见吴运韬从台阶上下来，金超急忙从车里钻出来，站在车边等，看到吴运韬走近了，叫了一声：“吴主任。”
吴运韬点点头，上了车，坐在吴凯旁边。金超坐在后面。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寒冷，街上的行人和汽车都显得比平时稀少。
吴运韬看着街景，对金超说：“中心几个主要领导都不在北京，所以你跟我去。”
金超用笑表示对这种信任的感激，以让吴运韬听到为限。他没问去看谁，他知道吴凯太实诚，什么人都可以把话套出去。以前金超想了解什么情况，就把吴凯扯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附近小饭馆里喝上几盅，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Z部具有古典建筑风格的办公地点在一条繁华街道北侧，过去是清朝的王爷府，解放以后，一直被部队的文艺团体作为办公和演练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文艺团体解散了，房子被周围的居民抢占，Z部成立的时候，动用了很多警察才把居民驱赶出去。当时这里破烂不堪，梁峥嵘从城建系统请了施工队伍，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清理出去堆积如山的垃圾，把所有的殿堂都按照原貌进行修葺粉刷，恢复了王爷府最初富丽堂皇的模样。这件事在北京市成为保护文物古迹的一桩美谈，经常被建委主任甚至于市长、副市长挂在嘴边，所以，建筑行业的人可能不知道主管建筑的官员姓甚名谁，却知道梁峥嵘的名字。最近几年，社会上关于腾退王爷府的呼声渐高，也幸亏有了梁峥嵘，有关官员找到拖延的理由，直到现在Z部仍然占用着。
吴运韬没有说他到机关去找谁。那时候，“王爷府”对于金超来说还是远不可及的事物，“去机关”这件事本身都含有某种神秘色彩，所以他当然不便问吴运韬去见谁。
吴运韬下车前对吴凯说：“一个小时以后你们来接我。”
金超望着向Z部大门走去的吴运韬的背影，突然产生出一种自己还处在孩提时代的感觉：他弄不清大人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后来，吴凯笑着对金超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老吴要提你的吗？就是春节拜年的时候！”
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有很多人闻到了这种味道。
靠近年根儿，虽然没正式放假，家在外地的人已经走差不多了，市里的职工，除了手里有工作的，也不来了，楼里很冷清，只有财务处的人还忙着，外间堵着七八个来结账的客户。
金超写了借条，按规定要有出版中心领导签字才可以借款，但是出纳小宋什么也没说，就把条儿拿进去了。过一会儿，小宋从客户的头上递出三千块现金出来，对金超说：“这是三千，拿好。”
金超接过来，笑着看小宋，不知道该不该说一声“谢谢”。
小宋把一个客户的单子挡到一边，拿出女孩子娇媚的劲头，说：“按规定要签字的啊，这次我通融了，下次不许。”
“我知道。”
“和谁去？老徐还是老吴？”
“老吴。”
“上哪儿？”
“不知道。”
“哼，”小宋一撇嘴，“还保密？！”
金超笑了笑，转身朝外走，心情好极了。
路上，心情舒泰的金超想起不久前他来报销几张和作者一起吃饭的餐费条据时，小宋面容冷峻地盘问，就好像他在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一样。小宋态度的戏剧性转变仅仅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对他的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现在，他能够从很多细微方面感觉到他正在被人们刮目相看。
车回来时，吴运韬已经等在Z部机关门口。吴运韬上了车才说要去看徐罘的母亲。
徐罘的母亲蒋韫儒是邱小康的老师，而邱小康又是一个特别难忘师恩的人，这方面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见诸报端，每年春节都要去给蒋韫儒先生拜年，已经成了规矩。尽管徐罘为母亲找了保姆，生活起居都没有问题，有了邱小康的这一“规矩”，他和夫人都不便安排外出旅游，每到春节，都专门在母亲家里等待邱小康的来访。
（）
这个规矩同时还把徐罘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他和邱小康并不熟识，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母亲的住处，但是人们把他看作和邱小康有特殊关系的人。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先是有人建议把他从中学调到机关来，于是他就被调来了；继而有人说他是教育专家，建议提拔他当Z部教育司司长，于是此事就上了党组会。邱小康感觉到了同事们的刻意逢迎，明确表示反对提拔徐罘做教育司司长。在一些同志的坚持下，最终给了个副司长的位置。
正如Z部对此事有看法的人说的那样，徐罘自己愿不愿意干、干不干得好都没有关系，关键在于让他上到某一个位置去，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让邱小康高兴的事情。只有多做让邱小康高兴的事情，他们自己才会有更多高兴的事情。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这也给徐罘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和人为的阻力，徐罘很累。
不知就里的金超哪里会想得到吴运韬看望徐罘的母亲所蕴涵的玄机？！
徐罘在母亲宽敞的客厅里接待了吴运韬和金超，就像人们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常有的反应那样，他异常兴奋。后来徐罘对许多人说过，我真的被老吴感动了。他也注意到了金超，知道金超的老家在K省，知道他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以后干得不错。金超在这种交际场合仍不很老练，一句句地答话，越是想说一些什么能给人留下印象的话越说不出来。但是这样恰好让徐罘以为他本分老实，印象不错。
蒋韫儒女士八十五岁高龄，在客人到来之前就被安放到沙发上，身边拥塞着厚厚的毛毯。徐罘把吴运韬和金超带到她面前。吴运韬握住耄耋老人柔软的手，她以为是邱小康来了，说：“你又来看我。”
吴运韬低低地垂下头，像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轻轻拍抚着老人的手，用对有地位的八十多岁老人说话的特殊语调说：“我们应当来看你。我们看到您精神这样好，心里就高兴了。我们和老徐不是在一块吗？我们要好好工作，来报答您。老徐非常非常好，人厚道，有水平……”
“你老是这么说，”老人仍以为说话的是邱小康，“其实不能说我有水平，是你们这批同学好，出了多少栋梁之材……”
金超做的惟一一件事情是把花篮放到老人身边的桌子上，之后一直看着吴运韬。他佩服他，他没想到一个人竟然能够这样完美地表现自己。
徐罘也在看着吴运韬，脸上洋溢着欢喜的表情。吴运韬的到来比邱小康来看望母亲更让他感到高兴。
……
送吴运韬和金超出来的时候，徐罘的心情好极了———有什么事情比在单位遇到一个好的工作伙伴更让人高兴的呢？
被恢复教授资格的方伯舒教授的课程，总是吸引学子们趋之若鹜。每逢大课，学生们就拥进阶梯教室，听他的讲授。
纪小佩把听方伯舒教授的课作为满足她精神需求的美酒佳肴。现在，她在明亮的阶梯教室里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听方伯舒教授讲授“权力的形态”的课程。
方伯舒教授穿一身灰色中山服，表情平静地讲述道———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为权力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单独的个人无所谓权力。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来为它定义：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或者说，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的影响的能力。我比较赞同《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请你们注意，这里有一种状态，即权力会使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这是权力最重要但又往往被人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权力有两种形态：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
绝对权力通常是指不受规范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比如专制国家君主掌握的权力。绝对权力具有非理性的色彩———只要皇上愿意，他可以宣布对邻国的战争，宣布总动员和增加国防开支，可以下令禁止人民娱乐、关闭大学、下令在一个月内兑换货币，逾期一天即作废，甚至于下令处死任何被他怀疑谋反的大臣和渎职的官员……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古今中外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末年，唐昭宗凭借皇帝的权力，醉酒后杀了一个又一个宫女，杀人后竟紧闭宫门，沉沉大睡；十五世纪末，多米尼克会修士萨沃纳罗拉在掌握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几年中，一反文艺复兴的传统，严格禁止赛马和宴会，不许演奏世俗音乐，只许演奏圣歌，华美的服装、珠宝、奢侈品和各种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书籍都被当众焚烧；二十世纪下半叶，伊朗国王巴列维接到埃及总统萨达特要求援助石油的信件后，当即命令正在海上航行的油轮改变航向，驶向埃及，为埃及提供了五十万吨石油……
但是，在历史上，绝对权力的出现往往是短暂的，哪怕是专制国家。一切掌握绝对权力的首脑，无法下令立即改变国库的空虚和人民苦难的生活，不能下令立即消除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不能下令立即改变人们的信仰、习俗和社会传统，甚至不能下令在短时间内改变城市交通的拥堵状态……也就是说，即使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也不能够长期为所欲为，否则他将会失去权力，他必须在某种“可行”的情况下行使他的权力，这样，某种相对性就进入到了权力运作过程之中。
在这里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种有趣的现象：有很多时候，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事实上并不真正拥有权力。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顺宗李诵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军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宦官俱文珍手里。按照常理，皇帝可以解除俱文珍的兵权，但是，李诵却无此权力———他想任命范希朝统帅禁军，但禁军中的将领都是俱文珍的心腹，不服从范希朝的调遣，皇上李诵的权力实际上是空虚的。再一个是，明朝皇帝朱翊钧即位的时候年仅十岁，皇位并不能自动带给他权力。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监管他读书，读书背诵不出来时，皇帝就要被罚跪，甚至遭到责打。对于少年朱翊钧来说，皇位和皇权是分离的。
可见，权力在于服从，只有职位造成｜人们对担任这一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