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正是这个人，也曾经整过人，出卖过人，陷害过人……人和人因为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仍然结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照样通过利用这些关系不遗余力地谋求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各种所需……没有人对社会或者历史进行审判，没有这样的审判者。人很脆弱，人需要一种力量的保护，我一生寻求的就是这种力量，我越是想到我为这个家庭负的责任，就越感到我需要这种力量。小佩，你可能不赞同我的观点，但我还是要对你说，生存是一个自然范畴之内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自然范畴之内为它寻找答案。你不能要求你的父亲像陈寅恪、顾准那样有一身铮骨；我不可能有他们那样的思想勇气，我不可能写得出那样的文章；你不能要求你的父亲在我和你母亲的生活灰烬中歌唱，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看到有人跌下去，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那些人的不幸，而是庆幸我还在这条道上走着；人们推推搡搡，唯恐自己失足，想办法让别人跌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另一些人的毁灭负着责任。如果哪一天历史来一次审判，我们都将被宣判为罪人。现在，请你记住，小佩，我和你见过的我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差别。我们都在卑鄙地为自己开脱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总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这是进化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还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并不是要把自己放到动物的水准上，我们是社会的人，我们应当具备基本的道德规范……生活很严酷，小佩，对任何人都很严酷，连你也不例外。但是你应付不了生活，你应付不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现在想起来，我们对于你的教育的最大失败是没有在你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向你指出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心疼你，不愿意你的心灵被污染，为此，我和你母亲痛心疾首。我们终于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向你隐瞒真相，你必须进入生活，进入这个不那么纯净的生活。这时候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你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一些。你太单纯，靠你一个人无法应付生活。好在你已经不小了。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和你母亲之所以能够接受金超，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对你负起责任的人，他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和才能。我前面说了，我们生活在自然界，我作为一个生物，必须为我的后代创造基本的生存条件，让他活下去，活得比他的同类好一些。这样，在我离开这个充满了争斗的世界之时，我才能够放心地说：行了，让他独自行走吧，我做了我应当做的。金超是我的选择之一。生活的路很长，在漫长的生活旅途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和金超必须相互支撑着往前走……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他。现在的问题是：你应当怎样看他？这方面，你要听我多说几句……
那天晚上纪小佩没有回家，住在父母亲这里了。
金超和吴运韬到京西宾馆开会去了，晚上也不回家，她没有什么好惦记的。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和母亲在一起，沉静地听着母亲述说她不知道的往事。
母亲说，考高中的时候，小佩的成绩不是很理想，离她十分想上的某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差七分，当时她哭成了一个泪人，觉得自己走到了世界的尽头。父亲走过来，抚摸着他的头，安慰她说：“小佩，你尽力了，其他就不要想了。”
谁也想不到，她最后竟然如愿被那所重点中学录取了！
今天，母亲今天才告诉她，当时，父亲动员了他在学术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找到一个喜欢写散文的政府官员，由这个官员向那所中学所在的区教育局打招呼，区教育局再给那所中学的校长打招呼……连母亲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在小佩上学的问题上被调动了起来，总之，可怜的小佩终于破涕为笑，高高兴兴走进了她梦寐以求的重点中学大门。
如果用交换原则来解释这件事，在父亲这个环节，他实际上仅有一次小小的付出：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那个官员作品的评论文章。父亲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的文章有扩大影响的社会价值。那个官员之后（也可以称为“下游”）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易行为，严格一点儿讲，已经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了。
能不能从量化的角度来对父亲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审视？可以。母亲说，按照那所中学的规定，若破格录取，离录取分数线差一分补贴一万元。也就是说，家里要交够七万元，小佩才能够被录取。换一句话说，父亲的一篇两千多字的评论文章，价值七万元！当母亲为了让她弄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厌其烦地这样解说着的时候，纪小佩靠在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微微地闭着眼睛。奇怪的是，尽管这一切都振聋发聩，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却平静如水。她宁静地观察它，她发现世界一片迷蒙，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有这么一首诗，可能是多情的法国人写的，大致意思是：宇宙间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座叫巴黎的城市，巴黎市中心有一个叫……的公园，公园里坐着我和你，我和你正搂抱在一起亲吻……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首爱情诗。空间和时间，瞬间和永恒，竟然能够容纳在这样几句简简单单的文字之中，的确让人惊叹。
现在让我们移植一下这首诗：宇宙中有一个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个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个叫吴运韬的人，吴运韬正在品味什么叫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衡量万物的尺度；被哲学家抽象出来的善恶是非等概念，实际上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归结，并不反映在茫茫社会中生存着的单个人的哲学观感。权力的概念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的教科书怎样定义它，它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有着各不相同色彩缤纷的理解。
在无数个失眠的日子里，吴运韬已经把这个问题想得无比透彻：只有完全意义上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保证你无阻碍地做事情。现在他就达到了这样的境地，他可以无阻碍地做事情了。在一个单位，只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着掌握了完全的权力，完全权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集体决策，其他的人不过是协助者。当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协助者，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是掌握完全权力的人的反对者，但几率很小很小———这既是机制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个没有民主程序设计的权力机构中，反对者会增加这个机构的运作成本，反对者还会成为自己的行为的牺牲品。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有了这些条件，完全权力成为绝对权力，就成为一种必然。
富烨在最近几年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就像一个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已经不厌其烦，程序的运作完全失去了规则和标准，成了一种游戏，他感到悲哀。如果说最初的被推搡还在某种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话，现在他则已经心如死水，完全没有反应。这里只有利益算计，只有欲望，只有阴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和人进行争夺，何况风烛残年之时？现在，他不希望为某种舆论提供证言———这种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富烨都是接任徐罘职位的最佳人选。富烨对Z部党组选定吴运韬接任主任职位是有看法，对吴运韬这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些看法与怎样安排自己无关，与舆论的期望无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越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对吴运韬的负面评价，也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与吴运韬意见相左。这个极为爱惜名声的老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在觊觎权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道德破产的标志，是他无法承受的。
孙颖则忙于他的事情。从出版部主任升任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从来没敢想的事情。他对任何安排和变动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吴运韬提出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张的时候———尽管谁都看得出这些措施纯粹是为了加强吴运韬的个人权力———领导班子成员希望党委书记富烨提出不同意见。富烨的意见是：“我同意老吴的意见。”既然党委书记是这个姿态，已经选择好处世姿态和安心于现有位置的人还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呢？于是，一项项规定和管理措施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个不健全的领导班子，是形成专断权力的温床。最后的局面是：吴运韬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这个单位。
五年前，由于在K省卷入人事纠纷而走投无路的吴运韬，投奔到了Z部，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终于把旗帜插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片高地上。也就是说，征服这片高地，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富烨在某个场合曾经为自己辩解说：“老吴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当然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受损失的不是吴运韬，而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法则。
个人生活法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历数我们的堕落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纪小佩说：“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抱怨我们这代人没有责任感，说我们没有坚守住人性的高地，说我们没有为他们看守好本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说我们怯懦得简直像是一群没有意志的绵羊……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无言以对。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时过境迁，就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量，扭曲我们的人格，压抑人的良知……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承担后代的指责。”
有一次，吴运韬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活动，实际上是著名作家在豪华饭店里的一次聚会，他听到一位从不写作却在文化圈占很高领导职位的长者谈自己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吴运韬记得很清楚，一般人说“官”这个字后面要加儿音的，那位当了官的长者不加儿音，因此特别有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这是一句箴言。每当吴运韬为了权力失去内心平衡之时，每当他为争夺权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骤，以至于隐隐地从道德上感到不安时，他都要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准备做的都是高尚的。因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谋取这些条件的过程中，他不考虑做事情，或者说，就连做事情也成了谋取条件的手段。所以，尽管他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结在于每况愈下的经济效益，但是他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来没想过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现在，获得了条件，他要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尽快发展起来，把出版业做大做强，尽快为Z部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至于为什么非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于他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他通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达到什么目的等等这些深层的问题，他暂时没想，不是表面上没想，是真的没想。吴运韬不是耽于幻想的人，对于过于遥远的事情，他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想象。要清醒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你很难将这个事件中隐含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做严格区分，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很难说清一个人在创造历史事件的时候究竟隐藏着多少个人动机，这时候，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欲望的统一。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以至于大于某项事业的发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历史，那么，这个事件一定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个人动机，因而具有这种浓郁的个人的色彩。
现在我们暂且不对吴运韬创造的历史时间做更多的评说，我们谈一下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创造历史的。
吴运韬的前任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长时间以来，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着这个单位，没有经营管理思路，尽管有非常宽泛的经营范围，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起这些条件，没有拉起更多经营项目，所以印刷和广告这两块很有经济前景的业务丢掉了；即使在出版这一块，也岌岌可危：没有自己的图书品牌，在出版领域默默无闻，提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让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书，而是因为卖书号被上级主管部门查处通报。财务状况简直到了危机的程度，要求结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孙颖的办公室里吵吵嚷嚷，财务处长马缃总是带着被欺凌的痛苦表情拿着孙颖已经批过的结帐单找吴运韬，想让吴运韬干预一下，这笔账再缓一个星期……吴运韬左磕右拜，把大学同学都发动了起来，才从银行贷出五十万元，把必须结的账给印刷厂结了。中心内部管理混乱，由于经济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当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赚钱：编辑在卖书号的同时索要编辑费，发行部的个别人甚至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书店或者发行点，中心的出版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没有一个骨干团队。最近几年，一些真正有质量的人已经离开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没有走的，也已经心灰意懒，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开始学着做纪律不允许的事情。
要把这样一个单位发展起来，要做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要紧的是安排好节奏。吴运韬已经从夏乃尊和徐罘那里记取了教训：你只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为自己招祸。他绝不能为自己招祸，相反，要想办法避祸———有哪一个人比吴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