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间？”
“我等你的电话。”
实际上，苏北基本上做了决定，他只是不想直接告诉王岚。并不是害怕王岚诅咒他堕落，而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他第一次承认，权力对他的诱惑是那样难以抗拒，以至于连后果都置于脑后，让自己相信能够解决碰到的任何问题。
……
那天晚上，在王岚散发着奇异清香的房子里，苏北和王岚约定不说任何让人烦恼的问题，把自己还原为本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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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度过了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
本初意义上的人竟然如此幸福，人生竟然如此充满诗意，生命竟然如此激昂……这一切是什么时候丢失的？是怎样丢失的？———当苏北用肉体感知王岚的存在、在天鹅绒一样的感觉之中缓慢地飘摇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声音这样发问。
但是，他不愿意被打扰，他就这样让自己缓慢地飘摇，缓慢地飘摇，好像融化在了广漠的宇宙之中。
苏北了解到了Z部党组做出决定的细节。就像为把他自己安排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感到震惊一样，他同样为把金超安排到东方印刷厂去做党委书记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样对金超极不公正。
金超从走出学校大门开始，已经搞了八年文化出版工作，他的一切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都是出版。目前的这个安排，简直等于用暴力剥夺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样的结局对金超来说显然太过分了。
书生气十足的苏北开始在他的《札记》里分析这里面的缘由。
正如他从来都认为的那样，Z部党组完全不了解直属单位的经营管理情况，完全不了解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的工作情况，完全不了解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素质状况。
造成这种局面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某种设计上的缺陷：党组对下情的了解，事实上只有主管领导这一个狭窄的通道，万一这个通道发生扭曲，那么，党组的判断和决定，就不可能不发生扭曲。
要理解这里面的奥妙，不需要多么高的智力。
好像是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管干部考察的程序设计多么精致多么严谨，事实上都消解在了权力结构的传动过程之中，造成了干部考察机制的空转！一个到下属单位进行干部考察的人事部主任，不可能违拗吴运韬的愿望行使所谓的工作原则，因为，吴运韬是这位主任的权力来源，至少是一部分权力来源。
人事部主任最重要的素质，是要能够在领导者不着一言的情况下领会领导者的意图。这方面，周燕玲是一个佼佼者。或者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站在这个位置的人都是佼佼者。在这种情况下，吴运韬的意志就会成为没有任何力量和因素能够限定的东西，它能够导致吴运韬期望的任何结果。
至于这个结果是不是有利于正义和原则，是不是体现了邱小康对他倡导和从事的事业的发展，吴运韬不关心，党组其他成员不知道，邱小康不了解……于是，事情就成了目前这个样子。
生活演变为卡夫卡式的荒诞是不需要很多缘由的，它好像先天地具备这种荒诞的基因，稍有不慎，它就冷漠地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荒诞横亘在你面前，让你哭不得笑不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金超都是约瑟夫·K。”苏北在《札记》里说。
苏北并不是在观赏一场与己无关的戏剧，这是因为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情节，这也是他内心极为不安的原因之一———如果这荒诞来源于吴运韬的选择，来源于吴运韬的意志，那么，苏北就无法回避他的辞职信件在吴运韬心理上发生的影响，而因为这种影响促使吴运韬做出的决定，很有可能伤害了一个苏北最不想伤害的人，这个人就是金超。
一种对金超的歉疚感，随着事情的发展像潮水一样在苏北的心中漫延了开来。他不知道该对金超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就像一个被宣判了的人，徒然地等待着强力的一方把自己送到什么地方去，同时眼睁睁地看着金超被送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
吴运韬打电话给金超的时候，金超正在面对一个信封发呆。
纪小佩把三千元钱退还给了他，有一个简短的附言：金超：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我不能收这个钱，它会使我非常不安。我们在走向生活的时候都没有学会怎样生活，所以，对过去的有些事情，我总是免不了去想如果现在让我们来处理，会不会好一些。现在，无论你还是我，总算是知道生活的真实面目了，我们知道了该怎样对付它———在这方面，我一直认为你比我更清醒也更有力量。我明天就去美国。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纪小佩金超不知道信上都说了什么。如果在说他们的以往的爱情与婚姻，他认为她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要去谈死亡了的东西呢？它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如果是在谈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也没有必要，我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并且已经走了那么久，就连彼此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我们会有怎样相同的见解呢？你现在认为我对生活有比你更清醒的力量，恰恰是在这时，我感到了生活是那样沉重……你把话说大了，难道我们真的知道生活的真实面目了吗？真的知道吗？不知道，至少是我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我不过是蹚过了一个河沟，当我以为到达彼岸的时候，我才看到我所面临着的汪洋大海。生活的面目不是那样好认清的。比如现在，他就感觉有一个巨大的事实在运转，他不知道那个事实是什么，但是他知道它在运转，他知道它很快就会来到面前。可怕的是，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它的到来。
好像是为了佐证他的这种不祥的预感，吴运韬的电话打过来了。
“是金超吗？”
“我是我是，”金超听出了吴运韬的声音，尾骨紧缩起来。“吴主任。”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吴运韬停了很长时间，好像直到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把那件事情说出来。
金超轻轻唤道：“吴主任……”
“金超，前天下午开了党组会，研究了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问题。”吴运韬又停顿了一下，“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依据小康的意见，也做出了决定，决定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你的工作，这次有一点变动……”
金超马上意识到了最近一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不祥地游荡的事实，感觉有一个巨大的东西爆燃开来。他隐隐地听到吴运韬说将他交流到东方印刷厂做党委书记，隐隐听到吴运韬的进一步解释，那解释枯燥无味，一切都完全失去了意义，就连谁来接替他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也失去了意义，他听到的只是海啸一样的响声。他捏住话筒，呐呐着，什么都不说。
正在这时候，陈怡敲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夹，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传阅的上级文件。他惊讶地看到金超脸色苍白，就像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僵立在写字台边，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走过去。金超没注意陈怡，陈怡就把文件夹放到写字台上，悄悄走出来。陈怡判断，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想不出是什么事情。
陈怡走出金超的办公室以后，吴运韬在电话的那一边已经结束了谈话，最后说了一句：“今天下班以后你晚走一会儿，我和你说一下详细情况……”
金超颓然坐在椅子上。
尽管最近他内心总是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但是他绝对没想到，他会突然面对生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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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吴运韬还在和他谈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上的事情，从时间上说，那应当是在党组会开过以后了……但是为什么没向他露一句口风呢？
从上海返回北京的罗伯特·罗森坚持要了解这件事的整个过程。
苏北不像以往和罗伯特·罗森谈论此类话题的时候那样沉重，他好像变得很客观：“实际上，要在Z部党组通过这样一个带有浓厚的吴运韬主观色彩的权力分配方案，对于吴运韬来说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们关于干部选拔，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不是都有很复杂的规定和程序吗？按照那些规定和程序，能允许吴运韬做这种安排吗？”
苏北笑了笑，决定把自己在《札记》中反复思考过的问题用尽可能浅显的话语告诉这个天真的人。
他说：“公开的规定和程序是一回事，实际运作又是另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是在没有隐蔽的秩序中运作的，它的内在推力与其说是国家、集体、事业发展等冠冕堂皇的东西，不如说是当事者的个人动机。无数被掩饰的个人动机汇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来无可厚非，因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的个人动机在暗处，并且经过了伪装，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法律对它们进行制约。没有法律和道德（哪怕是宗教迷信）约束的个人动机，会变得像野兽一样残暴，这些个人动机如果汇集为整体的推动力———我们在这里不说整个社会———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局面。既可能被蹂躏也可能被高扬，这两者甚至有可能交替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你今天蹂躏和高扬了某一个人，明天，你也可能被别人所蹂躏或高扬。这种东西，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是男是女，社会地位是否卑贱，职位是否崇高。”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灾难。”
“是的。我们在不断制造灾难。”苏北确认说。他突然想到了金超目前的处境。“社会的灾难，个人的灾难。实际上，吴运韬这个级别的掌握权力的人，早已经掌握了整个社会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智慧，他们在运用‘潜规则’方面已经得心应手。当他们想把能够代表和反映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推到适当位置的时候，用不着冥思苦想，仅仅凭着直觉和本能就会了无痕迹地把公开的规则和程序演变为‘潜规则’，在公开的规定和程序的运作中达到潜规则要达到的目标。把繁文缛节简化成为随心所欲的东西的过程，正是权力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这里面的乐趣，是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难以割舍的。”
罗伯特·罗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作为一个身在事情当中的人，是不是把这一切都看得太清楚了？”
苏北怔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罗森，把罗森的话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只是在这时，他才又还原为一个有生存欲求的人。他承认：的确是看得太清楚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就在这天，罗森告诉了苏北《纽约时报》连载《灵魂的栖所———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这件事。
“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你是说我处理得巧妙吗？”
“不。”苏北说，“我是说，任何一个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人都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可以认为栖息在那里的人不是我。”
罗伯特·罗森朗声笑起来。
再有两年，廖济舟就要退休了，谁来接任是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的最大问题，这里面牵扯到退休以后的权利、利益以至于是否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吴运韬利用被夸大和装饰过的与邱小康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使廖济舟和其他人都认为，邱小康将选择吴运韬。吴运韬也已经让廖济舟认为，他是保证廖济舟退休以后权利和利益的最佳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吴运韬对分管单位的意愿必定获得廖济舟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吴运韬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对这些单位进行独裁的权力。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请外国官员的宴会上，邱小康正在讲话，吴运韬和廖济舟坐在一起。他们的两边都是外国人，出于礼仪，直挺挺坐着，不吃不喝，也不交谈，认真听邱小康讲话。
吴运韬的姿势并无明显变化，但是他声音清晰地对廖济舟说：“我想动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班子。”
廖济舟微笑着和对面一位非洲人交换了一下目光，问：“你想怎么动？”
吴运韬把身子稍稍向廖济舟这边倾斜了一下，简短地说怎么怎么动。
廖济舟对金超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于苏北，由于《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那本书，他已经印象深刻。他推断吴运韬是为了这件事才决定安排苏北的，这会是一个让邱小康感到高兴的安排。至于金超，无论在吴运韬还是在廖济舟的政治棋盘上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廖济舟甚至根本没注意听吴运韬对他要做何种安排，就说：“那行。你先拿个方案，上一次会，然后让周燕玲把程序走一下。”接收搞发行工作的石振国做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在“走程序”的过程中，廖济舟“顺便”向吴运韬提出来的。
所谓“把程序走一下”，就是严格履行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包括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职工中征求意见，找领导班子成员谈话，重点考察苏北是不是能够胜任常务副主任职务……等等。
周燕玲当然是一个具备基本素质和经验的人事干部———她既能够领会领导意图，又能够把这种意图掩盖在冠冕堂皇的干部考察过程之中。这个人还可以做到，即使她询问了一百个关于某个人的问题，你也不会有丝毫感觉她是在了解这个人，所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一部分职工可能知道Z部在对领导班子进行年度工作考察，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对主要负责同志职务的剧烈调整。
夏昕也没想到。这个在图书出版上有许多想法的副主任对官场上的事情比苏北还要陌生，竟然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周燕玲谈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他并没有过多指责金超，他说，既然吴运韬兼着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主任职务，就应当切切实实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承担起责任，如果这样下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非常危险。或者，吴运韬也可以不再兼任主任职务，放开手让金超干，事情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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