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没有确定。已经有不少不确定的事情够烦的了。”
“你的想法是什么，直说好不好？”
“我是应该直说。有时候我是想得太多了，总担心这担心那的。认识这么些年，几次大一点的不愉快，差不多都是跟沟通不好有关系。”
接下来玲姐说了很多事，差不多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起先，我耐着性子听她说。接着，我觉察到我自己也在回忆，在用我的回忆去对照玲姐的回忆。玲姐的回忆改变了很多事情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应。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老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前门烤鸭店里，我有点为自己当时的多心和斗酒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最后一次陪我在商场里买衣服时，她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许可佳常常打电话给玲姐汇报最新进展，导致（至少是原因之一）玲姐在香山淋雨生病，在上海深夜的街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失眠。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打算嫁给老易之后曾抱着我的衣服大哭了一场。我这天晚上才知道，我发高烧的时候把我的住址告诉许可佳的人是玲姐。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在湖边小屋里给我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她差点决定嫁给我，让我跟一起去隐居。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借下棋来决定她是否悄悄出国……她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这样坦诚过，不止一次翻开日记指给我看，不止一次泣不成声，不止一次微笑着望着我。
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努力保持镇静。
我觉得她这天晚上真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或者，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了，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安静跟平时的安静有何不同。其实我内心里异常混乱，愧疚，感动，焦燥，失望，屈辱，愤怒……屈辱和愤怒，以前很少出现过，特别是愤怒，这么明显地燃烧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玲姐谈到她在我和许可佳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谈得比较抽象，我已经有些不满，我觉得她不尊重我，觉得她那些人为的制造大大削弱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价值，但我把这一切压在了心里。这一次，她谈得比较具体，还加了不少燃料，让我的不满像火苗从余烬里升了起来，上升为越来越旺的愤怒。
有十几分钟，我有一种被蒙蔽被操纵的感觉。如果她当时不打算把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捆在一起，那她凭什么蒙蔽和操纵我的生活？即使她是我妻子，也不应该这样！她有什么权利诱导和安排我的感情？有什么权利把她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满屋子的气球（金牛，白羊，其它怪模怪样的东西）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嘲笑我对玲姐的感情……血液的激流一点一点涨上来，慢慢淹没我的五脏六腑，灼热的岩浆在拱动，在寻找出口……我觉得一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让这句话冒了出来：
“你出国之前，跟不跟我结婚？”
玲姐捂着脸说：“对不起，天儿，我不能。”
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像最后一根人生的支柱倒了一样。我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好。”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玲姐在哭泣，趴在沙发上哭泣。我觉得她的哭泣是那样虚假，像是在表演一样。我觉得我这几年简直像是生活在这个女人导演的电视剧里，整个现实是那样荒谬和虚假，而我是那样愚蠢无用，将近５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走到阳台上，阳台被玻璃密封着，我打开一扇窗子，想把自己从这个窗子里扔出去，像扔垃圾一样。我爬上去，一声不吭坐在窗台上，双脚悬在阳台外面晃荡。
星空一下子近了很多，虫鸣一下子响了很多，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诱惑着我，让我飞过去。我头一次感受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像掌握着巨大的力量。我头一次发现人不能轻易动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就像一块磁铁在铺满锈钉子的地上翻滚，会吸引一个又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我身上聚集。这些理由仿佛与生俱来，在每一个细胞里沉睡，现在一个接一个苏醒了。
玲姐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小天，你这是干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星星。”
“你快下来！”
我说：“你别过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嫁不嫁给我，十二点钟以前，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然后我再决定是走，还是留。”
玲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玲姐哈哈大笑起来，说走吧，走吧，都走吧，我早就想走了！你逼我，他逼我，我逼我，数不清的人逼我！我也该走了。她一边疯言疯语，一边顺手抄起门边的晾衣叉在客厅里乱挥乱舞，气球一只接一只爆炸了，玫瑰花瓣和纸条纷纷扬扬飘落。突然，吊灯爆炸了，屋子里一片漆黑。玲姐走到阳台的另一扇窗子前，打开窗子。还没等我从这边的窗台上下来，她已经爬上那边的窗台坐下了。
（）
我说：“你这又是何必？”
玲姐轻轻地哭泣着，说：“要不是想到你会难过，我早就从这里走了。”
我有些发懵，说：“也好。”停了停，叫了一声姐，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会难过的。”
玲姐说：“天儿，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也会难过的。一会儿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走。”
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６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６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
方案定下来后，讨论自杀的过程中激起的兴奋却没有停下来，我们依然有些激动，仿佛已经置身于湖边。玲姐又哭起来了。接着，我也哭起来了。我们很快哭成了一团。我们一边哭泣一边Zuo爱。我舔干了玲姐眼角的泪水，还舔干了她鼻尖上的汗水，我发现泪水和汗水是同一种滋味，仿佛是同一种东西，仿佛鼻尖也会哭泣。接下来，我发现她的胸脯在哭泣，我的胸脯也在哭泣。胸脯和胸脯一边交谈，一边哭泣。彼此的大腿也是这样，一边交谈，一边哭泣。手和手在说再见。脚和脚在说再见。脖颈和脖颈在说再见。都是一边说再见，一边哭泣……仿佛每一部分都在哭泣，仿佛我和她渴望像两滴泪水那样融在一起……身体和身体分开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分开，分分合合，没完没了地说着再见，没完没了地哭泣……哭得越来越厉害，浑身湿淋淋的，仿佛是从泪水中捞出来的一样，仿佛有无穷的泪水要从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我在她的身体里面深刻地哭泣着，甚至能听到血管里流动的血也在哭泣……越过临界点的那一时刻，我在她身体里大哭一声，把泪水热热地喷洒在她身体里……她激烈地抽泣着，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像死了一样。
不用说，经历了生命的极度欢愉之后，我又不太想死了。 可是，不死又怎么办，我很茫然。
我们轻轻地抱着，都不说话。
星光遥遥射来。我忽然想起了一本科普书上说过，我们看见的星星，很多是亿万前的星星。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看见的星星有一些还是不是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一玲星是否存在。不清楚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接下来，我开始计算，对面１０００米处的大楼，是三十万分之一秒以前的大楼。对面１米处的玲姐，是三十亿分之一秒以前的玲姐。空间里到处充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在”。甚至，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
自然界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时间是人为规定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想法像是我的发明，让我激动。我很想告诉玲姐，打消她对于并不存在的时间的恐惧，但此时玲姐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搂了搂玲姐。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思念她的身体，我感到彼此的身体像两颗星星一样遥远。
第十部分
玲姐去了美国后，我感到整个北京空空荡荡的。少了玲姐的呼吸，好像这座城市的空气也有些不一样了，让我胸闷。一下班，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满街游荡，双脚虚飘，那种状态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孤魂野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还不如真的跟玲姐一起自杀了好。让爱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阴影。让爱定格，归于永恒。
玲姐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点从楼上跳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跳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逼一逼玲姐的想法，逼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出来的，那迷乱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头顶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姐既不逼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跳下去。我跳下去了，只怕是玲姐也会跟着跳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姐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顶上走下来后，交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本来，我对玲姐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深入交流，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点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玲姐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入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美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 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美国，我也能移民美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触及。我们情愿在美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美国，有我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姐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干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８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玲姐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做管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出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姐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子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能怎么样呢？眼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感情含量越来越低，一种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感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胸口。有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游荡，感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爽一爽”。我找借口想推掉，阿伍很不高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子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道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