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是深圳一个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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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是深圳一个贼-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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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他们在逃亡中,突见拦截他们的女警变了模样,好像地狱的“索命鬼”,发疯狂叫,他们连人带车裹进一辆疾驶的货柜车底下,被拦腰截成两段,终于得了报应。
  告别了七爷,我和豆子去医院看何姐。阿飘去世后,她悲伤过度,终于生了一场大病。
  她没有住在仨九医院。怕她触景生情,七爷将她安排在另一家更高规格的医院。五星级酒店的标准。
  何姐住院后,主要是豆子负责陪她;真难为了这丫头,又要陪病人,又要到处找我。
  豆子嘴快,早已把找到我的消息告诉何姐。但见了我的面,仍然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激动,紧紧拉住我的手,就像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子,泪流满面。
  何姐说:“从小到大,我的命就苦,老爸老妈还没看到我长大成|人,就悄悄走了;马上快见棺材了,女儿又……”说着,已是泣不成声。
  我跪在地板上,深情地说:“您还有一个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
  豆子在一旁连忙说:“对对,反正你早晚是我妈,我就先叫你一声妈。”说罢,跪在我身边。
  何姐破涕为笑,擦擦眼泪,瞪了豆子一眼,然后叹了口气:“如果不是被人害得家破人亡,我们早就成亲了。也真难为他,跟我委屈了一辈子。”
  自从何守义跌落悬崖,下落不明,家中陡遇惨变,燕儿就发誓,不找到凶手,永不谈婚嫁。乔小七早就属意她,同时心有所憾,故而也终身未娶。
  他们曾足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都遍寻不得。但是,心中隐约有种感觉,凶手并未跌崖而死,至今都在他们身边游荡,却又找不到蛛丝马迹。尽管如此,他们毫不气馁,一刻不停地在世上搜寻,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未了的心愿。
  那天,何姐跟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甚至谈到小时候的梦想。她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那时候她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公安局的侦察员……
  西行途中贼无贼道
  深圳,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你,梦想的地狱和天堂。我不知道是爱你还是恨你,尽管爱与恨对你毫无损伤。但是我一定要说一句话,那就是感谢你。
  不管愿不愿意,所有该经历的,我都已经历;所有该品尝的,我都已品尝。因为你,我的人生多姿多彩。
  就在离开深圳的那天晚上,我和豆子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告别仪式,从船坞租了条小艇,就像两只发疯的大耗子,开足马力,在深圳湾的风头浪尖上奔跑。
  累了,就背靠背坐在船头,任凭海风呼啦啦地吹;歇过劲来,再拼命地跑。整个晚上谁都没有说话,就像一对配合默契的孪生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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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我用这种方式将你铭刻在记忆中。深圳,蔚蓝色的梦。
  离开深圳的时候,我乘坐的是开往北京的108次特快列车,几年前就是它把我带到南中国海这片温热的土地。如今,它又要将这颗疲惫的游子心驮回去。
  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惟独这趟列车还是老面孔,广播里传出的依然是那个甜甜的声音。
  “各位乘客你们好,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
  唯一的不同是,108次列车提速了。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列车员们不忘“为人民币服务”穿着铁路制服推销袜子。口里大声吆喝:“看一看,瞧一瞧,真正的亚麻丝袜,结实耐磨,祛臭防臭了啊!”不过,你要真信他的,等于随身带了块臭豆腐,准能熏翻半条街。
  我走的时候,七爷本来准备送我,后来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有事请他协助调查,只得派他的助理小吴送我。
  我和小吴如同哥俩,一直关系不错。临上车前,他千叮咛万瞩咐,让我好自为之,煽情得像个婆婆。
  在这种场合下,最该露面的一个人没出场。她当然是豆子,也不知在搞什么名堂。
  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都抹我肩膀上。
  列车出站之后,我从行李包里拿东西,发现一张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不管我走到哪里,心里都会想你。”没有署名,但一看就是豆子的手迹。
  我淡淡一笑,这个豆子真是乱七八遭,应该这样写:“不管你走到哪里,我心里都会想你。”这一下弄的,好像她要离开深圳似的。
  这趟列车是开往北京西客站的。不过,它不是我的目的地;火车走到一半,我就成了中途下车客。那里是我的老家,鲁西南一个贫困的小县城,在地图上不显眼,提起来也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就不提了。
  我的父母是离休老干部,曾经在这个小县城炙手可热,只是革命半辈子啥也没捞着,每日靠搓麻将打发光阴。
  父亲退休前曾风光过一把,当时纪检委将他传了过去,愣说他有严重的行贿行为,弄得一头雾水。
  后来谜底揭开。多年前他曾陪某领导到南方考察,因为行得匆忙,这位爷没带换洗的衣服,父亲就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条裤衩,一双袜子。
  反腐败的时候,这位领导马失前蹄,裤衩和袜子成为一大罪状。材料上这样写道:“就连他的裤衩、袜子都是公款买的。”可见他有多“腐败”。
  对此,父亲至今耿耿于怀。有一回,县里慰问老干部,他喝醉了,拍着桌子骂娘:“你们这些王八蛋,坐的车几十万一辆,一顿饭吃去农民几年的口粮,那得值多少裤衩和袜子。”弄得县长、书记很尴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家我已经多年没回去。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老爸老妈至今都不知道我是哪部分的,每次打电话,我都含含糊糊:“搞进出口贸易。”这是他们所能理解的。
  如果我要暴露身份,估计老俩口不是羞死,就是气死,肯定不想活了。
  记得小时候顽皮,我们一帮孩子“学雷锋,做好事”,帮助拉板车的师傅推车,他就狠狠揍过我一顿。边打边骂:“你个孽种,下次再干这些缺德事,非剁下你的手不可!”
  当然,他这样骂并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而是因为我们推车的目的不纯。我们小哥几个并不是逮什么推什么,而是专拣“拉白糖的”,那可是一麻袋一麻袋的白糖呵!
  上坡的时候,一班人在后面用力推,另一个人就用铅笔刀划一道口子,哗啦啦的白糖那个流呵,好过瘾,足足装了几书包。要不是我爸打我,我非得糖尿病不行。
  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陪老爸老妈打了几圈麻将,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三山五岳;要不是没学会游泳,可能还要到“五洋捉鳖”。
  在泰山,我终于领略到什么叫“一览众山小”。却原来坐在索道上往下看,这个历代帝王的大玩具真的缩小了,而且眨眼功夫就到了泰山顶。以前可要爬得脚肿。
  爬了泰山就要到黄河,“不到黄河心不死”,真想死还是跳黄河。一点也不骗你。你看万千泥流夺路狂奔,其势惊天地泣鬼神,宛若惹毛了的黑社会老大。要是跳下去,估计连根骨头都找不到。
  再后来我还去了趟敦煌。这个地方与小偷特别有缘分,同行们下手贼狠,盗得鸟蛋精光,只剩几张破壁画。
  也不知怎么的,我越看墙上的女孩越像一个人,那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唇,熟悉得要命。像谁呢?像阿飘!
  我突然发现满墙都是阿飘。有阿飘“反弹琵琶”,阿飘吹箫,阿飘大跳“飞天舞”等等。怎么看怎么像。
  奇了怪了,难道阿飘是从壁画里走出来的仙女?本来我不信“乱力神怪”,此时也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念叨:仙女姐姐阿飘,就是全中国人民都变成小偷,我也不干这一行了。
  说实在话,小偷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以前我一直处于“组织”的上层,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走了一圈才知道,水深火热呵,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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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深圳的时候,我乘坐的是软卧车厢,与我同一个包厢的是个医生,白净、戴眼镜,一身“消毒水”的味道。
  医生话不多,上车后,他礼貌地点点头,就一头扎床上,逮着本书看,好像是什么“针灸学”之类的。
  大约火车刚过东莞,广播喇叭中悠扬的音乐突然中断,传出一个焦急的声音:“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车上发现危重病人,有懂医术的同志请到9号车厢,请到9号车厢。”语气着急得不得了。
  一开始,我以为医生是个书呆子,没怎么理他。想不到听到广播声,他马上来了精神,书一放,哧溜窜了出去。
  几个小时后,医生拖着疲惫的步履回来,一屁股坐床上,脸憋得通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怎么着?不是去看病吗?怎么医出气来了。”我问道。
  医生听我这会儿还和他开玩笑,白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说:“病好医人心难医。”
  原来,医生看的病人是个留美学生,五年来第一次回国探亲;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留学生很少回国探亲,原因是需要一大笔路费。尤其是这位留美学生,老家在贫困的大别山区,回一趟家更是不容易,路费全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个个盘子洗出来的。
  此番回国,他带回自己所有的积蓄,大约5000美元左右。一部分用来做返程路费,另一部分供弟弟妹妹读书。
  结果可想而知,从香港来到深圳,再从深圳回老家,是个多么危险的旅程,上车不久,钱就被偷走了。留学生发现之后,一口痰卡在喉咙里,当场昏倒,人事不醒。
  还有一次是在湖北孝感,我所住的宾馆楼下有个摆摊卖米酒的,吆喝声诱人:“孝感米酒,天下少有,一喝难回头。”
  那意思就像景阳岗上高挂的酒幡:“三碗不过岗。”摆明了欺负“嗜酒阶层”。咱什么酒没喝过?一半不服气,一半抵不住诱惑,我便下楼喝了两碗。
  |乳白色的米酒,上面飘着一层蛋花,果然名不虚传。
  喝完一碗,再来一碗,乐得老板小眼睛眯成缝,直夸我:“客官好酒量,再来两碗?”只管赚银子,一点职业道德也没有,也不管人家等会儿打不打虎。
  正喝得高兴,远远的走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喇叭,走两步,站在那儿一挺肚子,对着喇叭喊:“小偷,我□你□□。”内容淫秽,涉及上辈女性。
  当时,我一听,心里直翻腾,被他一骂,酒便喝不下去了,面红耳赤地问:“什么人?”心里琢磨是打虎还是打他。
  酒摊老板道:“别理他,是邓老头犯神经病。”接着说出一段故事:
  邓老头的女儿女婿在深圳开饭馆,生意红红火火,每年都能挣十万八万。
  有一年,老邓到深圳看女儿女婿,住了半个月。临回家的时候,小两口塞给他一个鼓囊囊的纸包说:“这是5万块,帮我们把旧房子翻盖一下,等挣足了钱,我们再回家孝敬双亲。”
  邓老头一辈子也没摸过这么多钱,心里挺高兴,可是又担心路上丢了,说:“不如寄回家。”
  女儿女婿一撇嘴:“这么点钱,省得麻烦。”
  邓老头一想也是,寄回家又要花汇费,又要专门到城里取,太麻烦。于是,便藏在随身携带的塑料编织袋里,还特意穿上一身破烂衣服,打扮得像要饭的。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从深圳到武汉到孝感,需要三十多个小时。怕他太劳累,女儿女婿还特意买了卧铺。
  错就错在这张卧铺票上。你想,一个要饭的老头坐卧铺,那是什么感觉?别人看他的眼神,肯定也是怪怪的。
  最有意思的是,偏偏车厢里有个小伙子,特别爱开玩笑,逗他说:“大爷,你是乔装打扮的李嘉诚吧?这年头有钱人出门都这打扮,个个身上带着巨款。”
  老头赶紧说:“没有没有,俺带的是存折。”将手里的编织袋捂得紧紧的,一刻也不动地方,晚上也不睡觉,瞪着眼睛,惟恐遭小偷。
  他的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年纪大,没休息好,还没等到孝感,精神就崩溃了,看谁都像小偷。见人就下跪:“求求你,俺带的是存折,千万别偷。”
  结果,他女儿女婿给的钱也没翻盖房子,全花进医院了。
  听了邓老头的故事,再看他手拿大喇叭,挺肚子叫骂的模样,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脑海里突然出现《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再联想起人们捉住小偷之后,手脚齐上,一番爆打的场面,更是不寒而栗。
  阿飘,我悔过了,再也不偷了!我在心里默默念叨。不过,念叨归念叨,从敦煌出来不久,我就违背了誓言,又一次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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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坐的是开往兰州的火车,准备去嘉峪关看大漠风光。在我对面坐的是一对夫妻,男的病恹恹,头枕在女的膝上睡觉。女的特别爱倾诉,和我邻座一个鼻梁高挺的女孩儿聊个没完。
  从家里的母鸡不下蛋,聊到给羊做结扎手术;从家里有几个孩子,聊到男人的病:男人胃里长癌,吃什么吐什么,这次是去省城动手术。
  “全家老小就靠他一个壮劳力。”女的叹了口气。
  大约车到玉门的时候,同行们粉墨登场。和深圳的小偷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拿着一把医用镊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口袋里夹钱包。除了被偷的人看不到,没被偷的都看到了。
  最奇怪的是,车上没人理。即使发现被偷,也在那儿装哑巴。有个列车员,眼睁睁看着他们偷东西,也装作没看见,头一低,从旁边擦身而过。
  简直太猖獗了。连我这个“偷王”的徒弟也看得目瞪口呆。
  坐对面的女人聊了一会儿,觉得内急,起身上厕所;谁知眨巴眼功夫,就哭天抢地跑了回来,腰带在外边搭拉着,两手提着裤子。
  “钱不见了,那可是救命的钱。天老爷呀。”她说。
  整个车厢一片骚动。大批人的脖子长出一截。
  5000块钱缝在一个布兜里,捆在腰上。现在只剩下腰带。那是一个农民不吃不喝两年的辛苦钱。给男人治病的救命钱。那女的快急疯了。
  最悲惨的还是那男的,听说钱丢了,一下子跳起来,迎面煽了女的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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