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掌握的机构。相似的情况存在于股票交易所，那里也没有妇女的位置。
布店是第一个展示了现代零售业特征的地方。与许多其他同时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人不同，布商对生产环节的控制是相对自由的，只有线是必须准备的。织物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棉织物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布料市场的扩大，到了19世纪20年代，城镇和城市中的布店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能够集中资金用于店铺改造的布店常常是最先使用平板玻璃窗户、橱窗展示和煤气灯的，它们还领导了价格标签和现金交易的使用。
卡德伯里的布店生意不断扩大和繁荣。同时约翰在隔壁开了自己的茶叶和咖啡店，他不仅推动了最新的零售业的改进，而且决定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本就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可可生产上去。为了这样做，他新开了一家完全独立的工厂并同时经营两边的生意。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普里西拉像他的父母一样生活在商店的上面。但普里西拉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28年就去世了。1832年他再婚，娶的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坎迪亚。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都一直住在布尔街，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从城镇中心搬到了埃格巴斯通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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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格巴斯通还处在郊区的发展阶段，距伯明翰大约1英里。这是福音派主教卡尔索普从1800年就开始计划建造的。卡尔索*好了地址，把这里设计成能为中产阶级提供时髦的住宅和花园，并远离肮脏、忙碌和讨厌的邻居的地方。租借的土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店主不能把他们的家变成商业场所，制造商也不能在他们的花园里建车间。那里铺上了宽敞的道路，种上了许多树，还及时建起了教堂和公园。埃格巴斯通最令人自豪的是其吸引人的别墅和乡村景色，它为农村提供了城市的精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必然需要将工作和家分开，因为在埃格巴斯通是不能在家里经营家庭企业的。卡尔索普的创造以一个假设为基础，那就是中产阶级希望家与工作场所分开，家庭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甜蜜的亲吻和妻子的爱抚应该与对生意的关心和焦虑相分离。”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卡德伯里家族（3）
经济和商业变化促进了这种分离。当卡德伯里的企业规模增大后，妇女不能涉足越来越多的工作领域。工厂离房子很近，但坎迪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眺望它：她婆婆在照看商店，同时她却在照看孩子们。扩大业务范围就意味着更大的劳动分工，雇用更多的男工和精心制作的财政记录。当然这些对男子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约翰和他父亲都参与了新交易大厅的设计和建设，这个大厅是为更好的销售提供场所的设施，并且是当时更为先进的商业实践形式的特性化的部分。生意和商业成了男人的领域，而仅存的女性零售商都集中在销售食品和女性服装上。出于为自己和孩子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环境的需要，同时为了不受相关工作的干扰，卡德伯里兄弟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同领域的观念。
近40年来，约翰和坎迪亚的新房子一直是他们的家。当家庭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条件允许之后，他们逐渐改变并扩大了房子的规模。坎迪亚把时间都花在家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和照料花园，就像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在后来描述的那样，“房子的外表像是村舍，而且也太小了，但它周围田野般的环境让父亲决定买下它，然后再增添几个房间，并以他们自己的品位来修建花园……母亲非常喜欢园艺，而生意和城镇上的事务以及别的兴趣占用了父亲很多的时间，在工作日，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照看她的花园。”这座房子很快就有了一间娱乐室，后来又有了一间教室和一间在楼上的给小孩子的保育室。坎迪亚和她的孩子的生活主要是在家里和学校，而她丈夫则把埃格巴斯通的家当作一个幸福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可以活跃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里。
像这样有餐厅、画室、教室和保育室的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18世纪，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孩子们有独立的房间以及吃饭和做饭的地方分开的新观念是与男人要有工作场所的观念相联系的。由于逐渐强调温暖和舒适，因此这样的家主要涉及到家具。在中产阶级中流行典雅美的时期，Ｊ。Ｃ。伦敦在他广受欢迎的手册中告诉他的读者们保育室是什么，如何布置画室，以及用丈夫和妻子分享的方法看花园能提供什么样的乐趣，因为如果家庭设计是全新的，那么其周围的花园也是如此。在18世纪，人们认为一块有走道和铁栅栏的方形土地作花园就足够了，但到了19世纪中叶，花园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特征。温顺的大自然，被树木包围以及保护隐私的树篱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男人可以自己照料树木和葡萄，因为伦敦曾费尽苦心地向他们保证这种手工劳动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而且可以在镇子里忙碌了一天以后，抽出一个小时来放松一下。妇女们主要负责的是花，女性天生的甜蜜、温柔和花朵的美丽和芬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母亲可以在他们的小花园里教孩子们如何照料植物和如何播种。
约翰和坎迪亚在埃格巴斯通的家和花园是对家庭生活特殊观念的集中体现，比如说男子和妇女的特殊职责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汉纳？莫尔对于理想世界的观点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房屋。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宗教信仰会产生对精神体验的持续关心，而且要求宗教家庭能发现男女工作的逐渐分离和划分的物质形式。当男子面对扩大的生意和专业化部门中日益增多的机遇，以及他们的职业活动和公众活动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时，妇女正在从这个领域中撤退，并将母亲和家庭管理作为她们的职责。这种两性世界的划分具有宗教上的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男子只有通过与家庭这个精神世界的不断接触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家里，妇女作为真正价值的承载者会对市场的这种破坏趋势产生反作用。家是令人高兴的地方，是为家里创造物质财富的疲惫、焦虑的男人的避难所。他的男子气概是以他有抚养家人的能力为基础的，而他妻子和女儿的娇柔源于她们的依赖性。男人的高贵在于他的工作；而如果妇女有工作的话，她的温柔就会被毁掉。到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中男子挣钱养家、妇女和孩子在家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已经广为传播，以致于总登记员不仅能在人口普查中采用“家庭妇女”这个表述方式，而且能在1851年的调查报告中做这样的阐述：“每个英国人都强烈渴望能拥有一座完整的房子，因为这意味着他家庭周围的圈子以及这个圈子的中心有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可以悲伤、欢乐和沉思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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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1）
许多英国人会对总登记员的论述表示吃惊，但是他对这件事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论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严肃的基督徒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群体，比如说功利主义者、宣讲福音者。他们的目标是按他们的想法来重建这个世界，他们希望把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都转变成和他们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并且试图鼓励他们以特殊的方式来举手投足。贵族和绅士应该放弃他们*和好逸恶劳的方式；而穷人应该变得勤劳起来。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稳定的家庭生活和舒适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各类传播福音者和功利主义者都同意最后一个观点。伟大的杰里米？本瑟姆就坚定地相信男女属于不同领域且能力各不相同，他正如那些福音派会员一样，相信功利主者关于两性之间应保持恰当关系的臆断。然而对本瑟姆主义者来说，不同的领域是肯定的共识而不是道德的准则。人们接受这个观念的自然程度反映了在19世纪早期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这两个领域领导人的影响力。
中产阶级变革者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组成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的制袜工人、手织机织布工、纺纱工、小业主和小型出版商对与福音派教义相关的新家庭价值观的接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全国开办了无数的学校、主日学校和各种慈善事业，但这些机构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观念。中产阶级妇女在向主日学校的学生、学校女生、年迈体弱的妇女推荐家庭价值观的时候，同时确定了她们自己的“相关领域”和她们对工人阶级妇女恰当位置的认知。这个位置或许是她们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女仆，也或许是工人阶级妇女自己家中受尊敬的谦逊的妻子和母亲。比如说，年老体弱妇女的协会代表那些已经尽完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被丈夫抛弃的妇女来筹钱。组织者非常注意去证实这些妇女是否真的是被抛弃的，她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很艰苦。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分开上课，通常是在不同的建筑里，并且强调的成绩也完全不同。自我改进社和辩论社只对男子开放。通常有很强的本瑟姆主义背景的新型机械学院是完全男性化的，并且它们希望不仅把男子培养得更加勤劳、理智和更有技术，而且能更好地成为丈夫、父亲和兄弟。就像其中一个学院的报告强调的那样，男人的整个家庭将得益于他的这种培养，他会变得更加冷静、机智和稳定；他的出现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欢乐；他要更好地组织家里的财政，这样他就有更多的钱用于孩子的教育；他的妻子将学会成为清洁工，并且更加关心家庭。总之，家庭将成为家里的乐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男女工人难以
通过中产阶级学院神奇地转变成令人尊敬的冷静的男子和喜爱家庭的妇女。但就像许多历史学家证明的那样，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拒绝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就像罗伯特？格雷在他对19世纪末爱丁堡的贵族劳动力的研究所显示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正在相互妥协，这种妥协造成了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的高贵和受尊敬的不同概念的出现。同样地，大卫？文森特在研究“有用的知识”对工人阶级自传作家的重要性时，曾阐述了来自中产阶级含义之外的独立以及其创造出的具有阶级特点的概念。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2）
就男性和女性领域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不能全面接受中产阶级关于恰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宗教和世俗对于男子气概、女性的温柔和家务生活的说教确实会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产生一定影响，确实能解释一些经历，而且确实满足了一些需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禁酒运动。禁酒是中产阶级统治权成功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中产阶级体面人形成的过程中，工人成了志愿者，他们希望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来改进自己、教育自己和养活自己。整个禁酒运动源自具有阶级意识并与宪章运动有联系的男工，但个人改进的基本想法吸收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形式，反对喝酒的言论向家庭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因为酒精带来的主要恶果之一就是摧毁工人家庭的倾向。在最受欢迎的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著名雕版连环画《瓶子》中，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等工人家庭在他们简单而清洁舒适的家中享受晚餐。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快乐家庭，他们的衣服补得很仔细，孩子在地上玩耍，墙上是家族肖像，壁炉里有炉火，而且门上有锁，以保证家是一个避难和安全的场所。然后，男人给了他妻子一杯酒，一幕接着一幕，克鲁克香克纪实性地描述了家和家庭的毁灭，最终是丈夫的疯狂。他用瓶子杀害了妻子，最年幼的孩子死了，而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恶棍，一个成了*。这是禁酒说教者的惯用手法，将酒鬼不幸福的家与禁酒工人轻松愉快的家庭做比较。一位转变了的酒鬼以诗歌般的语句来宣布：
我声明我不会再喝
因为我发现是它毁了我！
从今以后我会注意不让任何东西毁掉
我应该从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中
享受到舒适和宁静。
这种声明不单是对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接受。工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对男子气概和女性的温柔的看法。虽然这不免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伯明翰的禁酒运动支持者约翰？史密斯说：“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知道给幸福的居所添彩的是妇女。不论是在童年、成年还是老年，大多数安逸的生活要依靠我们的女性亲友。”在这里他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实际上工人的安逸生活是依靠他们的女性亲友。但那些女性亲友需要向她们的中产阶级姐妹们学习各种技能。中产阶级的观念强调的是母亲在精神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因为妻子的职责就是提供精神鼓舞以及管理家务；工人阶级设想中的好妻子和好母亲被强调的是有做饭、清洁和带孩子等实践技能，妇女的地位和自我价值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被一些工人接受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说法是由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威廉？科贝特阐述的。普莱斯生于1771年，他曾给布围裙商当过学徒，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裁缝。他的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在那里他参与了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运动，担任了伦敦通信协会的干事，还曾在19世纪20年代的工会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年，他成了忠实的边沁主义者，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他能从生意中退下来，从而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改革家。然而，在年轻时，普莱斯非常贫穷，18世纪末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工匠。他发展了妇女作用的假设，比如说他认为，只要需要，他的妻子就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但他很坚定地去改进工人阶级的举止和道德，他在自传中喜欢详细描述贫穷的劳动阶级是怎样在文化方式和习惯上有所改进的。他喜欢描述已经消失了的年轻时代的街头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