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灰却不气短，他见气氛压抑，就揽住众人肩头说：“大伙别都垂头丧气的，咱们这不是还没死人吗？将来若能重逢，想来会有别样心情。”说罢招呼罗大舌头动身上路，一路离了“佤帮”，直奔中缅国境线而去。
与大多数从缅甸逃回国内的人命运相同，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除了安全检疫之外，肯定还要接受各种审查，好在夏铁东的事情已经翻案了，在此一节上。没被过多追究。但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在缅甸折腾的动静不小，甚至连国内也对这些事也有所知闻，因此并没有如他们预想般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是被关送到长沙远郊一个砖瓦场进行监管，白天干活，晚上办学习班写材料，把在缅甸的所作所为，不分大事小情，都必须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落在纸上，至于今后是继续关押还是下放，都要经过有关部分层层核实调查，等作出结论之后才能定性。
司马灰没想到审查会如此之严，甚至连给家里人写封信都受限制，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完全无法与堂兄取得联络，现在唯一能来看望他们俩的，只有以前的同学夏芹。
这些年夏芹的父亲早已升任副司令员。她在参军后也被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工作，同司马灰、罗大舌头一别数年，三人音容相貌都有很大变化，但昔时情谊未改，此刻重逢都是惊喜万分，心头百感交集。
夏芹先是抹了一会儿眼泪，责怪说：“你们俩可太有出息了。当初哪来的那么大胆子？跑到越南被人抓住还不老实，又从农场逃到缅甸去了。在外边胡闹了好几年，怎么现在还知道要回来？”
如今回到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里说话也不得不换个频道，再不敢自夸其能，只得感叹道：“别提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啊，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世界革命造成了损失，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好在已经悬崖勒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如今做梦都想重新投入到祖国人民温暖的怀抱中来，所以你回去跟你爹说说，能不能想点法子给我们俩从这捞出去？”
夏芹说：“你们啊。先好好在这关着吧。要不然又该上房揭瓦了。”她又提及父亲夏副司令员很挂念夏铁东的下落，想从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这里打听一些消息。当年夏铁东被人诬陷要行刺周总理。如今早已澄清了事实，家里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这件事真把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问傻了，心里像是被人用刀子戳了一般，可也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就以实情相告，可还是把夏铁东被政府军俘虏活埋的情况抹去，说成是遇到伏击被冷枪打死的，死的时候很突然，没什么痛苦。夏芹初闻噩耗，忍不住失声痛哭。
司马灰请求夏芹帮两个忙，一是给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家里写信通个讯息，再有就是去看看阿脆的家中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此事原也没抱太多指望，在夏芹走后，罗大舌头又被告知其父罗万山两年前因病去世，二人更觉沮丧，继续日复一日地在砖瓦场苦熬，交代材料也不知道写了几十万字，不由得十分焦躁，实在是没招可想了，只好决定不顾后果，要觅个时机，逃出砖瓦场。
这片砖瓦场地僻人稀，内部只有学习班监管所的几溜低矮小平房，里面都是用木板搭的南北通铺，住了几十个人，以接受审查的戴帽右派和走资派居多，被监管在其中的人活动相对自由，晚上近处没有警卫看押，只有一个革委会的马副主任，偶尔拎着手电筒过来巡察，监督众人学毛选写材料。
砖瓦场里白天劳动强度很高，每天一大早，关在附近农场里的劳改犯们都会被卡车从外边送进来，司马灰就要跟着一起钻热窑参加劳动，他发现这时周围都有带枪的战士看管巡逻。
罗大舌头因为身上有伤，被允许白天也在屋里写材料，不用出去干活，但前些天拆了最后一次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没这待遇了，所以他也沉不住气了，真要在这关一辈子，那还不如回缅甸佤帮军入伙呢，就蹿叨司马灰赶紧想办法逃跑。二人正合计着来次夜间侦察，先摸清周围明岗暗哨的部署情况，然后却又计较，马副主任却突然推门进来，责备道：“怎么又交头接耳？你们俩今天的交代材料写得怎么样了？”
司马灰立刻苦着脸叫屈：“主任啊，我这铅笔都写秃好几捆了，组织上对我们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有结论？现在正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却让我天天浪费宝贵时间写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能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给出路的政策吗？”
马副主任是真替时下的年轻人着急，思想意识太成问题了，所以每次都要语重心长地唠叨半天，这回他又板起脸打着官腔：“司马灰，你不要总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你那肚子花花肠子我可太清楚了，整天油腔滑调，写的交代材料错别字连篇，前言不搭后语，我看咱们这学习班里就属你怪话多。我劝你应该有耐心，你们的问题组织上早就开始着手调查了，可这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虽然你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毛主席一再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不可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嘛，所以你们要好好交代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一边，珍惜党和人民留给你们的出路，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
马副主任见这二人听得心不在焉，他自己说得也没什么兴致了，便最后叮嘱说：“你们这几天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了月底就该上路了。”
罗大舌头闻言吃惊不小，“蹭”地站了起来：“月底上路？现在才几月份啊，不都是秋后处决吗？”
司马灰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全身血液倒流：“秋后处决是前清的老黄历了，而且国家处决反叛，向来不拘时日，咱俩肯定被扣上投敌叛国的大帽子了。”
马副主任一嘬牙花子：“简直乱弹琴，哪个说要枪毙你们了？我看再过几天你们的问题也差不多该有结论了，到时候还想赖在砖瓦场不走？不过在此之前，你们仍要相互监督，积极检举揭发，争取全面肃清精神上思想上血液里的毒质。”
司马灰一听这话的意思，竟是要被放出去了，他颇感意外，又不免暗骂马副主任，这“上路”俩字是随便用的吗？老子被你吓死了多少用来思考人生的脑细胞啊。
二人再向马副主任打听详情，原来司马灰先前交代给夏芹的事情都已办妥，夏副司令员也已经同意帮忙，毕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父辈，解放前在关外打仗时，都与夏副司令员同属一个纵队，或多或少有些交情，如今这年月，火候到了猪头烂，关系到了公事办，加上这俩人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又是革命军人后代，只要上边的首长说句话，对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审查很快就会结束。
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解除了监管，可出来之后身无分文，还不如在砖瓦场钻热窑，至少那地方一天还管三顿饭，此刻要想解决生存问题，只能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农机连，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去修理地球。
第一卷 晴空怒云 第五话 鬼鼓
二人一合计，俗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咱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也不能总指望着人家夏芹接济，必须得先谋个安身立命的工作才是。
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工农兵们基本上是一个箩卜一个坑，没有正式工作可找，这俩人在“缅共人民军”里混得年头多了，向来不知道法制纪律为何物，满身游击习气，不甘心到北大荒去开大田，万般无奈之余，只得又跑回“黑屋”混日子。
远郊的“黑屋”，历来是社会底层闲散人员的聚居之处，又是当地“黑市”的代名词，被公安局和革委会清理过无数次，直至今日也没能彻底铲除，司马灰当年曾在此横行一时，现在仍有许多熟人。在中国，人际关系绝对是闯荡社会的首要资本，人头熟便有路子，那样才有机会找到活干，毕竟人活着就必须吃饭，生存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吃不上饭什么计划都是扯淡。
当时“黑屋”一带仍以吃铁路为主，湖南省每个星期都有一趟运生猪的专列，火车直接开到广州，再把生猪卸下来装进货车送去香港，往返一共六天的时间，车厢里需要有人负责清扫和喂食，这种活又苦又累，还非常肮脏，如果生猪出现死伤逃跑的情况，就得承担相应责任，铁道上一向只雇临时工来做，但是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跑一趟二十元钱。黑屋地区有许多闲散人员抢着来干。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通过熟人给铁道上管事的送了一整条“特供甲级香烟”，才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可头一次上火车出工就傻眼了，戴上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闷罐车里刺鼻的气味，闻了这股味道一整天也吃不下饭，而且拎着泔水桶进到车厢里喂猪时，更是比在缅甸被政府军包围了还要恐怖。那些生猪一看到吃食，立刻呼噜着猛扑上来，无论怎么喝打也阻拦不住，要不是司马灰腿脚利索，就得被大群生猪当场拱翻在地活活踩死。
这天二人好不容易喂完了猪，累得精疲力竭，爬到火车顶子上抽烟透气，罗大舌头突然问司马灰：“你还记不记得马小秃？”
司马灰说：“当然记得，有时候我做梦还梦见他坐在火车顶上的样子。这马小秃爹妈就他一个儿子，上边六个姐姐，家里拿他当眼珠子似的供着，从小就什么活都不让干，上下学都是他几个姐姐轮流去接送。当年大串联的时候，听说毛主席要去井岗山视察，全国几百万红卫兵立刻疯了似的全往那奔。火车上挤得是人摞人，下脚的地方都找不着。当时马小秃也想去。他爹一听是去见毛主席呀，这事太光荣了，老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就答应让他跟咱们一块走。临行时千叮咛万嘱咐，还给带了整整一书包鸡蛋，车厢里实在挤不开咱们就只好趴到车顶上，可马小秃从来没出过门，更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还得钻山洞，一进隧道立刻四下里全黑，他给吓懵了，忘记了火车还在高速运行。站起来想跑。结果一脑袋撞到隧道上，死得可真是太惨了。咱们下车之后，打着手电筒回隧道里找他的尸体，那满地脑浆子的情形我就是到死也不会忘。”
罗大舌头也叹道：“到后来大伙才知道，毛主席到井岗山视察的消息是个谣言，马小秃死得可真他妈不值，这小子当年跟我关系挺不错，我们俩经常在一块玩，我特照顾他。”
司马灰奇道：“你是不是把做梦的事给当真了？我怎么记得你当年在学校净欺负这孩子了，人家马小秃带上火车那一书包鸡蛋还没等到开车，就先被你消灭了一多半。你究竟是跟马小秃关系不错？还是跟他们家鸡蛋关系不错？”
罗大舌头急道：“我操，那你要这么说可就太操蛋了，现在我这不是坐在火车顶上，突然缅怀起了当年的同学，心里觉得难受吗？咱们挨这苦大累也不算什么，就是干完了活只能在车顶呆着，实在不是滋味，再说忙个没黑没白，挣点血汗钱刚够填饱肚子，这得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出头的时日？”
司马灰点头说：“这种跟着火车替殖民地同胞喂猪的差事，我也不想再干了，这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我打算去北京打听胜天远的下落，顺便弄笔钱，解决眼下的生存问题。”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立刻又来神了：“北京有什么捞钱的地方？”
司马灰说：“当年赵老憋换给咱们的火龙驹皮袄，可是个稀罕物件儿，去缅甸这些年，一直存在夏芹家里，北京地方大，容易找到收货的下家。”
二人说动就动，等跟这趟车回了长沙，就立刻前往北京，通过以前的关系，一面打听胜天远的下落，一面寻些打小鼓的买主。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北京历来是个“多重世界”，上下人等各有各的活法，总有些趁着除四旧淘换珍玩宝器的买主，这些人非常了解什么是社会，他们一个个心知肚明，哪朝哪代没有动荡时节？要都是清平盛世，古董便不会流落到穷街陋巷里跟白菜一个价钱了。这场政治运动早晚得有结束的一天，到时候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就会立刻翻着跟头往上涨，千倍百倍的暴利唾手可得。
旧时称沿街收购旧货者为“打小鼓的”，常挎个大布褡子，手敲一面巴掌大的扁形小圆鼓走街穿巷，收购范围很广，上到金玉古董、首饰字画，下到鸡零狗碎、破铜烂铁，没有他们不收的，在老北京的五行八作里向来占着一路，所以这些收货者至今仍以旧时称谓自居。只不过在文革中行事非常低调，从不敢轻易抛头露面，若非熟悉门路的人想找他们也不容易。
可司马灰身份不同，京城里收货的谁不知道他是“旧姓张家”之后，家底子不比寻常。因为好东西大多都讲个传承来历，毕竟这玩意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里也不生长。你要说某人家祖上三代，都是在火车站抗大包的苦力。他突然拿出件价值连城的古董来卖，那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假货。可深宅大院里的人家就不一样了，虽然产业败了，但保不齐还能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点好东西，拿到市上就不得了。
果真有几位打小鼓的买主，在得到消息之后，请司马灰到灯市口附近一处民宅里看货，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老师傅，本名叫刘淮水。相识的都称其为“刘坏水”，又因眼光犀利鬼道，所以还有个绰号唤作“鬼鼓刘”。这刘坏水祖上六代打鼓出身，这还仅是有根有据能查出来的，甚至还有人说老刘家自从宋代起就开始掌管“长生库”了，在打鼓行中资历最深。
“鬼鼓刘”戴着副老花镜，穿着朴素简陋，套袖布鞋和半旧的人造革手提包。既不显山也不露水，要是不知情人的见了，多半会认为这老头大概是哪个国营单位的会计，此人一贯跟旧姓张家相熟。其余买主都是他给牵的线，一看司马灰和罗大海来了，立刻按旧时规矩过来请安，还口称“八老爷”。
司马灰知道这都是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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