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不用李昌盛催，汪虹给闹钟上了铃儿，凌晨四点就响。带的货比昨天多了一倍，肩扛手提，下了地铁又上巴士，没少挨捷克人的白眼。
生意不错，而且不累。李昌盛基本没事儿干了，四处溜达。姐儿仨谁想转转谁想上个厕所都方便，不怕没人照应。晚上回去一算账，刨去进货成本及摊位费和午餐费，两天净赚170美元。按事先约定，各揣85美元。
好日子从来就是转瞬即逝的。
首先是吴霞通知汪虹和侯玉花，下个星期不去大市场了，她要带着小玉去外地城市，而且从此就住在那边了。那儿的生意好极了，原因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问是哪个城市，吴霞不肯说。“反正你们也去不了——每个星期都要来布拉格进货，你们没车，做不了这个生意。要你们能做，我肯定告诉你们。可你们不能做，万一从你们嘴上无意中漏出去，我们还挣什么钱？”其次汪虹也算了个账，凭一个星期去大市场练两天摊儿，养活不了自个儿。而要想天天去各个市场练，必须得有车。她倒有车本儿，可钱不够。买了车就没有断货的钱，没有断货的钱买车又有什么用？再次是李昌盛已经告诉她，他准备去德国发展。一个人几乎没有练摊儿的可能，她又茫然无措了。这时，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语重心长的话：
你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捷克人把自己嫁掉。
她同意这句话的一半儿：当务之急是把自己嫁掉；不同意另一半儿：找个捷克人。
她告诉瓦哈洛娃她想嫁人了，瓦哈洛娃说你把要求讲一下。她想了想，说：“必须是男人，不能是Gay。年龄无所谓，范围在西欧。”
瓦哈洛娃说你早该这样了，我从现在就给你留意。
一天下午，汪虹办事路过查理桥，被一个中国小伙子拦住了。他彬彬有礼地说，我想以皇宫为背景在桥上照张相，请你帮一下忙好吗？
一口北京话。
汪虹说当然可以。便接过照相机，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小伙子谢了之后问：“小姐你是北京人吗？”
汪虹说：“不，我是天津人。”
小伙子说：“我还以为你是北京人呢，你一点天津口音也没有。”
汪虹笑着说：“从小在学校大院里长大，不会说天津话。你是北京人吧？”
小伙子点点头，说：“我刚从马耳它过来，想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他看看不远处的露天酒吧，“我们去那儿坐一下吧，聊聊天儿。”
小伙子叫吴力，老爸是中国驻马耳它大使。在马耳它中国人只能留学，不能办长期居留——置业可以，但中国人没钱——听说捷克相对好一些，便飞到布拉格来。刚到了一个星期，正是五迷三道的时候。
这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小伙子，英语也蛮好。汪虹很开心：总算碰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胞。吴力也很高兴，他正需要有一个能讲明白事儿的人为他指点布拉格景物。这一个星期他也碰见了不少中国人，可除了北京混儿混儿就是青田农民。北京混儿混儿一嘴的脏话像是从裤裆里掉出来的，而青田农民的话你根本就听不懂。如今遇到这么一位南开毕业生，起码可以说说话儿了。
吴力告诉她，他最近要去一趟荷比卢德法，一个月才能回来，要汪虹的电话号码，说一回来就跟她联系。
汪虹说了号码，他正要往本子上记，又停住了，看着汪虹笑，“我们可以一起去嘛，不用花钱的。”
汪虹问是怎么去。
“我在马尔它认识了一个朋友，女的，叫何晓洁，是比利时籍华人。跟你差不多大，你今年有多大？”
汪虹说了。
“同岁。我眼力不差吧？这何晓洁特能干，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中国协会工作，自己还开了一家旅行社。她是温州人，文革中间跟父母来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比利时念的。她想到中国发展，可父母不放心，父母在布鲁塞尔经营中餐馆，生意火得没法儿说。父母怕她一个女孩儿回中国出什么意外，不让她去。可巧她来马耳它旅游就认识了我，就让我跟她去比利时玩儿。我去了，她对父母说要让我陪着回中国，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无非是我在马耳它留学，老爸是中国驻马耳它大使一类。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她要我陪她回国这件事，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我也只好应承下来。她父母见我是个正经人，就同意了。我问她你回国做什么生意呀？她说特简单：以比中协会的名义邀请各级官员考察荷比卢德法，——公款旅游。我也正想回趟国呢，有人出费用干嘛不去？我俩从布鲁塞尔直飞北京。回去没几天，真让她拿下一个，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我这边有事，先飞回来了。她在国内继续攻关，前天来电话说又有一个什么大型国企的老总被她拿下，还有一帮农民企业家。按她和那些人的协议是由她出导游和翻译，她哪儿有啊，她又回不来——准备把那帮企业家直接带到比利时呢。又把我抓住了，要我先期赶往阿姆斯特丹，接机。我想，你要是没事儿，咱俩一块儿去，你是翻译，我是导游，怎么样？”
“你去过荷兰吗？”汪虹问。
“没有。”吴力回答。
“那你怎么给人家导游？”
“买张游览图，事先再找个中国人好好问问，不就行了？再说了，国内官员一般只对红灯区和卡西诺感兴趣，这些地方都用不着导游。”
“那我就跟你玩儿一趟，你有把握签证吗？”汪虹问。
“小事一桩。咱有比中协会的邀请，硬得很。明天早晨九点，比利时大使馆门口见？”吴力伸出手来。
“不见不散。”汪虹也伸出手来。
回到家，汪虹把要去荷比卢德法的事儿给李昌盛讲了一遍。李昌盛大惊失色，说：“有这样的吗？在路上随便认识个人，就敢跟着满世界疯跑？你不怕让人给卖了？”
汪虹笑说：“我这么傻，卖给谁呀？谁买砸谁手里。”
正说着呢，瓦哈洛娃来了。她笑嘻嘻地对汪虹说：“怎么谢我？”
“说什么呢？”汪虹不明白。
“真的？”汪虹问。
“当然是真的。你姑夫过去有一个学生，他是专门来查理大学找你姑夫学汉语的——你姑夫这个汉学家全欧洲都知道。我那天回去把你这事儿和你姑夫一说，他还挺上心。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这个学生的夫人离婚了，他想找一个中国太太。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本来是给这个学生打电话，要他帮忙留意。没想到这个学生正好是单身，而且是汉学家，你们不会有任何沟通困难。这学生说这么好的小姐为什么不给我呢？你姑夫说你要就给你。今天早晨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遍，没问题。年龄稍大，也就四十出头儿吧。”
“哪个国家？”汪虹问。
“荷兰。”瓦哈洛娃说。
“荷兰？”汪虹又惊又喜，“太好了，我正要去荷兰呢！”
“大姑你快劝劝她吧，她发神经了。”李昌盛把汪虹要跟人去荷比卢德法的事儿讲了一遍。
“那不正好吗？”瓦哈洛娃高兴的说，“本来我要约他来布拉格见面的，这下正好，你就说是专程去跟他见面的。”
李昌盛急了，“大姑你同意她去呀？跑丢了怎么办？”
瓦哈洛娃烦了，说：“一边儿扒拉小算盘去，没你的事儿。”
她把那位先生的电话号码交给汪虹，说：“去了就打电话约地方见面，他叫鲁道夫，因为特别爱吃豆腐，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叫‘卤豆腐’。这个人是很浪漫的，你要打扮一下再去见他。”
早晨九点，汪虹准时赶到比利时驻捷克大使馆门口，吴力已经到了，正在阳光下灿烂地笑。
很痛快，当时便给了签证。
那会儿还没有申根协议，只有荷比卢三国可以用一个签证，其余的欧洲国家都要一个一个的签。在德国使馆和法国使馆他们碰了壁——因为是中国人：拒签。
汪虹一脸懊丧，可吴力却像没事儿一样，仍然兴高采烈。汪虹问：“拒签了你还这么高兴？”他说没事儿，只要有比利时签证就行，去了比利时就有办法，何晓洁本事大了。
汪虹和吴力提前一天飞到阿姆斯特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汪虹便给卤豆腐先生打电话。汪虹自报家门，尽量把声音弄得温柔娇嗲，那卤豆腐先生一口略嫌生硬的汉语，听得出已经喜出望外。他当下约好晚上见面，“你到梵·高纪念馆来——梵·高你知道吗？太好了，你是大学生嘛，当然知道梵·高了。梵·高纪念馆右手有一条小巷，往里面走大约两百米，你就到了一家很地道的中餐馆儿。我在那里请你吃晚饭——那家餐馆儿的卤豆腐做得好极了。吃过晚饭我带你去看阿姆斯特丹美丽的夜景，阿姆斯特丹的夜景特别迷人，我陪你乘船在运河里航行，我们并肩站在船头，让夜风吹拂着你黑色的长发——你是长发吗？好极了，只有长发飘散的东方女孩儿才配得上阿姆斯特丹的浪漫夜晚。好了，晚上六点，不不不，我求求你，你绝对不要告诉我你长的什么样，个子有多高以及穿什么样的衣服。让我去感觉你，那才是真正的浪漫，你同意吗？‘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我不问你这是谁的词，你当然知道。”
汪虹想：好家伙，还不知能不能受得了他的浪漫呢！
吴力邀她出去转转，她谢绝了，说想睡觉。要应付一夜的浪漫，不养好精神哪儿行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一看是下午四点半，赶紧捯饬吧。淡淡地涂了唇膏，细细地描了眉毛，稍稍地擦了粉，脱下背带牛仔裤，换上一袭紧绷绷的红色天鹅绒旗袍——这是瓦哈洛娃提供的道具，据说当年她就是穿着这件旗袍在吴和面前袅袅的那么一走，傻小子立马分不清东南西北。脱下那双四季不离脚的旅游鞋，换上几乎从来没穿过的意大利高跟儿皮凉鞋。试着走了几步，别扭得没法说。更要命的还是这件旗袍，才穿了十几分钟，汪虹就觉着缺氧，呼吸困难。
没法子，忍吧。
五点多了，汪虹下楼，在大厅里迎面撞上从外面回来的吴力。吴力大吃一惊，说：“我还奇怪你为什么不出去玩儿呢，原来有约会呀！”
汪虹歪头一笑，不置可否。
吴力说你等等，他倒退几步，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想起陈毅来了。”他说。
“哪儿对哪儿呀？”汪虹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吴力走到她面前，“陈毅乃盖世英雄，身经何止百战？当年在新四军营地第一次看见张茜，竟不能自持，回到帐中便草就一首七绝——‘红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卅载豪情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
吴力说：“不知你有没有雅量？我想给你提点小小的意见。”
“说吧。”
“既然穿这样一身儿行头，看人就不能像你刚才那样直眉瞪眼的。要慢慢地、好像不经意的其实却火辣辣的一瞥──懂得‘含情脉脉’这个词儿吗？”
汪虹笑盈盈地注视着他，眼睫毛还一眨一眨。
吴力的左臂突然抽搐起来，愈来愈厉害。
汪虹赶紧问：“怎么了吴力？”
“中电了！中电了！”吴力一边抽搐一边说。
汪虹笑了，说：“怎么那么讨厌呢！”
她疾步走出旋转的大门，早有一辆TAXI停到身边。门口的侍者替她拉开车门，她钻进后排坐好，用英语对司机说：
“梵·高纪念馆，谢谢。”
梵·高纪念馆很快就到了，可是汪虹却拿不准是哪条小巷——光说右手这条小巷，可这左右是怎么算的？是按进纪念馆呢还是按出纪念馆？汪虹感到这个酸酸的荷兰汉学家十分可恶：他完全可以说出街道名称嘛，什么左手右手的，显他懂几句中文！
汪虹按她的认知——面对纪念馆的右手——走进了小巷，不到二百米，果然有一个门脸儿不大的中餐馆，装修得恶俗不堪，门楣上三个大字：汉宫春。
怎么名字起得像个妓院？汪虹推门走进，看看表，差半小时六点。
早有殷勤的跑堂迎上来，她左右看看，偌大的餐厅里没有一个客人，便拣了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跑堂送上菜单，又奉上茶水，问：“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汪虹确实饿了，她也知道跟外国人在一起吃饭是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吃不饱。首先他们饭菜点得都很少，另外你还得显示出一种优雅的风度，不能把狼吞虎咽的吃相露出来，尤其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她决定先吃点什么，垫垫底儿，仓廪足而知荣辱，肚子里有食儿才能吃得斯文。她迅速浏览了一遍菜单——只看价格不看菜名儿。
“蛋炒饭一份儿，请快点。”她说。
差五分六点她吃完了蛋炒饭，又要了一杯咖啡，气定神闲地等着浪漫。
她点点头，问：“怎么这么萧条？”
跑堂的叹口气说：“没法子，竞争太厉害，我们以前都在青田乡下，不懂煮饭的，老板都要愁死了。”
眼瞅着到了七点，还没见汉学家的影儿。正纳闷儿呢，呼啦啦进来一伙中国人，个个板着脸，坐到汪虹的左手。呼啦啦又进来一伙中国人，也个个板着脸，坐到汪虹的右手。彼此虎视耽耽，而汪虹怎么看都像是在瞪自己。
接着一声喊，汪虹听不懂喊什么，只见跑堂的一溜儿小跑出来上茶。
接着便开始说话，用一种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汪虹估计不是闽南话就是青田话。对话渐趋激烈，声音愈来愈高，而且双方都站起来向汪虹逼近。汪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着急呢，跑堂的跑过来，在她耳边轻轻说：“是黑社会在讲道，讲不拢，马上就要开打了，你小心溅上血。”
汪虹大惊，向两边笑笑，起身便跑。高跟鞋不习惯，在门口还差点摔倒。正好有一辆TAXI驶来，她扬手拦住，也顾不上那位汉学家了。
回到旅馆，她仍然心有余悸，又为卤豆腐担心：刀剑无情，会不会一进门儿正好让人家给跺了？便给他家里打电话，无人接听。
她更加惴惴不安起来。
她隔一会儿拨一次电话，隔一会儿拨一次电话，一直拨到凌晨一点，终于听到了卤豆腐的声音。
汪虹问：“你没事吧？”
卤豆腐说：“我没事，我很好。”
汪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