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由于祖国地域辽阔而习惯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由于艰苦朴素而习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由于无商不奸而习惯在生意场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由于勤劳致富而习惯四处奔波劳碌，扛着大包小包商品出了地铁上巴士……至于做奸犯科，那更是别开生面，足令洋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1991年夏天，匈牙利大报《人民自由报》报道说不久前有17000余名外国人因违犯匈牙利法律而被驱逐出境，并公布了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还公布了来自海关的消息：1991年1月1日——1991年6月30日，半年中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为12674名，无人被驱逐。
然而，几天以后，中国人立即成为被驱逐与掠夺的对象。
1991年7月7日，灾难突然降临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称之为“七·七”事变：匈牙利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旅匈中国人的一项法令——所有按原先的有关法令可以获得居留权的中国人得到了通知，他们必须立刻回国，到北京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领取工作签证。许多中国人都信以为真，来匈牙利日子也不短了，还没见过骗人的事儿呢！匈牙利政府的话，能信！大家扔下手中半半拉拉的杂事儿，纷纷回国。互相招呼——赶紧着走，领了工作签证好回来做生意！
司徒平没走。
他倒也不是觉察到什么，只是不想赶这头一拨儿。凡事儿别急，看看再说。他依旧每日从发货的中国人那里批点领带袜子清凉油，背着去市场卖。赚不多，一天三四十美金总是有的。他觉着日子不错，打算先稳定住，听听回国办工作签证那帮人的信儿，然后像毛主席说胡风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信儿来了——匈牙利政府真的在骗中国人！北京的匈牙利大使馆根本不办工作签证。
匈牙利政府挺高兴：虽然骗术露了，但骗回一帮是一帮。现在该对没骗回去的中国人下手了。
所有在匈牙利的中国人被告知：无论你们是来匈牙利求学还是经商，只要是持因私护照，均被视为旅游者，只允许在匈牙利逗留一个月，到期必须离境。
开公司做生意的人都傻了眼。
许多人的集装箱还在路上呢！
从9月份开始，大批持有匈牙利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国人被挡在了匈牙利境外。
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他们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抗议和示威，向匈牙利政府递交请愿书，但毫无用处。一切手续都合乎匈牙利政府的有关规定，就是不给你居留权。可匈牙利警察局继续接受居留申请，因为可以收到一系列手续费，而且每一个申请居留的中国人还要花千儿八百美金买一个匈牙利经济担保人。
不少中国人又白花了大把的钱。
直到12月底，警察局才全部拒绝中国人的居留申请。
匈牙利政府规定，外国人如果要在匈牙利工作必须到劳动部门申办半年一换的工作许可证。华人申请工作许可并不难，但这个许可证不能作为申请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想在护照上盖一个延期章，必须花钱疏通警察局的关系。而且每延期一天，要按官方价格在匈牙利银行兑换十美元——延期时警察要看水单的。到了11月1日，所有的延期都停办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一下子成了非法居留者。
大逃亡开始了。
正在营业中的餐馆旅馆，扔！刚发来的纺织品，扔！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95％以上，同胞们忍着心痛带着细软逃离匈牙利，没想到在海关又遇到了劫难——所有现金全部被没收，血本无归的中国人成千上万。
只有那些胆大又无奈的仍在匈牙利黑着，忍受着警察的敲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只是上街购物，每遇到一个警察就被敲诈一次。不给钱，就在你的护照上盖黑章，限期离境。
更有甚者，警察盯住每一个中国人的住所，把警车开到你家门口等着－－他们守规矩，轻易不会进门。可你总得出门呀，一出门就上警车，直接就去了警察局。
生存环境即便如此险恶，司徒平仍然想坚持下去。别人都不敢去练摊儿了，他还去，只不过是乔装打扮，把自己收拾得齐整一些。东西也不敢带多，一个小编织袋而已。市场里一日数惊，警察经常来搔扰，但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只崴过两次脚。
夜里，他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心里嘀咕：这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早晨，他先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四下看看，确认没有警察埋伏，便西装革履地背着编织袋出了门。他走走停停，避开大路，穿小街过短巷，安全地进入了地铁站。在市场前一站他下了车，他回回都是这样：宁可背着编织袋步行一站路，也绝不冒险——万一踏进敌人的包围圈呢？
然而，敌人是狡猾的。
司徒平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在这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他背着编织袋走出车厢，刚要跨上电梯，两个匈牙利胖警察笑眯眯地挡住了去路。
“Passport！”
司徒平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赶紧放下编织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护照，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一个警察接过护照看了一眼，还给他，用英语说：“你已经超过了匈牙利政府规定的居留期限，必须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司徒平慌了，他太知道去警察局的结果是什么了——先关进集中营，等凑齐了人数遣返回国。那集中营是由一个体育场改建的，既吃不饱又受虐待。他怕得要死，急忙用闽南话加上一点国语再加上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嘈嘈地向两个警察分辩。警察见他不肯走，早烦了，一边儿一个把他架了起来，司徒平便双脚离地上了台阶。
编织袋也让警察给拎了上来。
刚说把他放下来喘口气擦擦汗，这司徒平双脚一沾地儿，撒丫子就往地铁站里蹿。俩警察一看他跑了，也赶紧在后边追。可他们怎么能追得上司徒平呢？先不说他们肥胖笨拙，司徒平瘦小灵活。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公务，而司徒平却是在逃命！眼看着追不上了，一个警察便使出了邪招儿：拔出警棍向司徒平掷去——
这小子准练过标枪，一棍命中司徒平后心。司徒平感到一阵巨痛，知道中招了，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警察狗熊般的脚步声愈来愈近，甚至已经听到了他们哈哈的笑声！正在这时，一列地铁停下了，他强忍着痛，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就在车厢门关闭的一刹那间冲了进去。
两个警察被挡在了门外。
一编织袋小百货全丢了，光本钱就三百多美金呢。司徒平想：这种环境，怎么生存？如何发展？看来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了。他找出欧洲地图，趴在床上看——不能躺，后背疼。
他选中了风光旖旎的捷克共和国。
1991年冬天，他扔下布达佩斯的一切，只身来到美丽的布拉格。
正文 第二十章 梦破 字数：5881
波希米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政府温和，人民理性。虽然也不喜欢大批中国人涌入，报纸上、电视上也屡有微辞，但还是能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就允许你注册公司；只要允许你注册公司，就允许你获得居留权。司徒平庆幸自己来对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妻子，说这里社会安定，人民友善，经济繁荣，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用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练摊儿的积蓄注册了公司，与捷克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频繁走访捷克有关政府部门，求得他们对中国人大批到来的理解和同情。捷克国家电视台专门制作了对他的访谈节目，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温文儒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与那些在市场里练摊儿的同胞有天壤之别。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懦。他说自己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干部，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很容易的爬到更高的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切。
记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为了自由。”
博得满堂彩！
俨然是个人物了，他便把妻子也接了出来──这份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的荣誉他要和妻子共享，结婚时，他就许诺要给妻子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社交场合，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侧，也有几分可炫耀之处。
妻子是个美女。
妻子名叫阿莲。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偏见──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男人瘦瘦小小，女人干干瘪瘪。
可阿莲却不。阿莲高高的个子，身材一级棒。胸部鼓鼓的，腰细细的，臀圆圆的，腿长长的。眉眼清秀，皮肤白嫩，妩媚得很。司徒平很聪明：要想在捷克长期发展，没有语言哪儿成？阿莲一到，他马上送她去查理大学学捷语。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司徒阳也来了。太太读书，他带着弟弟跑买卖，挣钱不挣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忙到晚。
那时司徒平专门批发瓷器。不是由于瓷器好卖──中国瓷器好卖的时代是宋朝。是由于司徒平和家乡一个瓷器厂的领导熟，能发出货来。
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子，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美金呀！
我知道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春节快到了，司徒阳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子也带出来。我祝贺他爱情成功，还送了点钱给他当贺礼。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那时，阿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