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怎么办？我哪里有钱还债，生意不好做，司徒阳还没命地赌。我想让他回去想想办法，最不济也得劝老爸不要走绝路呀。阿莲好不容易借了点钱，又全让他给输掉了。”
“算了算了，我给他出张往返机票钱吧。让他赶紧回去，好好劝劝老爷子，千万不能轻生呀。真有个好歹，司徒平你还能有脸活吗？”我说。
阿莲抓住我的手，说：“太谢谢你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们的。”她的眼里有泪珠在转。
我看看低着头一声不吭的司徒平，对阿莲说：“你也开导开导他，平常不是主意挺多嘛。我去司徒阳那儿看看，你们歇着吧。我明天带司徒阳去买机票，不能给他现金。”
推开司徒阳的房门，小子正仰面躺在床上发愣呢。见我进去，忙一骨碌爬起来，让我坐床上，他就蹲在我面前──屋里再没有一只椅子。
我说：“你小子潇洒啊，能把机票钱也赌光了。”
司徒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开头儿手气真好，不大工夫就赢了三千多美金。当时走了就对了，可我看手气这么好，还想趁势再赢点儿，赢到五千美金就走。他妈的，一有这念头儿就开始输，愈输愈急，愈急愈输。我也知道我哥的状况，也是想赢了钱给他一个惊喜。唉，什么也不能说了。老爸在家里愁得要上吊，我把机票钱也输光了，你说这事儿！”
“你小子就是不走正路，得了，睡觉吧，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买机票。”我说。
“真的？”他惊喜地问。
“废话。”我站起身走了。
买好机票已近中午，我带司徒阳来到一个捷克餐馆吃午饭。各要了一份牛排，一扎啤酒。
吃着喝着，司徒阳忧心忡忡地说：“田力，我嫂子要出事儿啦。”
我听不明白，问：“出事儿？阿莲能出什么事儿？”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连这都不懂？”他说。
“不至于吧，我看阿莲对你哥挺好的。”
“嘁，表面现象。她在外边有人啦，捷克人。”司徒阳蹙着眉喝啤酒。
“这事儿可不能瞎说。”我警告他。
“我瞎讲？有小叔子瞎讲嫂子的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司徒阳把啤酒杯放下，说：“上个星期日，我嫂子去大市场练摊儿。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去了，见她那捷克朋友正和她一起在摊位里坐着呢。捷克人真他妈骚，当着我的面就动手动脚。我听我嫂子用捷语跟那小子说，别这样，我弟弟回去会说的。她以为我听不懂呢，哼，这点捷语咱也会。”
“欧洲人观念开放，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好，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秋天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回来，开车路过伏尔塔瓦河边儿，我忽然看见她正和那捷克人勾肩搭背地散步。你知道怎么个散步法儿吗？就像捷克情侣那样，那小子把手按在我嫂子屁股上，一边走还一边乱动。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他问。
我叹口气，说：“大概有点麻烦了。司徒平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没办法呀！我输光的机票钱就是我嫂子从他那儿借的，你也知道捷克人，从他们那儿借出钱来容易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
“有一回我哥为这事儿打了我嫂子，我嫂子跑了，在那人家住了七天才回来。”
“那人很有钱吗？”我问。
“有个屁钱，一个工人。”司徒阳不屑地说。
“唉，这种事儿没办法。”我说。
“都怨我哥，一来了就花那么多钱送她去学捷语，她不会捷语能勾搭上捷克人吗？当初我说让我去学捷语吧，我哥说不行，说我不懂社交，我嫂子懂。这回鸡飞蛋打，全完了。”
“没那么严重吧？”出门时我问他。
司徒阳飞走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司徒平家，心里惦记着司徒平老爸的生死，就顺便拐进去看看。
停下车就觉着怪，旁边的人家都灯火通明，只有他们这座HOUSE，除了司徒平的卧室有烛光如豆外，其余的窗子都黑着，像一座坟墓。
我摁门铃，不响。便使劲敲门，并伴以呼喊。稍顷，阿莲打开窗子问：“是谁呀？”
我喊：“阿莲！”
“哟，是田力呀？”阿莲急忙关了窗子，举着一根蜡烛下楼来开门。
进了卧室，冷得厉害，见司徒平穿件羽绒服在黑地儿里坐着，也看不见表情，从声音里感觉到挺沉重的。
“怎么没电？”我问。
“交不起房租，房东给把电断了。”阿莲为我倒茶，然后坐在我身边说。
我这才注意到她也穿着厚厚的棉衣。捷克人的HOUSE大都是自己用电取暖的，一断电，房子立刻就成了冰窖。
“房客呢？”
“都走啦，谁愿意在这儿摸黑受冻。”阿莲说。
“这怎么办？得想个辙儿呀。”我说。
“没办法了，没准儿明天房东就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那真是连冰窖也没得住了。”阿莲愁苦地说。
“你又不怕，你有地方住就行了。”司徒平冷冷地说。
“你怎么这样说话？”阿莲声音有些颤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这种话就得这时候说。”司徒平说。
“田力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知好歹呢？”阿莲望着我。
“对，我就是不知好歹！今天田力正好也在，咱们就把你这事儿说说，让田力给评评这个理。是我司徒平对不起你阿莲，还是你阿莲对不起我司徒平。你跟那个捷克人勾搭多长时间了？”司徒平气急败坏地说。
阿莲尖叫一声，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我赶紧起身，对司徒平说：“别扯那么远，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些干啥？实在没办法，先到我那儿住几天，好歹把冬天过了呀。”
司徒平说：“谢谢了，我想想看。”
我又拍拍阿莲的腿，说：“别哭了阿莲，我走了。”
阿莲爬起来，哽咽着说：“我送送你。”便拿着蜡烛送我下楼。
在门口，我对阿莲说：“别太着急，不行就到我那儿住。”
她点点头，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们没来。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司徒阳也没有回来。我又去过那座破HOUSE一次，但已经换了主人，是一群乌克兰人。问他们这里原来住的两个中国人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摇摇头说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
直到今天。
聊了很久以后，我问阿莲：“司徒平去哪儿了？”
她苦笑笑：“一年前听说在斯洛伐克，组织什么福建同乡会，尽玩儿虚的。我这样了，他也没脸回布拉格了。”
“为什么不能干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干什么呢？”她伸开纤细的手指，在灯光下欣赏着闪光的钻戒。“去练摊儿？一大早就赶去，搬箱子支架子，夏天晒个死，冬天冻个死，再找个练摊儿的男人傍着，练摊儿回来还得给他煮饭，还得陪他睡觉，我不干。”
“可以回国嘛，现在国内也挺好的。”
“我不回，丢不起人。”她大口喝着红酒，脸颊已经是一片红晕。“别人回国都是衣锦还乡，我呢？过去在小姐妹中数我要强，现在数我惨。我哪儿还有脸回去？”
我愕然了。
分手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意。我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又不远，50米不到。我和她握手，说：“多保重吧。”
她笑着说：“见到你真好，欢迎你带朋友来玩儿，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儿。”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呢，她突然伏在我怀中嘤嘤哭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个坏女人，对吗？你看不起我，对吗？司徒平和我结婚的时候发誓要给我全新的生活，他说话是算数的，还有什么生活比这吗？田力，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从卡罗维发利回布拉格，半道儿上车坏了，还记得吗？”她仰起泪眼望着我。
我说记得。
“你让我去找人换油门线，我不去。后来你自己去了，还挺不高兴。回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了，──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我那是想跟你在汽车里过夜呀！”
说罢，她流着泪走了。有些摇晃，但依然风姿绰约。
我呆呆地站在酒吧门口。
后来，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中国小姐结伴儿去巴黎做“生意”了。
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
正文 第二十二章 与黄文玉相识 字数：5958
辛佩瑶，是我在布拉格见到的少有的漂亮女人——与烟视媚行风情万种的阿莲不一样，既妩媚又端庄，重情好义，虽历尽风霜，仍有纯纯的微笑。
提到辛佩瑶，必须提到一个叫黄文玉的上海小姐；提到这位上海小姐，又必须提到上海小姐的哥哥黄文渝先生；提到黄文渝先生，又必须提到一位我最不愿意提到的上海女士陈妮娜以及陈妮娜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
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少了其中任何一环，故事会立刻支离破碎。
好在也都是些人物。
认识黄文玉是在1995年的年底，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汪虹重伤，我顿时失去了依靠。平时我从未单独去过任何市场，不论是外地城市还是布拉格市内。不管去哪里，总有汪虹在身旁，我只管开车就是，连路标都不用看，指路的工作也由她负责。遇到警察盘查一类的事情，我甚至懒得说一句话，自有她来摆平一切。现在可好，我必须一个人工作了。那天早晨四点钟，我去仓库装了满满一车女式棉风衣，去距布拉格50公里的一个批发市场碰碰运气。
运气不好，因为货不对路——我的女式风衣做工精细，质地很好，款式也漂亮，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全部是亚洲尺码。太小，批发商根本不敢要。呆了两个小时，又冷又饿，知道没戏了，便返回布拉格。进城后我想：不如找个零售市场把这些风衣按批发价甩了。于是就开车去了布拉格五区的中心安琪尔，那儿有一个小小的零售市场，我记的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练摊儿。
停好车，我便去看看有没有空地儿。见有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正在那儿练摊儿。那男的长得周周正正，仪表堂堂，女士就不敢恭维了，个子倒不低，足有1，75米以上，瘦极了，就像一副骨头架子。脸儿又窄又长，眼睛是两条缝儿，一层点缀着许多雀斑的皮儿包在高高的颧骨上，蜡黄，不能多看。
他们俩中间的摊位正好空着，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我问：“有空地儿吗这儿？”
“有。”
“没有。”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说有空地儿的是男士，说没空地儿的是女士。
我一笑，转身回车里搬出一箱风衣来，把纸箱拆开铺在雪上，风衣就乱扔在纸壳上，便跟那男士拉起话来。
原来他是杭州人，姓孔。本来在杭州一家制药厂做销售科长，干得好好的，非让太太逼着来东欧闯天下。如今吃尽了苦也没赚到钱，肠子都悔青了。
由于我的货价格极便宜，来选购的人很多。欧洲女人也不个个都是大洋马，小巧玲珑一点的也有。小孔问我：“老板从哪儿拿的货？怎么这么便宜甩？”
我说：“嗨，自己发的货，亚码，批不动，没办法。”
卖了几十分钟，冻得要命。小孔说：“一看你就没练过摊儿，快去车里暖和暖和吧，我帮你卖。”
我高兴极了，说：“那就麻烦你了。”赶紧跑回车里，发动着机器，打开暖气。
我的车就停在市场边儿上，能看见我的摊位。我留了个心眼儿，小孔每卖一件儿我都在心里暗暗记住。
快中午了，我准备回家，便走过去。
“一共卖了25件，”小孔把一叠钱递给我，“你数数。”
“不用不用。”我随手把钱装进口袋，心说还比我记的多了一件呢。然后对他说：“我走呀，这货你愿意卖吗？”
我说了一个极低的价格。
“代销？”
我点点头。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他一连声儿地说。
我说：“那就先卖这些吧，我也懒得在从车里搬了。明天我再给你送，还有其它货呢。”
小孔喜出望外，一边儿感谢一边儿点数。我说你自己点吧，我走了。他说那哪儿行，一个人点数不算的。我说我算。
一转身，那位丑小姐拦住了去路，笑着说：“大哥，能不能也给我点货卖？”
“明天吧，好不好？”我急着去吃饭。
“那我先谢谢了。”她说。
第二天下午，我来给小孔兑现诺言。他已经把货都卖光了，说：“老板，你昨天不点数就走了，我只好自己点，一共是40件，都卖掉了，给你钱。”
我收下钱，说：“又给你带了两箱子，还有点其它货，你到车里拿吧。”他高兴地说好的好的，就要跟我去。一转身，那位小姐也笑着迎上来，嗲嗲地说：“大哥。”
我想起来了，说：“走吧，拿货。”
我给了她一包牛仔马夹，价格当然也很低，她高兴得一脸雀斑都亮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读者一定已经明白，这位小姐就是黄文玉。
黄文玉原先在上海一家陶瓷厂工作，企业倒闭了，便前来布拉格投奔她的哥哥黄文渝。黄文渝是1993年花了八千美元让一个上海蛇头办到这儿的，他能吃苦，长得也俊——布拉格的中国人都说这兄妹俩怎么就长颠倒了呢？——而且还有点傻，来到布拉格不久便被长他七岁的陈妮娜看中收了房。
要说这陈妮娜，那可不是一般人儿。在上海就是她住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女混儿混儿，逢赌设局，见情布套，出老千放白鸽没有她不干的事儿。有一个老公，与她总是吵吵闹闹不痛快，不知怎么竟家里失火给烧死了。弄堂里有的是长舌妇，便嘀嘀咕咕说是陈妮娜放的火。公安局听说了，还真查了一阵子。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上海混烦了，便跑到布拉格来。中国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真是一点也不差。这陈妮娜白白净净，温温柔柔，美丽丰满，见了生人不多言不多语，甚至有些腼腆。
谁能把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和那些月黑风高的勾当联系起来？
陈妮娜把黄文渝纳为裙下新宠之前，还与一个姓申的无锡爷儿们有着密切的床第关系。这位申先生一脸倒霉相，四十多快五十了，个儿头不高，烟瘾极大，胆小如鼠。不论什么事儿都要从头儿说，啰嗦得很。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布拉格混。
陈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