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趁纳纳穿衣服，她给老吴写了一张便条。
老吴：
纳纳我带走了，不要再找我，祝你幸福。
佩瑶
当晚，纳纳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
“妈妈，我们明天就走吗？”
“对，一早就走。”
“能见到姥姥了吗？”
“能。”
“纳纳可想姥姥了。”
“姥姥也想纳纳。”
“真的想纳纳？”
“真的。”
天一亮，匆匆吃过早饭，黄文玉开车带着她俩直奔机场。
然而，由于佩瑶的护照上没有纳纳的随行签证，布拉格机场海关不准纳纳与佩瑶同行。
佩瑶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又把纳纳在维也纳的出生证明拿了出来，无济于事。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佩瑶对纳纳说：“纳纳，这次妈妈怕不能带你走了。你先跟黄阿姨一块儿住几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
纳纳真是乖巧极了，她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无法跟妈妈走而必须和这位黄阿姨呆在一起，立即开始讨好黄文玉：“妈妈，我好喜欢好喜欢黄阿姨了，跟黄阿姨在一起才好呢。你放心去吧，早点来接纳纳。”
佩瑶说：“好的，你要听话，好好跟黄阿姨呆着，妈妈一定很快来接你。”又嘱咐黄文玉说：“小黄，拜托了，千万别让老吴把孩子找到。我回去马上办手续，争取尽快来接纳纳。”
黄文玉从她怀里抱过纳纳，说：“你放心吧，我在纳纳就在。”那时她也想去南斯拉夫，正准备托辛佩瑶发邀请呢，因此十分爽快。
佩瑶点点头，又去和海关做最后的交涉。这次她不用语言，而是把500马克夹在护照里递了进去。
事情突然就成了，纳纳被允许离开捷克。
纳纳明白了，她从黄文玉怀中挣脱，欢呼着扑向妈妈，早把她好喜欢好喜欢的黄阿姨扔在了脑后。
一年以后，佩瑶的妈妈来布拉格办事，我们又见面了。我问她那边的情况，她说南斯拉夫的生意非常好做，一双普通球鞋都要卖40马克。但政府方面对中国人极为苛刻，几乎不能得到居留权。她解释说，按照南斯拉夫有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要在南斯拉夫注册了公司，就可以获得居留权。但政府方面就是不给你注册公司，想方设法刁难你。现在又出台了新规定，已经注册的中国人公司，必须雇用相当比例的南斯拉夫人工作，而且这些人的工资要用美元支付。一个国家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货币了，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据说最近又要出台一项新法令，所有获得绿卡的中国人在延居留时，由过去的一年改为三个月。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米洛舍维奇执政时还稍微好一些，现在他下台了，政敌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他执政时准备让四万中国人加入南斯拉夫国籍，好在大选中投他的票。这个谣言一出，新政府便开始驱赶华人。唉，为他们把大使馆也炸了，外交官也死了，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了，我叉开话题，问她纳纳的近况。
她笑了，说：“那个小精豆儿，可不得了，现在还总问我，‘姥姥你会不会不要纳纳了？’我说你是我女儿的孩子，姥姥怎么会不要自己女儿的孩子呢？她还半信半疑。我在贝尔格莱德没事儿去练个小摊儿，也就是卖点小商品，打火机啦，发卡啦啥的。生意还不错，买的人挺多。顾客一来纳纳就帮着我卖，她德语不错，英语也能说几句。顾客都喜欢她，就买。只要一卖，她就乐得蹦儿高。说‘姥姥，真好，又卖了，真好，又卖了。’收摊儿回家，她在路上总要问：‘姥姥，咱们今天又卖了不少钱，对吧？’可疼人儿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房子比布拉格差远了，那边供应不好，让经济制裁搞得有时连肉也吃不上，蔬菜也少。我就问她：‘纳纳，这儿好还是布拉格好？’你猜她怎么说？‘姥姥，南斯拉夫真好，我真喜欢这儿，咱们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这孩子，她是漂泊怕了。话又说回来，一旦南斯拉夫不允许居留，我们娘儿仨还不知道又要往哪儿漂呢。”
“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像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南斯拉夫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南斯拉夫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南斯拉夫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里面有我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佩瑶有事来电话。”
这期间，黄文玉那里连续发生了两件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
第一件是她的哥哥黄文渝在上海病逝。
那时，黄文玉已正式和老申同居。她曾要我为她预测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并告诉我老申在无锡既有老婆又有孩子，而她却是头一次。说到这里，她羞怯地低下了细长的头。我不禁一笑，想起那位刻薄朋友的话来。
老申不仅是好吃懒做，而是什么也不做。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前还有条来钱的路：有个香港来的骗子叫丹尼·陈，与老申很熟。这位丹尼·陈几乎骗遍了布拉格所有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老申，至今还欠着他20多万克郎。丹尼·陈花钱买通了他所在小城的警察，可以为那些黑在捷克或因为违法犯罪被取消居留权的中国人办理绿卡。老申便做这样的生意，他认识许多作奸犯科之流，因此生意还不错。
可惜好景总是不长——丹尼·陈嫌骗中国人利润低，就去骗捷克海关。不料东窗事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海关官员一同锒铛入狱。老申不但顿时断了生计，更要命的是还有几本护照在丹尼·陈手里。护照主人天天追着老申要，把老申弄得鸡飞狗跳。
要按黄文玉以前的标准，绝对不会看上老申这样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没长进男人。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