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签定。中国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割让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大片土地由中俄两国共管。
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签定。瑷珲条约中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割让俄国。
…………
我们如枫叶般美丽的版图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她流泪了。
七天七夜过去了，列车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莫斯科。老李和小卢关切地问汪虹有没有人来接？汪虹说有的，你们放心好了。问蓝小姐，她掏出张纸，说我要去这个地方，你们认识吗？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一个地址。李先生看了，说这是一家票务公司，你是去取往布达佩斯的车票吧？蓝小姐说就是就是。跟我们走就是了，老李说。于是他们互道珍重，两位先生带着蓝小姐匆匆走了。
汪虹拖着大箱子在站台上缓缓走着，由于长时间乘车的缘故，她感到似乎还在列车上，一切都在摇晃。有些头晕，她停住了脚步，闭上眼睛。
“请问你是汪虹小姐吗？”一个悦耳的男中音。
她睁开眼睛，一个瘦削的小伙子站在她面前。
“方磊？”她高兴地问。
小伙子点点头，“对，我是方磊。”
方磊是汪虹姐姐的同事，在明斯克公派留学。姐姐怕汪虹一个人在莫斯科出问题，便把汪虹的到达时间告诉了他，让他务必来接，还要负责安排汪虹的食宿。这不，他从明斯克专门赶到莫斯科来接汪虹。
“走吧，”方磊帮她拎起大箱子，“呵，还真重。你姐姐昨天还打电话来，让我好好照顾你。”
“太谢谢你了。”汪虹踏实了，跟着他走出车站。
方磊俄语很棒，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哇啦哇啦说了一顿。司机帮他把大箱子装到后备箱里，然后请他们上车。也就十几分钟，汽车在一幢公寓楼前停下了。
方磊拖着箱子带她走进电梯，按了十层的键。他对汪虹说：“是我同学的房子，他正好去敖德萨了，一个星期才回来了，我就把钥匙要了来。”
话音刚落，电梯门开了。方磊掏出钥匙，打开门，把箱子放进壁柜里，对汪虹说：“坐吧，跟你的家一样。”
这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厅里有两只单人沙发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卧室是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别无他物。卫生间很不错，既有浴缸又有淋浴。汪虹打开水龙头，竟然有热水！她把这个发现惊喜地告诉方磊，方磊笑了，“24小时都有热水，家家都一样——包括农民。你去洗个澡吧，七天七夜了。我去厨房随便弄点吃的，先凑合吃点。”
汪虹躺在浴缸里，身心松弛极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听到方磊在喊她了，才慌忙跳出浴缸，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走了出来。
方磊已经把饭弄好了——面包片夹煎鸡蛋，外带一人一大杯果汁。
吃过饭，方磊问汪虹：“出去玩儿还是在家休息？”
“当然出去玩儿了，在家呆着多没劲呀！”她年轻，而且乘火车也没有什么时差的感觉。
她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天，第一个感觉就是莫斯科太大了。马路是那样的宽阔，建筑是那样的宏伟，尤其是它的地铁，据说是30年代修建的，可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地铁能和它相比。如同迷宫一样，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显示着当年的大国气派。
他们首先来到克里姆林宫。俄国的首都原本在列宁格勒，即以前的圣彼得堡和现在的圣彼得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决定迁都莫斯科。方磊告诉汪虹，当时列宁曾经提出了三个办公地点供选择，是斯维尔德洛夫选中了克里姆林宫。于是，人们迅速拆除了宫中及周围沙皇和臣子们的纪念碑。方磊对莫斯科非常熟悉，他指着著名的“共产主义先驱者”纪念碑说：“这座方尖碑其实是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国三百周年而建立的，没有拆，改了个名儿。”在“苏联宪法碑”前，方磊告诉汪虹，这里原来是一座塑像，一位沙俄将军的塑像。
红场和列宁墓是一定要去的。红场很小，出乎看惯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的想象。然而，红场虽小，却是莫斯科以及俄国乃至整个苏联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十月革命胜利后，每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卫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依然在这里阅兵。与以往不同的是，受阅部队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又在这里检阅自己的威武之师。受阅部队都是从前线归来的浴血将士，他们列队走过红场时，突然把从前线带回的战利品——几百面法西斯德国的军旗扔在列宁墓前。
谁能忘记热血沸腾的岁月？
列宁墓就在克里姆林宫墙正中的前面。1924年1月27日，装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安放于此。当时陵墓为木结构，1930年用花岗岩和大理石重建，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局部修葺。
方磊带汪虹排队进入，一代伟人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列宁墓前的两名卫兵，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昂首挺胸，如塑像一般纹丝不动。尤其是换岗时，高大魁梧的卫兵持枪正步行进，威风凛凛，引来万众争睹风彩，堪称红场一景。
从红场出来，他们又在美丽的莫斯科河畔流连。方磊指着不远处宏伟的苏维埃宫说，这里原来是非常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强令拆除。先是建了一座第三国际书记处办公大楼，后来又改建为苏维埃宫。列宁墓和苏维埃宫是苏联意识形态在建筑学上的标尺，市中心的所有广场和建筑物都以此为模板。他们还去了位于市中心的莫斯科大学，这又是一座气魄恢弘的建筑物。以莫斯科大学主楼为中心，六座建筑簇拥在其周围，个个都不同凡响。方磊介绍说，这七座建筑物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当时纽约开始修建联合国大楼，杜鲁门总统亲临致词并为之奠基。处处都要与美帝国主义争高低的斯大林岂能让杜鲁门出了风头？这项莫斯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楼工程便在50年代全面铺开。
在市政厅大楼前的莫斯科河桥上，方磊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令全世界震惊的“8。19”事件。当时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改写苏联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方磊告诉她，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同西方一样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是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卢布大幅度贬值，商品奇缺，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几位老同志，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痛陈利害，宣布接管政权。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随即被软禁在那里。
政权易手。
按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手里握有兵权，还可以指挥国家安全部队，可事情偏偏就没有成。
苏联人民已经不喜欢苏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磊说，我们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广场，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驶过，一打听，原来是国防部长亚佐夫调动军队正在包围叶利钦踞守的议会大楼。诺，就是这座大楼，俄国议会就在这里，老百姓也称这里为“白宫”。这时，广播车里已经播出了叶利钦站在议会大楼前的坦克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议会大楼。我们又往议会大楼跑，路上看见老百姓在包围坦克，不让它前进。有一位军官跳上坦克对群众说：“我们是奉命来维持首都秩序的，绝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红军永远不会向人民开枪！”
老百姓热烈鼓掌。
等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到处都是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干、混凝土块和卡车筑起的街垒。虽然不断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卫议会大楼的队伍里，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包围和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门，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局面。
这是“8。19”当天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叶利钦马上就会完蛋。
早晨，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赶往议会大楼。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都能碰到这样的大事件，可不能错过。
一上桥，发现事情不对了：大桥已经被电车和混凝土块筑成的街垒堵死，车辆不能通行。而且，街垒前是七辆坦克车，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议会大楼，倒像是在保卫议会大楼。更奇怪的是，坦克车上插着的不是镰刀斧头旗，而是白蓝红三色旗——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旗呢。我们问坦克上的苏军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们已经倒戈，现在在保卫叶利钦。
我们吃了一惊，赶紧过桥来到议会大楼前，看见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律炮口朝外，许多炮口里还插着鲜花。坦克上还坐着一些莫斯科姑娘，她们都是自发来保卫议会大楼的。看来她们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为每个人都披着军大衣。她们和士兵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来香烟和啤酒慰问士兵，他们也来者不拒。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从坦克上跳下来对我们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包围议会大楼的坦克陆续倒戈，现在已经全部与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
汪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阶层的发难。
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
正文 第六章 大姑一家 字数：7066
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乳房……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