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不是穷人的代表。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领导的殖民地人很难算得上农民。美国是一块等待被吞食的肥沃土地，而他们就是在吞食。
因为许多革命者都出生在这个新大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深仇大恨要报仇雪恨。义愤填膺的未来的暴民缺乏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烧毁的宫殿。美洲殖民地人民站起来反对的英国统治者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掐住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拖到大庭广众面前游街示众。
在另一方面，英国军官们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对手是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人们。
不过，还是有一些偶尔发牛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比方说1778年在怀俄明山谷的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托利党人鼓励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折磨和屠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民，这些人只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目标。
仅仅是与其他的革命相比较，这场美国革命才显得干净一些。
革命当中最糟糕的行为属于那些温文尔雅、精于世故的法国人。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岁月里，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被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复仇冲昏了头脑，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罪行先是反人民，后来是被控反人民，然后是潜在的遭人控告。
在南特市，断头台“疲于奔命”也无法处理法庭下令要处死的众多犯人。经法庭审判的贵族、教士、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被赶上船，然后这些船在河里被倾覆。
任何试图逃脱被淹死命运的犯人都会被小船上的船钩推到水面之下。
河里到处是死尸，一种致命的疾病通过被污染的水在整个城市传播。在革命者复仇的狂热中，他们也不期地摧毁了自己。
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自由和一切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的观念。除非这些人刚好是非洲人。
千百万从事他们自己职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的生命，因此其他人就不用花钱去雇佣帮工。
奴隶制的瘟疫今天依然在美国传播，其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和贫困。
如果宣扬自由的美国人真的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际、没有从非洲人那里把自由偷走，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美国今天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非洲也会是如此。
回到权利疯狂的更为常见的形式：1976年人民圣殿教的富有个人魅力的牧师吉姆，琼斯对虔诚的信众解释道：“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我们就必须死去或者被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有900多人自杀身亡或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得到比他们更为虔诚的人们的帮助。父亲母亲以神的名义杀死了他们的亲生孩子。
那次大规模自杀之后，这个教派被宣布为邪教。
杰克·安德森以他在报纸上的调查专栏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以为那么大。伊朗国王被革命者推翻之后，安德森宣称他在几年以前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预言了国王的倒台。
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在核对安德森的专栏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并没有那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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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世纪，埃里金纳是为数不多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学者之一。他很有道理地提出：“理智和权威同样来自神圣的智慧这一源泉。”
教会不喜欢这种公然的异端邪说，把埃里金纳的作品列为禁书。4个世纪之后，那些作品仍旧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教皇洪诺留三世把他的作品作为“异端的邪恶”而焚毁。
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利，一位福音传道者因为他做出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被罚款1700美元，他乘坐一个有发动机的翼伞升上天，这样他就能够从屋顶上面对地上的有罪的人讲道了。他解释道：“我觉得当他们听见来自天空的声音时，他们会以为是上帝在说话。”
在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孩子们追随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的征程。
孩子们登上了法国商人们所拥有的船只，这些商人答应免费把孩子们送往耶路撒冷，却把他们卖给了奴隶主做奴隶。
亚述人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民族：耕作土地的高手，灵巧的手艺人，促进了青铜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所知道的世界里到处旅行的商人和做生意者。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中东的铁腕势力，集聚起庞大的军队横扫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俘虏的双眼弄瞎，一次数千人，以防止他们造反暴动。
双眼失明的奴隶能力受限，生产力低下，他们死在亚述人的手里，而亚述人自己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在罗马角斗士盛行的岁月，角斗的前奏是以全副武装的斗士猎杀赤手空拳的人采取悦观众。胜利者的报酬是：他的武器被拿走，他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一心要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上帝的面前宣扬普通人的价值，并且在腐败的宗教权利基础上为穷人争取获得救济。
德国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丁·路德的启蒙信息，他们在1524年揭竿而起，杀死了数十个德国贵族。
马丁·路德试图向造反的农民解释“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有耐心，而不是拼斗。”
农民们在德国各地乡村劫杀富人，宣称是在按上帝的意志行事。
当德国军队抓住他们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直到再也没有
人去造反的时候，上帝却一言不发。
在黑暗的中世纪，巫师和异教徒因为参加疯狂的仪式被迫害和被屠杀，在这些仪式中他们被魔鬼所驾驭，连续几个钟头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邪恶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发挥魔力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赤身裸体。
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会被上帝的幽灵攫住，连续数小时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的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上帝的力量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一丝不挂。
在印第安人的夸基欧托部落，部落的权力取决于那些更多地破坏他自己财产的人。于是，追逐权力的疯狂浪潮不仅焚毁了他们的工具、武器和家用物品，也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
他们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的权力。
利欲熏心的人并不总是依赖暴力。有时候他们也试着用法律来统治。19世纪末随着汽车的逐渐开始流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反对汽车协会起草了以下的规定：“如果一匹马在路上拒绝从一辆汽车旁边经过，车主就必须把他的汽车拆散，并且把部件隐藏在树丛里。夜晚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必须每隔一英里（约1。6公里）发射一支火箭，然后等待10分钟以便让行人躲开。”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没有把这些规定纳入法律，正如你能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马匹面前拆卸汽车。
第11章 愚蠢的艺术
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还不及那些一窍不通的盯着作品在思考的门外汉：那就是艺术？我应该喜欢它吗？我是不是头脑太发热而看不懂它？
当然，那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一位沮丧的作家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来检验一下图书出版商的智力。他把杰西·科金斯基的获奖小说《彩色鸟》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手稿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寄送给10来个大出版社。
它们都把稿子给退了，认为它没有出版价值，其中包括实际上出版了科金斯基的小说的那家出版社。
文森特·梵高现在被推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可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是一文不名。19世纪的评论家对他毫不理睬，收藏家对他的作品也不屑一顾。
梵高其实在他一生中也卖过一幅画，尽管现在收藏家们相互出售它时会赚上千百万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每次指挥演奏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作品时都戴着手套。演出结束之后瓦格纳都会把手套扔掉。
为什么？就因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娱乐界人士托尼·明洛克具有在舞台上所能见到的最奇特的才能之一：他能够忍受痛苦。
他的表演中包括把自己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要对观众唱歌。
西奥多·杰塞尔的第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敢于把它印刷出来之前曾经遭到23个纽约的出版社退稿。《想一想我在马尔伯利街见过它》结果销售了几百万册，苏斯博士的许多书也十分畅销。
詹姆斯·乔伊斯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付印之前曾被22家出版社所拒绝。此书的第一版被一个仇恨书籍的人买断，他把这一批书全部付之一炬。
18世纪的商人梯奠西·德克斯特为自己撰写了传记并且把它出版。这本书除了最后一页之外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最后一页里是一行又一行的句号、逗号、感叹号和问号，并附有给读者的说明：“它们可能会（给这本书）增添各种味道。”
拼写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要是下面这些书保持了它们原先不那么吸引人的书名的话，它们当中还有多少能够成为畅销书呢？
烧烤（《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
咩！咩！黑色之羊（《飘》）
古老的因素（《太阳也升起来》）
各种不同的武装（《有无之间》）
发生的事情（《人鼠之间》）
一个犹太病人开始他的分析（《波特诺伊的牢骚》）
魔鬼的恐怖（《大白鲨》）
艺术家们通常声称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性，一支歌曲重要的是它本身而不是唱歌的人。不幸的是政府也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奥古斯蒂·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后来在1917年的寒冬他破了产，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请求法国政府让他住进收藏有他的作品的博物馆以避寒。政府官员们拒绝了这位艺术家的请求，他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被冻死。罗丹曾经把他的许多雕塑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对性的喜爱超过了写作。他最后被收进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宁可去舔地板也不小便，他42岁时死于梅毒。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的作者）经常在给他的孩子们上床前讲故事时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到了74岁。在埃德·苏利万作为一台星期日电视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而闻名遐迩之前，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在他的第一篇评论里，他建议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重写他的剧本《父亲》的第二幕。
苏利万忽略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斯特林伯格离开人世已有近12年了。
一位评论家就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出给《旧金山新闻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特别对主要的女舞蹈演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指出，那位批评家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所责难的那个舞剧临时被换了下来，他批评的那位芭蕾舞女主角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登台演出，不管她演得好还是坏。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拒绝承认亨利·米勒的淫秽小说《癌症热带》已经上了畅销书的名单。他不再把整份名单印出来。作为替换，《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一个有选择的专栏，取名为“在畅销书当中”。
艺术家卡西莫·卡瓦拉洛创作了一件装饰艺术作品，他以100美元一天的价格租下了纽约市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用溶化了的奶酪涂上。在他的指导下，主要是格鲁耶尔干奶酪以及瑞士和其他奶酪被扔得到处都是。
虽然溶化奶酪艺术的爱好者们对这件作品惊叹不已，但它的主要功能则仿佛是给作家们提供了一连串的与奶酪有关的双关语：“卡瓦拉洛创造了一件门斯特软奶酪作品。这门艺术就像高德干奶酪一样。”
需要有些道理才会去读贴在博物馆墙上的这些标不？F面是一则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奥查德的“泰坦尼克博物馆”贴出的标示：“这些明信片是由珍尼特·丽宾代表她的叔祖父乔治·罗森席埃恩捐赠的，罗森席埃恩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罹难，他曾做过多年的轮船电话接线员。”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临终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但只有一个条件：她必须再嫁人。海涅说，这样就“至少有一个人为我的去世感到遗憾”。
伟大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下了一些英语中最精彩、最富有智慧的演讲稿。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停止说话。在他82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甚至还有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当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的艺术家和动画创作人员组织工会的时候，那些劳工领导人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里放。他们最初把那些动画创作人员划归油漆工人和墙纸工人兄弟联合会。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上舞台。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
教会让它的医学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摘除男孩的睾丸，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变声。那些经过阉割的男孩被训练来演唱女角。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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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音乐家约瑟夫·莫尔林在1760年做出了第一双旱冰鞋，为了给那些贵族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旱冰鞋去了伦敦的一个庆祝会。
莫尔林想，光是溜冰鞋还不足以引起轰动，他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溜进了跳舞的大厅。这样他的两只手都无法帮助他停下来，结果他撞上一面镜子：他受了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1561年，一本名为《错误与错误分析》的书出版，其中包括15页的勘误表。这本书一共有172页，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还有待于令人生厌的校对去打破。
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