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局长指挥大家停住，让警犬队先上。三条警犬在烧毁的大树周围嗅足迹，显得非常兴奋，一路蹿了上去，带着警犬队沿山坡朝对面的山梁走。大队人马仍在沟里搜索。不一会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对讲机通不上话，山坡那边情况不明。大家紧张了好一阵，韩传和罗局长商量，为了防止警犬队单独与嫌疑人遭遇力量单薄，分出一队人马，摸过去与他们会合。
这时的山林是幽静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山的主峰博格达雪峰。无人欣赏山林景色，武警战士带着自动步枪，警察握着手枪，两人一组，拉开距离，搜索着前进。
中午时分，他们与警犬队联络上了，双方通报了一下，那边没发现情况。罗局长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上山的各路人马都是连夜赶过来的，都没有吃饭。早晨在山下集结的时候，天池派出所的同行烧了点茶，拿出十几个馍，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吃，现在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民警也没带水，只有武警战士背着水壶，大家很有点上甘岭的味道，尽管嗓子干得冒烟，一壶水大家谦让着喝。
再向上搜索，大约两点钟，快接近雪峰的时候，山上有动静。像是有人折断了树枝，发出喀吧吧的响声。
当时他们正爬到阳坡上，周围没有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说有情况，武警战士立刻隐蔽起来，伏在大石头的后边。民警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全部卧倒。
罗局长与山那边的警犬队联系，他们也听到上边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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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上方是个陡壁，陡壁那边是松林。韩琦和罗局长各带七八个人，从侧面迂回，武警正面进攻，分三路摸过去。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与持枪歹徒遭遇，他们面临的肯定是一场攻坚战。对方的射击技术是明摆着的，把他逼在山林里他没有了退路，所谓困兽犹斗，他必定会拼死顽抗。因此大家都很谨慎，以石头和树做掩体，一步步隐蔽着前进。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搜过了那片松林，一直搜到阳坡，三路人马会合了，没发现有人。方才折断树枝的声音，或许是山里的什么野兽造成的。
松林的上方是一片开阔地，再上边是陡峭的山峰。
继续朝上走，山势越来越险峻。开始还有放羊的小路，后来连小路也没有，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朝上爬。每走一步，必须看好下一步手脚落在哪个地方。抓住，踩实，小草也利用起来。下边就是笔直山崖，一不小心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大家都把鞋脱掉，挂在腰上，赤着脚爬行。
翻上这座山梁，罗局长他们与警犬队会合了，对面的战友也都汗津津的，身上湿透了，头发粘在一起。别说是人，就连警犬也伏在那里不愿动，爪子都爬得肿了起来。
大家都不甘心，休息一会继续上，一直爬到雪线上。这里的海拔已超过400O米了（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高山缺氧，大家都感到头晕目涨，脚底下发飘。雪线上不能久呆，那地方是不能生存的。韩传和罗局长商量，我们是拉网式搜索着摸上来的，该搜的地方都搜查到了，确实没发现情况。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已经搜到了雪线上方，而雪线之上，犯罪分子无法藏匿。应该说，大家已出色地完成了搜山任务，大家可以全线返回。
搜山时紧张，到了下山时，精神上松懈下来，互相望望，才觉得大家的形象可笑。准都不像了警察。毛背心、尼龙裤脱了，爬出一身大汗，到了山上又骤然变冷。身上头上蒸腾着白汽。狗也冷，偎到了训犬员的身上。武警战士更辛苦，他们是长枪，戴着钢盔、背着子弹袋，全副武装。带队的中校要求他们不能随意解开军衣，一个个都是临战状态，他们的体能消耗最大。
从主峰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都很疲劳，警犬已经走不动了，三条警犬，是大家轮流背下来的。不过，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上是轻松的。
由昌吉州刑侦科带领的另一队，与罗振海、韩琦所带这一队所遇的情形基本相同。
搜山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有哈族群众多次的异常反映，我们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隐藏在山上的可能性。同时，自“8·19”以来，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上处处设卡，盘查严密，犯罪嫌疑人想携枪携款通过卡点十分困难。而天地附近的游牧地区，地旷人疏，牧民居住分散，犯罪分子便于潜伏。
经过大规模搜山，我们掌握了山林的状况，那些地方很难长期生存。即使犯罪分子真的躲进山林，我们的行动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把他们从山里赶出去。
三、石河子，拉开决战序幕
9月2日，杨德禄、刘晓辉依照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的指示，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他们把办公室设在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和一线的同事朝夕与共，并肩战斗。
下午4点，杨德禄副厅长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了“97系列枪案”分析会，参加人有：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周传强、杨将、龚兴言、单笑夏、杨辉、刘云峰、张国民和吴丽。
会上，张卓敏汇报了石河子区片面上的工作；刘钊汇报了石河子四太监狱的摸排情况；周传强汇报了重点线索组的工作情况。
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至今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这一阶段，石河子片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发现了“7·5”案的作案准备现场，找到了“7·5”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撬杠。但其他线索却基本上都是裹足不前。
缝鞋匠线索已“深挖”了无数遍，刘兵、朱新志二位鞋匠反复回忆，并没在其他场合再见过缝包人。
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拿给刘兵、朱新志，二人均未认出他们就是缝包人。
单笑夏带领刘兵查看派出所保存的147团户籍卡，从照片上刘兵未辨认出缝包人。
单笑夏带刘兵查看147团两劳释放人员照片，刘兵也未辨认出缝包人。
刘兵与缝包人谈话时提到的粮站、油库人员均已找到，向他们展示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未能认出相似的人员。他们本人也没发现其他问题。
摩托车的排查未查出有力线索。
四太监狱的排查已列出一批符合侦查条件的北京调犯名单，电传到北京，但并没有形成侦查重点。
新疆方面查“多出来的北京人”，虽然反映上一些线索，但都似是而非，多数情况因种种原因，未做正面接触。
147闭排查“8·19’”边疆宾馆案发期间不在本地的人员中，未发现可疑情况。
石河子区片的排查情况似乎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待别是重中之重的147团场，始终夫出像样的情况。所有的已知线索中，只有撬杠线索是明晰的，也是“开放式”的，背后有挖头。
杨厅长和刘晓辉对撬杠线索十分重视。杨厅长要求，对这条线索一定要一抓到底，对所有有汽锤的单位都要查到。刘晓辉进一步提出，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基层去做，要派得力的专业骨干直接负责。
会上，杨德禄副厅长详尽地介绍了天池无名尸的情况，这对石河子片的同志是个全新的情况，杨厅长希望石河子的同志了解这一案件的全部细节。
然后，他分析说：“8·19”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案件发生，到天池案发，这当中有6天时间。这6天，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第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返回了石河子，或者在农八师（石河子）、农六师、米泉、阜康一线有落脚点。第二种可能，犯罪嫌疑人在乌鲁木齐一米泉一阜康一线有落脚点。从我们8月19日下午起在乌鲁木齐至石河子。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设卡的及时和严密程度看，犯罪嫌疑人携带长枪和赃款回到窝点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枪和钱，把它们藏匿在一个秘密地点，然后从乌鲁木齐逃脱，跑到阜康市的天池作案。这无疑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
选择的杀人地点特殊了些，但有他的正当理由：杀人位置不易发现，能够从容作案，从容逃跑。三顶帐篷的哈萨克都听到枪声，但没有出来，延长了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通过对死亡现场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独吞财产。杀戮过程是有预谋的，事先设计好的，使用手枪，死者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后浇上汽油毁容，拿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全部证件，这都说明了这一点。毁容说明这个人与他熟识，也说明犯罪嫌疑人担心此人的身份被查出，同时还说明，死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查的那个“本地人”。毁容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要害，他最担心的地方，正是我们侦查工作要突破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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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并案件已有10起，第十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条件：死者的牙齿的特征明显；死者虽然毁容，但相貌尚可辨认；死者留下衣物残片；我们确切掌握了死者的身高、血型和左手指纹。这个案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死者身源。这一点如能搞清楚，整个案件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我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天池出现，不能排除他有第二。第三个落脚点的可能性，但综合整个案件分析，他前期屡次作案在石河子，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也证明他年期在石河子147团一带活动。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坚持以石河子的147因为中心，坚持在147团出情况，这个决心不能动摇。石河子的工作，特别是147团的工作一定要做透，做扎实。各级指挥员要督促检查下边的工作，情况不怕多，就怕没有。重点地区要立足自己负责的区域出情况。否则，再多的警力也无用。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分析不能说不全面，部署不能说不到位，最后落实不好，亡羊补牢就麻烦了……
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一、坚持立足147团；二、深挖撬杠线索；三、利用天池无名尸照片寻找尸源。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天池无名尸的协查通报已经发下来。单笑夏是个聪明的警察，他负责重点线索的查证工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带领两名侦察员，携带着天池男尸照片，驱车跑到147团，找到刘兵和朱新志，请他们辨认。
——非常可惜，刘兵和朱新志均未辨认出照片上的尸体就是缝包人。当然，即便辨认出来，所能证实的也仅是“同伙作案，杀人灭口”这一判断，距确定死者身份仍然遥远。
四、重要的是捋清思路
案子似乎凝滞住了。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案件却未见明显的进展。
领导小组确定的重中之重的147团场，普摸工作已进行了三四遍，未发现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另两个重点区域，141团、149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疆与北京互相配合，新疆摸“多出来的北京人”，北京摸“少了的（与新疆有关的）本地人”，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七八天，一批批名单传真过去，重点人依然没有出现。
分析不能说不全面，安排不能说不到位——该出情况而不出情况，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焦灼。
单笑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
“8月19日案发，至今时间已快半个月了，案件却搞得如此沉闷，几乎听不到一点让人高兴的消息，我心情特别烦躁。我们手里有21种证据，但没有致命的线索。我们派出了大量警力摸排，却迟迟地不出情况，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