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钉梢(2)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 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唐朝的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今人李一氓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纱》,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五代词作为唐诗的馀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的花间词人,这种中国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对唐末出现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也要望尘莫及的。
据唐代张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 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弄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馀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秾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嘛 ?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馀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北梦琐言》),后来他弟弟韦霭在为他编《浣花集》时避而不收,终致失传近千年。幸赖敦煌莫高窟所藏写本,《秦妇吟》才重见天日。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出息的一拨。
《花间集》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实宾录》卷六:“五代后蜀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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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钉梢(3)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Se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共辑得十八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丰丽,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Se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塔养尊处优的结果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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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动的描述。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颇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感慨良多: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职吧! 唐朝的“苦迭打”
唐朝的钉梢(4)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 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是法文“coup d’Etat”的音译。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井岗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的激|情。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形式的爆发?是天摇地动,还是排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质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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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唐朝的钉梢(5)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都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