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卫星，绕着你的恒星，自由地旋转。卫星不会因为行星不是绕它旋转就觉得痛苦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痛苦的是没有轨道，而不是谁绕着谁转。”
杨红就痴痴地听他说，觉得他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想到但不能形成语言的东西。
陈大龄把杨红往自己怀里拉了拉，低声问：“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爱情，是超越了情欲和婚姻的？超越，并不是不想要，其实是很想很想要，超想要，越来越想要，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不到的话，也不会影响这种爱情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
杨红闭上眼睛，她能看见陈大龄描绘的那个绚烂的星系，自己就是那颗卫星，绕在陈大龄身边，而他，正绕着一颗明艳无比的恒星幸福地旋转。杨红尽情享受陈大龄怀里的那份温暖和他的男人气息，心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希望天下有不散的舞会，那就可以这样待在这个怀抱里，直到永远……
第八章
1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在心里惊呼：我终于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彼得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彼得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彼得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丫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像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待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好？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
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的话，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
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给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让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像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
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特蕾西，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特蕾西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特蕾西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彼得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彼得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彼得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彼得应该在洛杉矶的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
2
入关很顺利，问的问题没超过朱彼得讲的范围，所以杨红也没觉得交流有困难。出国这种事，一旦语言没问题，感觉就慢慢良好起来。
杨红小心翼翼地把护照等文件收好，又随着大家站进另一个队伍，听说这里是美国农业部检查违禁农副产品什么的。听朱彼得讲，过这一关就有点靠运气了。大多数人什么事都没有，箱子都不用打开，问两句就过去了。但也有运气不好的，带了形状特殊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老美没见过，一惊一乍，先没收再说。
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是草木皆兵，觉得男女老少都像是本。拉登派来的人肉炸弹，颇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蛮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有些甚至是做兼职的，朱彼得说他就遇到过一个，是家中学的物理教师，平日里教他物理，周末就来海关把守国门，看见他带的香菇，像牛顿看见坠落的苹果一样研究了半天。
杨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箱子里放的那些佐料啊、调味品什么的，算不算形状怪异。朱彼得在班上讲过，说你一出国，就会发现，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你的一个中国胃。你的胃呀，那真叫爱国，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吃中国东西让它受用。
朱彼得说很多人刚到美国时，都是穷得吃不起青菜，只能吃鸡腿。吃多了，一听到“鸡腿”两个字就犯恶心。在国外什么都不怀念，就是怀念中国的早点。顺着那个长街，一溜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一天吃一样，可以吃一个月不重复。想中国的早点想成了疯，想起那些小吃摊上飞来飞去的苍蝇，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如果早点不好吃，哪来的苍蝇？所以美国的早点可以说是糟到了连苍蝇都不喜欢的地步！
但朱彼得的另一句话却引起了杨红的反感。他说他在美国每天早上牛奶面包地吃了一年，对移情别恋都能理解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吃久了，就吃厌了。
杨红记得自己反驳他说，“你天天吃米饭没吃厌呢。”
朱彼得强词夺理地说：“那不同，吃米饭是为了饱肚子，没菜也吃不下去的。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菜上面的。天天吃米饭，不是吃味道，而是吃习惯，饿了拿来饱肚子而已。菜还是要经常换一换的，不然就吃腻了。”
杨红是顺着他那个移情别恋的路子听的，所以很生气，心想，这话真实地反映了你们男人的心理。男人吃一个女人吃腻了，就想着换个口味。女人有什么腻不腻的？女人大概就如被吃的饭，根本不关她胃口的事。你腻，丈夫也是要吃的；你不腻，丈夫还是要吃的。他有问过你腻不腻吗？
杨红虽然不喜欢那个比喻，但关于中国胃的话还是听进去了的。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有一个中国胃的，天天啃面包喝牛奶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胃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胃，差不多是一个方言中国胃，因为川菜、粤菜什么的，她都不爱吃，就爱吃自己家乡的菜，所以她带了很多家乡食品。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她带的大多是佐料、调味品之类，这样分量不重，但用的时间长，可以说是带着家乡菜的精华和味道，其他原材料到时候就地取材，像榨菜、辣酱、酸菜鱼底料等等，带了不计其数，不像是到美国做研究的，倒像是来开餐馆的。
还隔着两三个人，杨红这一队的那个官员就在向她招手，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杨红一紧张，就一句也听不懂了。她身后有几个人指着前边，大概在告诉她官员在叫她。杨红觉得头脑发晕，为什么叫我上前？他有透视眼，看见我箱子里形状怪异的东西了？她搬着沉重的腿，挪向那个官员，心里头惶惑不安，难道我脸上写着“危险分子”几个字？或者我的表情告诉他我带了违禁品？那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啊，看来是遇到一个业余打工的官员了。
杨红先入为主地想着待会儿要怎么告诉官员那只是香菇，英语应该是dried mushroom。但是酸菜鱼底料用英语怎么说呢？她半天没弄明白官员究竟为什么叫她上前。又被身后的人重复了几遍，杨红才听出官员是请她帮忙，先问她会不会讲中文。
这个问题杨红曾在心里反复自问自答了无数遍。
现在被问到你会讲汉语吗？反而不知怎样回答了。我会讲汉语吗？杨红问自己一句，又顺水推舟一般地回答：“会讲。”
官员听到这一句，很高兴地笑了，沾沾自喜地说：“我知道你会讲。”然后指着桌上一盒东西问杨红：“这是什么？”
杨红恍恍惚惚地觉得又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上了，老师指着一些再明白不过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嘴角挂着窃笑，一本正经地问学生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官员又问一遍。
杨红回过神来，认真看了看那个盒子和盒子里盛着的东西。这回可不是中学英语老师惯常指着发问的那些东西了，杨红看了一会儿，觉得用中文都答不上来。盒子里装的是一些貌似香肠、又胜似香肠的东西。形状像香肠，但颜色泛灰泛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好说：“我不知道。”
“请你问问他。”官员指指站在杨红身边的一个男人。
杨红现在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原来自己的这一场虚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这完全是个扔到人海里没法认出来的那种人，现在能荣幸地引起美国海关重视，也是因为他带的那盒东西。那人现在当然是急得手足无措，满脸冒汗。杨红还没开口，那人就像见到救命恩人一般，冲着她就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通。
杨红一句也听不懂，肯定不是普通话，肯定不是周宁的家乡话，好像连广东话也不是。杨红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中国话，说不定是越南话、柬埔寨话、泰国话什么的，因为那个男人生着一张马来人的脸，眉骨突出，嘴唇外翻，肤色偏黑，应该是那一带的。
“他说什么？”官员问道。
“我不知道。”杨红说完这句，觉得四周一片安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反而灵魂出窍般地想起朱彼得说过的笑话。他曾问口语班的人，说如果你只能学三个英语单词，你应该学哪三个词？那些年轻的女孩就娇憨地说要学“我爱你”，结果朱彼得说答错了，你们应该学“我不知道”这三个词。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你能对这个官员说“我爱你”？
杨红又说一遍：“我不知道。”
官员狐疑地看了杨红一眼，又把她的护照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软中带硬地问：“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杨红恨不得回敬他一句：那护照上不是写着吗？但自己的英语还没纯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只好简单地回答：“是的。”
官员仿佛找到了杨红逻辑中的一个大漏洞一般，举起她和那个男人的护照，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他说话你不懂？”
可能因为他讲得慢，杨红不费力地就听懂了这几句，但她张张嘴，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责怪朱彼得百密一疏，口语班里没有讲到这一个场景，所以自己没有操练过这方面的回答。
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杨红差不多要给那个家伙上一堂政治课了，不扯远了，就从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说起，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还有数不清的方言，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说这个从未谋面的汉子，就是我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也是听不懂的。
杨红在心里试图将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然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好说服这个官员，但已经有另两个官员走过来，很客气又很坚决地把她和那个男人带到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