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刚刚被关进来，哪能知道背后这么多的故事，所以张庆这样自作聪明的一句，让A高度警惕起来。A不愿意失去一个革命战友，但也绝不允许敌人如此容易地破坏他的计划。
A看着冯进军，走到角落处将马桶放了下来。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到自己的床上，他用手按了按床垫，东西应该还在床垫里面。
“哐啷”一声，牢门锁上了，看守的士兵哗啦哗啦地落了锁，往里面瞄了瞄就走开了。老涂和老六的吼声还是此起彼伏地从牢门外传进来。
有风从牢房墙上的小窗外吹了进来，搅得这个房间里沉闷的空气短暂地起伏了一下。
这个场面很奇怪，两个都是无比忠贞的共产党员，彼此都在怀疑着对方的身份。他们此时谁都不说话，只是这样呆呆地坐着，几乎僵硬了一般。这是一场暗中进行的心理角斗，谁都不敢先说话，也不愿意移动身体，就好像两个棋逢对手的绝顶武林高手过招一般，谁先动，谁就先露出破绽一样。直到听到一楼所有的牢门都沉重的落锁声，随后是二楼开始有人吼了起来，要二楼的犯人动作快，二楼就开始有人从楼梯下来，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又上楼。这应该是二楼的犯人同样在倒马桶。二楼的犯人必须要经过一楼。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抽水马桶是个稀罕东西，除了少数的现代西洋建筑、政府办公大楼有冲水式的沟渠，绝大多数都是在地面上蹲坑的茅房。所以，二楼的犯人无论如何也要到一楼来倒马桶。
那个时代，地面上两层楼的牢房还是非常罕见的。通常的牢房都是地上一层，比较大的牢房，半地下再一层，集体关押，除了即将处死的死囚是单独关押外，一个牢房最多能关上二十多号人。不会像白山馆这样无限期的囚禁，最多关个一年半载的，能弄到钱的就倾家荡产地赎出来，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好死不如赖活着；赎不出来的，或者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那就要把犯人发到什么地方做苦役。
做苦役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监狱。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一般不叫监狱，而叫苦窑，挖石头、挖矿、挖沟，什么苦就干什么，苦役时间通常也就五六年，能撑过去的，还有一条小命活着回去，不注意的也就死在异地他乡了。监狱一般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几十个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面，非要形容的话，就是类似于集中营那种关押风格。而四十年代的监狱管理，可不是现代这个样子，犯人是没有什么人权的，也没有什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说法，你去做苦窑，只要不是死罪，管犯人的长官高兴了就能把你放了，不高兴，让你做到老死也可以。
这些囚犯一般都在一些荒野边远的地方服刑，因为看守的人力有限，加上地方也大，所以外出劳作时逃脱的机会比较多，身手腿脚好的，说跑了也就跑了，跑了可不能再被抓住，逃狱的罪名在当时可是大罪，抓住了绑结实一百棍子下去，不死也废了。
其实在外出劳动时逃跑还不能称之为越狱，漂亮点的叫法是逃狱，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逃跑而已。而越狱都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被禁闭在一个监狱里的牢房内，还能想办法跑了，这才叫越狱。中国文字比较形象，“越”字本来就有翻越高处、跨过、超过等这样的意思，是一个比较有行为难度的动词。提到越狱，大家也都会想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看守严密、又有高墙阻隔的地方逃出去，真的很难。所以，在冯进军的脑子里，这个张海峰一进来就要越狱，要么是他信口雌黄不自量力，要么就是他经过精心准备的，再就是他故意试探冯进军是不是有越狱的念头的。
冯进军何尝不想逃出去。他研究了多种可能性，却发现从白山馆中逃出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一，没有走出白山馆的机会，最多到第二层院落里接受拷问；第二，放风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围墙；第三，关押的人少，一号楼放风的时候也就三十号人，看守就有十几个，无论你搞什么小动作都不好隐蔽；第四，砖石地面，钢筋水泥的外墙，连挖洞的可能都没有；第五，四五人高的围墙，上面不仅有岗哨，而且围墙外还是悬崖，根本没有办法爬下去。
此刻，A在想，这个男人到底在等什么？不动声色，又如此沉得住气？他应该比我要先说话的，现在他一声不吭，是觉察到了什么吗？如果他是叛徒，他不可能这样沉得住气。难道他在怀疑我的身份？这几个问题绕在一起一下子解不开了。
A和冯进军就这样对峙地僵坐着。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号楼再次恢复平静，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电流的噪音噼噼啪啪响了几下，从走廊中就传来了用喇叭播放的巨大的女子的声音，这女子的声音听着还格外的温柔，好像在耐心地奉劝做错事情的男人回头。
这个女人在讲政治，讲孙文、三民主义、社会发展、世界趋势，中间没有任何停滞。A可以确信，这是唱片，并不是真的有女人现场讲话。这个女人的所有言论对A而言并不新鲜，民国政府的多种政策教育书籍中都有清楚的阐述，A可以立即完整地背诵出来几段。
只是说到后来，这个女人的声音愤慨了起来，开始讲共产党是如何如何的不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如何如何的不对，说得几乎是声泪俱下，有些理由听着似乎很有道理，但是A觉得好笑起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自己忠诚的共产党和共产理念的。直到这个女人最后苦口婆心地再三叮嘱完闭嘴了之后，外面又恢复了平静，A回想起来那些夸张至极的比喻和演戏一般的声讨，实在忍不住，撇着嘴无声地笑了两下。这时，A发现冯进军也正笑得喘气，两个人四目相对。
突然，他们两个什么都明白了——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同志，绝对值得信任！
最好的喜剧效果往往发生在没有任何喜剧气氛的环境中。在这时，只是一个动作和眼神就沟通了一切，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不得不说，信仰的力量尽管无形，却无比强大，强大到可以用来识别一切表面现象后的心灵。
十二、第一次放风
A探出头来，无声地问道：“怎么？你不知道有窃听器？”
冯进军自然也无声地回答：“有窃听器？不知道？是张庆告诉你的？那个和你一起倒马桶的小个子？”A点了点头，他记住了107牢房瘦小的男人叫做张庆。A随后指了指墙角，无声地说道：“应该在那个墙角里。”
冯进军也侧着头看了一下，皱了皱眉，说道：“真是危险！不知道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是否被他们听到了。”A喘了口气，把眼睛闭了闭，说道：“很难说。下一步我们要小心。”
冯进军问道：“你真的有办法离开这里吗？”
A点了点头，盯着马桶放置的位置，说道：“那下面，只有一尺厚就能挖到一个通道。”
冯进军眼睛亮了起来：“你怎么知道？”
A说道：“我有这里的建筑图纸。”
冯进军说道：“挖下去，然后呢？”
A说道：“一下说不清楚，你只要配合我就好了。”
冯进军正要继续问，牢门外一个看守往里面看了一眼，拿出铁棍哐哐敲了两下，骂道：“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冯进军一脸干笑，对着这个看守说：“长官，等放风呢，身上痒痒啊！”
看守骂道：“哪里痒痒？给你几棍看你痒痒不？”
冯进军继续干笑着说：“一下子我又不痒痒了！”
看守嘴里嘟哝了两声，也不想再和冯进军贫嘴，转身走开了。
冯进军看着A无声地说道：“在房间里挖洞，还真的有点难。一尺深，挖出来的泥怎么处理？”
A说道：“只能一点点往外拿。我计算过，挖一个能下去的洞，每天拿出去十斤土，十天就能够完成。”
冯进军大皱眉头，说：“每天十斤？这太困难了。”
A撇了撇嘴，说：“是的。有可能的话我需要再拉一个人入伙。”
冯进军问：“谁？”
A说：“早上给我们换马桶的那个。”
冯进军说：“他？这个人会合作吗？”此时，冯进军已经明白A的意思，将土装在马桶里，每天换走，这是一个最省事而且安全的办法。
A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有必要试探一下。”
冯进军说：“我有点糊涂了，你似乎就是为了越狱才进来的。”
A说：“是的，我进来是为了带一个人出去。”
A和冯进军终于谈到了正关在二号楼里的机要员。在A大略描述了一下机要员的相貌后，冯进军一时还不能确认是否关押在一号楼中。因为机要员的长相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还好很快就要到放风时间了，A可以见到所有一号楼中的人。最郁闷的莫过于A自己了，如果机要员没有关在一号楼中，那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先告诉那个不能碰面的机要员自己是来营救他的，其次还要想办法让机要员能够先从二号楼跑出来跟他在一起。
现在，被隔断成三个独立牢房的白山馆，的确打乱了A的计划，让整个越狱计划陡增了几分未知数。A尽管郁闷，却没有丝毫的气馁，反而热血澎湃了起来，他喜欢挑战极限，喜欢这种冒险。
二号楼中的223房间，位于二号楼的二层靠近楼梯的位置。机要员就关在223中。
机要员对外宣称的名字叫刘明义，按机要员的说法，他是河北保定人士，因为战乱四处逃生，在云贵一带躲了七八年光景，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辗转来到重山市，指望着能混口饭吃，谁知莫名其妙就被抓到这里来了，冤枉、委屈。
机要员代号小猫，他是利用苏联军队还在东北的时候，在苏联人的掩护下，从东北进入，绕过了北平，穿河南，进湖北，在共产党和苏联人约定的时间范围到达了重山市。他从水路上岸，混在一大堆来重山谋生的人群中，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而重山市地下组织也早就在码头等候好几天了，当时接应机要员的就是重山市仰山情报线的第六桩赵强（108房中前三天因伤势过重死去的同志）伪装成一个卖草鞋的。就当机要员和第六桩赵强刚刚接上头的时候，白山馆的特务蜂拥而出，把他们两人抓获。只是赵强死得可惜，如果他晚死几天，就能等到A的到来了。
青盲组织得到的消息是：共产党仰山线第六桩在重山市码头接应一个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员，当时仰山线第六桩赵强已经被青盲组织掌握，他们是放长线钓大鱼，结果就把机要员抓住了。
赵强的脾气刚硬，被敌人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仍然坚持不说机要员是谁，干什么的，甚至嘲笑国民党特务抓错了人，机要员只是一个嘴巴有点啰嗦的北方人罢了。何况，赵强的确也不知道自己接应的人的身份，只是知道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二号楼把赵强折磨完，见此人估计是打死也不会说一句，就把赵强丢到一号楼来，算是送个人情，这让一号楼的冯彪也是大施淫威，以为二号楼审问犯人也就那么点本事，变本加厉地折磨赵强，直到赵强最后一口气也被折磨完。赵强就牺牲在这个108牢房。
自然，机要员也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个来重山市谋生的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卖草鞋的，只是问了问路，多说了两句。机要员也没少挨揍，只是他这个人聪明，知道硬抗肯定吃亏，打了两顿就呼天喊地地求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是却啥也说不出来，一问三不知，错误百出，把二号楼的徐行良也给弄糊涂了，难道真的抓错了人 ？＇…＇只是抓了一个胆小怕事、禁不住打的老百姓？
徐行良曾经和李圣金商量过此事。李圣金毕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觉得人是不会抓错的，一定是共匪，就是重要性大小罢了。李圣金手下的青盲组织也传来消息说，关于这次共匪仰山线的码头接应行动失败以后，所有消息似乎一下全部封锁了，就好像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次行动一般。
李圣金的推断是，这个哭爹喊妈的叫刘明义的人，要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么就是共匪的一个小喽啰罢了。先留在二号楼观察着，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用，就一枪毙了，省得还占一个二号楼的位置。
机要员的性命，此时就悬在一线之间，随时都可能被拖出去枪毙。现在这种情况，实际上留给A的时间并不多。
机要员也是很纳闷，照理说自己回国，应属于绝对机密，怎么就泄露了呢？全天下知道他来重山的人最多不超过四五个人。难道重山市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破坏掉了不成？最高层的人员中有叛徒？
比机要员更想不通的是重山市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管理人，也就是王老板他们几个人，因为机要员一到重山市就被突然抓获，急需机要员破解美国高级电码的几个首长气得拍了桌子，责令王老板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营救机要员。这也是A接受任务的原因。
王老板他们研究了各种可能性，都觉得接应机要员一事不可能从高层内部泄露出去，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接应机要员的仰山线第六桩赵强自己不小心暴露给了青盲组织，或者早就被青盲组织盯上了，不管赵强和谁接头，都要抓起来。但是赵强在得到接应机要员任务的几天里，和什么人接触过，干过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王老板他们并不清楚，此时赵强又被抓进了白山馆，更是想问都没地儿问去了，能猜到的就是“青盲”干的好事，赵强和机要员的被捕，让“青盲”更是无数线头剪不清理还乱，难以追查。
王老板他们猜得没错，赵强是刚好被青盲组织盯上时接受的这个接应机要员的任务，同时，赵强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导致要接应极重要人员情报的外泄。至于赵强是怎么被青盲组织发现，又是犯了什么错误，这和青盲组织的结构有关，此文后话，慢慢道来。
A除了救出机要员外，就是要问问像赵强这样的被青盲组织揭露而关到白山馆的同志们，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在被捕时又在做什么，和什么人接触过，和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进行过什么交叉联系。
白山馆绝对不让关押的犯人离开白山馆一步，因为李圣金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多被青盲揭露出来的共产党特工的情报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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