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在1959年的“泛非主义者宣言”中，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俘虏过去了。
这些“领导人”认为南非的财富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即属于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上受害者所共有。他们对外国主人及其土著奴隶、白人剥削者和本土的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们把受奴役的非洲人和霸主欧洲人看作亲兄弟。他们真是不可思议的天真，异想天开地脱离实际，不懂得被统治人民受到万恶的压迫、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他们的利益同白人统治阶级的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
曼德拉与索布克韦在40年代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又一起领导了几次大的行动。他深知索布克韦的志向和为人。同时，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群众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立将会吸引大批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为此，曼德拉对以索布克韦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认清时局，对种族主义政权和普通白人严加区别。但是未能阻止住这场分裂。结果正如曼德拉所预料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4664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是很不容易的。
早在蔑视运动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准备对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政府当局最为担忧的是各民族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大联合，因而每次起诉的法律依据也是对各个种族都适用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在对蔑视运动领导人的判决书中说：
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冲破种族障碍，为一切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的阶层和人民均拥有平等权利而斗争。南非联邦由于非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产生的特殊问题，已成为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这种情况将危及欧洲人的生存，因此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镇压。
为了便于进行镇压，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用混淆视听的手法，将黑人运动、共产主义与叛国罪等同起来。一方面，它开始多方收集情报资料，以便以叛国罪对民主运动的领袖进行指控；另一方面，南非政府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自由宪章的发表为南非政权提供了口实。宪章不仅反对种族歧视，还提出了人民管理国家、耕者有其田、一切财富归还给人民等民主要求。1956年6月，司法部长斯沃特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宣布：他准备对大约200名犯有叛国罪的人进行审判。
12月3日，南非进步报纸《新世纪》发表编辑部文章，就政府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逮捕发出警告。这份报纸在社论中指出，“情况越来越明显，政府准备仿效举世皆知的纳粹德国国会纵火案①的作法，以便除掉种族隔离政策最坚强的反对者。”文章反驳了政府舆论对所谓“叛国”罪的谴责，旗帜鲜明地指出：“拥护‘自由宪章’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忠诚，是国民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不是对一小撮享有特权的人的忠诚，而是对全体人民的忠诚，对公正、人道和正义的原则的忠诚，这正是南非真正的爱国主义。”
①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于共产党人，随后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1956年12月5日凌晨，1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搜捕。为了渲染反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气氛，从库房调出了军用飞机。几乎在同一小时内，警察敲开了大约200所住宅的大门。在搜查住宅以后，把主人推进警车，开到约翰内斯堡的中央监狱。距离约翰内斯堡较远的地区，警察将被捕者用军用飞机押送至中央监狱。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也被敲门声惊醒，他被塞进警车并与其他被捕者一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是一场十分彻底的搜捕。被政府控以叛国罪的156人代表着南非联邦的各个种族：有105个非洲人，21个印度人，23个白人和7个有色人。这一事实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地向南非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遭到了各个种族的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被捕者当中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和副主席曼德拉，还有奥立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黑尔堡大学学院院长梅提尤斯教授和马修斯教授。被捕者中间还有其他民主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物，如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尔。他们中还有各个阶层的活动者和普通群众，如《新世纪》的编辑鲁思·弗斯特①和她的丈夫乔·斯洛沃，自由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工会大会书记里斯利·玛西纳。被捕者中还有另外19名妇女，包括丽莲·恩戈伊②和海伦·约瑟夫。③
①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装在信封里的炸弹炸死，当时她正率领一个国际学术小组在那里调查移民工人的生活。
②丽莲·恩戈伊是最重要最有权威的黑人妇女领导人之一，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主席，后又担任南非妇女协会主席。她从1952年起组织妇女抵抗运动。作为1956年至1961年“叛国罪”案的被告之一，她被管制11年。
③海伦·约瑟夫出生在英国，曾是南非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是非洲妇女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1955年在克里普敦召开的人民大会的组织者之一。1958年，在组织妇女举行大规模抗议以反对通行证法的行动中，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监狱里，警察当局企图像往常一样以种族隔离的措施对待这批新犯人。如吃早饭时只给非洲人玉米粥，而对于混血人和印度人，除玉米粥外还有咖啡。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几乎都决定吃供给非洲人的伙食。当局在法庭上照例为被告规定了两个人口：一个是“只许欧洲人进入”的人口，另一个是“非欧洲人”的人口，被告席也用同样的标志加以区分。但是全体被捕者决定走那个“非欧洲人”人口。在被告席上，156名被告自己按姓氏的字母顺序一排排坐下，“俨然是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团”。
起诉书一开始就公然宣称：
皇家法庭①指明：参加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和承认咱由宪章’是旨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行为，这预示着革命……被告不仅拥护革命的适宜性、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等思想，而且在南非联邦居民当中散布不安情绪，挑起欧洲种族和非欧洲种族人民之间的仇恨，教唆代表大会成员起来暴动以反对现存的国家政权和利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
①指英国法庭。当时南非联邦是英联邦自治领。1961年5月31日南非当局宣布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
当时起诉人所能拿出的主要指控材料是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以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德兰士瓦的罗伯特·瑞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作为主要罪证。他当时说，“如果你们是有纪律的，当组织告诉你们不要使用暴力时，你们必须是非暴力的。如果你们是一名真正的志愿者，而要求你们使用暴力，你们必须无条件地使用暴力。你们必须谋杀！谋杀厂”这一秘密录音当然使警察局如获至宝。
针对政府的指控，首席辩护律师在发言中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本案提出的政治阴谋罪的控告，可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或纳粹党徒所捏造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它企图压制156名被告和他们代表的成千上万人所拥护的思想，并宣布这种思想为非法。”然而，他也坦然承认，所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都同意自由宪章和拥护载人这一宪章的原则。他指出，这一审判案实际上是要给不同肤色的人一律平等这种思想定罪。
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共产党的操纵或受共产主义的影响等指控，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自我表白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一次采访中，“颇有点傲慢的”美国记者向卢图利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据说你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会与共产党人合作呢？”卢图利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南非的抵抗运动中有共产党人，我是和他们合作。国民大会的立场是这样：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解放，我们不会为思想冲突和政治迫害而转移目标。国民大会的任何成员只能用这个组织来达到国民大会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的目标。我们将彼此不同的政治理论放在一边，直到解放的那一天。目前我们在一个固定的领域里合作，这就是解放的事业。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另一位领导人马修斯教授也指出：“很久以前，在人们还没有想到《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从班图人在大鱼河两岸和欧洲人发生冲突以来，非洲人就一直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他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在争取解放的坚决斗争中，他们不会为污蔑战术所吓倒。”
为了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力量置于死地，政府从收集证据、逮捕被告到法庭审判，经过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它力图在全国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迫使反种族主义力量缩小，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如预审在1956年12月19日举行，很多群众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法庭周围的街道上，他们抬着宣传画“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方式——举起拳头，竖起大”拇指，高呼“非洲”，来欢迎被告。为了侮辱被告，警方将他们关在铁丝笼子里，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迫使警方将铁丝笼子撤走。成千上万的人在审判期间涌上约翰内斯堡街头，抗议斯揣敦政府①的反民主行为。
①斯揣敦，1954年继马兰成为南非政府首脑，1958年8月病逝。
由于缺少罪证并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1957年12月，大法官宣布停止对61名被告的起诉，其中包括卢图利酋长和奥立弗·坦博。卢图利酋长不无遗憾地表示：“当我接到被释放的消息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真实的情况是我宁愿与我的同志们一起去经历整个事件。”确实，整个审判充满着戏剧性。当午饭送到审判进行的特维斯特大街的操练厅时，被告们边吃边四处走动，和因为管制禁令而丧失了联系的老朋友交谈、说笑。在没完没了的出示证据、证人出庭的过程中，被告有的打瞌睡，有的织毛衣，整个场景让人很难想象是一场叛国罪审判。
主要的审判于1958年8月开始。辩护律师的队伍由一批精明强干的律师组成。他们中有包括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伊斯拉尔·梅塞尔和布莱姆·费希尔。此案亦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注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专门派了观察员旁听。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德也专程赶来，并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写稿报道审判过程。这时，所有被告均已获得保释。
这一审判案也使一些白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认识更加清醒。他们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正如《新世纪》的编辑、叛国罪被告福尔曼所说的，参加这个基金的“恰好是白人社会的那个阶层”，这些人常年来与政治问题毫无关连。他们中间包括开普敦的大主教、约翰内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的主教、开普敦大教堂的教长、全体自由党和工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校长以及许多教授。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科林斯亦在伦敦发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贝克律师是一位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他在法庭上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你的自由对欧洲人不构成直接威胁吗？”“不，它不会构成对欧洲人的直接威胁，”曼德拉明确地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与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支持。很清楚，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种族和睦的方针，我们谴责任何人鼓吹的种族主义。”1959年1月19日，法庭不得不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消。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这些被告人之中。
这时，曼德拉还刚刚结婚。然而，他既没有自由到处去旅游，也没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蜜月”的温情，他不得不往来穿梭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忙。对那段生活温妮·曼德拉是这样回忆的：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仍旧是不正常的。每天早晨，纳尔逊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我则到奥兰多去。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比勒陀利亚。在那里，他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回家之后，他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他抓紧时间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他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要强迫他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他必须到某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他出去以后，我要接待一连串的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被关起来了，要求纳尔逊把他们保释出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坦博不顾“集团居住法”的规定，冒着被指控和驱逐的危险，仍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每天一清早就开始上班，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白天赶到90英里远的比勒陀利亚去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单调的一天后，又开车返回办公室，继续办案。有时，他还要把一些被告同伴开车送回家。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所，在奥兰多那座门牌号为幻15的小房子里为黑人办案。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也偶尔有些小花絮。在一次聚会上，曼德拉和温妮快结束时才到。他确实很忙，难得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温妮的年轻美貌很快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喂，纳尔逊，你在什么地方碰到这位小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