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发言激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表示要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大会结束后，曼德拉访问了15个非洲国家，会见了10多名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坦噶尼喀当时的总理卡瓦瓦，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苏丹总统阿布德将军、突尼斯总统阿比卜·布尔吉巴，后任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的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博特。
在与这些非洲领导人交谈时，曼德拉希望能得到训练游击战士所需的装备。这实际上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策略上的又一重大转变。事实证明，零散的破坏活动虽然可以激励士气，但也容易遭到政府的反击，同时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况且破坏活动难以控制，实际上亦必然造成伤亡，从而引起了白人的恐慌。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白人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指示曼德拉在出国期间，争取在为今后可能开展的长期游击战争这一方面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一方面学习战略战术和实战经验，另一方面寻求物质援助和商讨训练事宜。
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在考虑新南非以后所需要的专业建设人才。为此，曼德拉也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了为达到大学人学考试水平的非洲人争取高等教育的奖学金。这反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深谋远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管理这样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有种族平等的指导思想，还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材。这些提供经济援助的要求都得到了上述非洲领导人的赞同。
曼德拉的访问由他的好朋友，沙佩维尔惨案后被派往国外的奥立弗·坦博全程陪同。两人已分别近两年，见了面格外高兴，当时坦博正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驻英代表。访问非洲后，曼德拉又到伦敦访问。他受到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雷蒙德和其他有声望的英国人的会见。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坦博则不然，一年多的国外经历使他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漠和一般民众对南非种族歧视现状的无知。他告诉曼德拉在英国城市谢菲尔德的一次经历。他当时在一个集会上给听众介绍南非现状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情况，仅有一个听众提出了一个与他的讲演毫不相关的问题：“白人妇女在刚果遭遇了性暴力侵犯，你打算怎么办？”曼德拉听了他的叙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从伦敦返回非洲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又领着曼德拉参观了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季达。在这里，曼德拉不仅看到了民族解放军青年战士勇猛顽强的军事操练，同时自己也听了军事课，并学习爆破、使用各种枪械和迫击炮。他还大量阅读了游击战争和军事战略书籍，正如他在后来的法庭供述中所说的，“我试图研究这个方面所有类型的权威——从东方到西方，从克劳塞维茨①的经典著作，到毛泽东和格瓦拉②的书籍，还有英布战争的文章。”
①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学家，著作有《战争论》等。他先后参加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并曾在俄军中服务。从1818年起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
②格瓦拉（1928—1967年），美洲游击战领袖。生于阿根廷，曾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古巴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古巴新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后辞职，潜入非洲和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著有《游击战》等军事著作，并提出“游击中心”理论。1967年被玻当局杀害。
这一次旅行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在各种公共娱乐场合，白人与黑人轻松愉快地相处，在同一个饭店用餐，在同一排座位上闲谈，在同一个商店购物，使用同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并住在同一个地区！这与南非真是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没有白人的压迫，没有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傲慢，没有警察的骚扰，没有羞辱和无礼。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切使他更坚定了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心。
1962年7月20日深夜，曼德拉又潜回南非。夜幕下，一辆汽车等在约定地点，由一位印度人朋友开车，将他送到约翰内斯堡。在这里，他首先向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大家听了他的汇报都深受鼓舞。但在是否马上着手训练游击战士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目前的破坏战略还可继续使用，训练游击人员为时尚早。经过曼德拉的耐心解释，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在开展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执行军事训练计划，因为要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随后，他提出要去纳塔尔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酋长，民族之矛的朋友们听了很惊讶，劝他不要去。当卢图利从挪威回来后，对民族之矛的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一些看法。“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要去。”自从卢图利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南非政府在公开场合下奈何他不得，只是限制他的活动。曼德拉先与国民大会纳塔尔省的负责人英瓦联系。第二天，卢图利与曼德拉会面了。
曼德拉向卢图利详细汇报了他的旅行，并转告了非洲领导人对这位反种族主义的和平战士的敬意。当谈到国内斗争的策略时，两人仍然各执己见，卢图利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斗争形成的，已是经过大会决定的。对被剥夺了有效的宪法斗争方式的黑人群众而言，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运动仍是最合法的最人道的政治手段。它可以不间断地向白人政府施加压力，使其自然地和平地承认黑人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曼德拉在决定和执行新政策时未与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层组织协商。曼德拉坦然地道了歉，并向酋长解释了他们当时的想法。最后，两人愉快地分手了。
由于警察的搜捕愈来愈紧，曼德拉的活动也更为谨慎了。但他仍不断出现在会议上，传达总部命令或报告他的非洲之行。不幸的是，警察局的奸细也开始渗人民族之矛。耐多和其他两位成员在一次破坏行动中被当场抓获，原来这个战斗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是个奸细，他将整个计划的时间表告知了警方。1962年8月5日，当曼德拉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时，他化装成剧场导演塞西尔·威廉斯的私人轿车司机。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附近时被三辆警车截住。据说，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通知警方，说有一名重要人物通过此处。然而，从曼德拉的《自传》来看，内奸的可能性更大。
当我们的车停下后，一个个头高瘦西部表情严肃的人径直向乘客座位这边的窗户走过来。他没有刮脸，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马上推测他在此等候我们已好几天了。他平静地介绍自己是彼得马里兹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同时出示了逮捕令。他要我表明身份。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是大卫·莫查玛伊。他点点头，然后，他很有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像到过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我避开了这些问题，没有透露给他什么信息。他看起来有点恼怒。然后，他说，”哎，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你们被捕了！”
曼德拉在进行了为期17个月的地下活动后被捕了。
实际上，警方不仅是知道有“一名重要人物”要通过，而且确实知道是曼德拉和威廉斯。同时、他们对曼德拉那几天的行踪也似乎很清楚。曼德拉回国后，在很多方面不够谨慎。很多人都知道他到了德班。在他离开德班的前一天晚上，他甚至还举行了一个聚会。不过，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行踪，至今仍是一个谜。如果曼德拉没有被捕，南非的政治发展又会是什么样呢？
温妮获知曼德拉被捕的消息是非常突然的：
我当时在儿童福利办公室做事，正要到索韦托地区进行实地工作。乘电梯下楼后，出去正碰上他的一位朋友——这人的样子十分可怕。脸色苍白，像克一样，头发直楞楞地竖着。我注意到，他没有刮脸，穿着很脏的衬衫和裤子，好像刚刚从床上跳下来似的。能看得出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以前我被带去看望进行地下工作的纳尔逊时，这个人是常在路上接头的人之一。
我把他和我丈夫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禁问道：“他还好吗？”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纳尔逊受伤了。我想，天啊，他可能撞了路障而警察向他开了枪。但回答是，“不，我们估计，他明天将出现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庭上。”听到这话，我当然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里去的，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我把我的文件扔进汽车后厢，直接开回家去。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姐姐在那儿安慰了我。当然，事过之后，我从痛苦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了。我当时就知道，这是我全部家庭生活的结束
曼德拉被捕的消息使黑人区震惊了。自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以来，由于卢图利常在医院养病，加上政府的严密监视而难以开展工作，很多具体的领导事宜全由曼德拉在地下领导。民族之矛的行动更使黑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些使曼德拉在黑人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在墙上出现了，集会也出现了，国外的呼吁也出现了，甚至还有人策划帮助曼德拉越狱。
1962年8月8日，曼德拉以平静的神态出现在法庭。对他的指控有两条：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经过与辩护律师乔·斯洛沃和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商量后，曼德拉决定自己进行辩护。第一次开庭后不久，曼德拉被从福特监狱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10月22日，对曼德拉的审判正式开始。群众从各地赶来参加这一对他们所尊敬的领袖的“审判”。曼德拉穿着酋长服装来到法庭。当他看到水泄不通的人群时，激动地举起拳头高呼：“权力！”群众以“属于人民！”的口号声回答。
在自我辩护以前，曼德拉提出了两点声明。第一，他决定在他的法律顾问和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第二，他在表示无意怀疑法庭的公正的前提下，要求主持审判的地方法官口避此案。这基于两点理由：其一，他担心得不到公正和恰当的审判；其二，他认为他没有法律和道义的约束去服从一个不代表他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他指出，“在这类政治审判案中，白人是有关的当事人，由一个白人法官来主持审理，无论其声望多么高，不管他的公正意识与正义感多么强，也不过是白人裁决自己的案件”。在一个由当事人一方主持的审判中，怎能指望公正的判决呢？
地方法官：我怀疑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打断您，曼德拉先生。我们是否超出了本案程序的范围。毕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法庭，一个白人法庭，没有其他的法庭。既然您知道只有一个法庭，那么您提出的要求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您想要什么样的法庭来审判呢？
曼德拉：那好，阁下。我希望阁下记住，在一系列案件中，我们的法庭规定，诉讼当事人要求某个法官回避的权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只要真诚地使用这个权利，法庭必须对之充分保护。现在，我真诚地考虑到，就像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贯穿于我整个生活的这个不公正的歧视，是造成每一次严重侵犯我的权利的原因。我要说明，法庭之外的种族歧视对我所遇到的所有麻烦负责任。我担心这个法庭还会对我同样的不公正。阁下可以不同意这一点，但是，阁下有法律上的义务，事实上是被迫听我讲话。因此，我认为，阁下——
地方法官：我想听，但是我希望您讲明您要求我回避的理由。
曼德拉：那么，这些就是理由。我正在逐步展开我的论点。如果阁下给我时间——
地方法官：我不希望超出议程的范围。
曼德拉：要求回避的范围。我是在要求回避的范围之内。我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在我看来，不会给我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
地方法官：继续讲下去。
曼德拉接着阐述了不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的理由。首先，他指出南非法律的实质。一个完全由白人控制的法庭，它强制实行一个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一个在非洲人一致反对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因此，在非洲人作为被告的政治审判中，这个法庭不能被看作是公正的法庭”。接着，他指出，人权宣言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南非根本不存在。尽管南非的总理、法官和知名人士多次声明这一原则，“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毫无平等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从法律的制定程序和实际内容，从执法者的构成，即法官、地方法官、检查厅长、法律顾问和其他类似职务的承担者及其任免，从整个法庭的人员结构和审判气氛，无一不是渗透着种族歧视的毒素。曼德拉针锋相对地发出如下质问：“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地方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地、严肃地提出，在这种气氛之下，正义的天平是不偏不倚的呢？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非洲人有幸受到他的同胞的审讯呢？”随后，他又谈到因种族隔离制引起的一系列恶果：黑人没有土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饥饿和病痛，但他又一次被法官打断。
地方法官：这与此案有什么关系呢，曼德拉先生？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