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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官：这与此案有什么关系呢，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先生，它与最后一点密切相关，如果阁下给我机会陈述这一点。
地方法官：你已经讲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我感到你已经在离开你所要求的范围。
曼德拉：阁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极重要的理由，法庭必须对此给予考虑。
地方法官：我充分认识到您所处的地位，曼德拉先生。但是，您必须把自己限制在要求本身，而不是超出它。我不想了解饥饿问题。依我看这与本案目前无关。
曼德拉：阁下已经提出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白人的法庭。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此刻如果我能向阁下表明，在这个法庭之外，种族歧视被用来剥夺了我的权利，使我不能得到公正对待，……
针对法官提出的他所陈述的事实均与本案目前无关的说法，曼德拉指出他所提出的和将要提出的问题与事实均是与本案密切相关的。他表示，他十分担心这个被白人控制了的司法制度会使有罪的人将无罪的人置于法庭上，使非正义者对正义者进行指控报复。这样，完全有可能降低白人司法官员在法庭上对待黑人被告时的公平和正义的标准。“这是我提出要求的第一个理由，即我不会得到公平和恰当的审判。”
接着，曼德拉陈述了他要求地方法官回避此案的第二条理由：他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一个不代表他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他指出，政府权威的基础是代表人民的意愿，这是整个文明世界中公认的原则，并构成自由和正义的基本根据。因此，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公民，有义务从道义和法律上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在南非，非洲人的选举权和代表权被剥夺了，因而他们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那些不是他们制定的法律，而对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庭，他们也无信任感。
曼德拉并没有否认南非司法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正义感和民主意识的白人，他们或是批评不承认所有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的现行政策，或是维护非洲人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由于这种制度，而是具有公正和正义感的白人对这种制度的批判。他表示：“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过去同它斗争，并将继续同它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我现在恰巧遇到一个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我仍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如果想要消除这种非洲人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怀疑惑，唯一的办法是取消法官任命中的不公正的歧视。
最后，曼德拉坦然地宣布：“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随后3天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维沃尔德总理的秘书。他那大无畏的精神，敏捷的思辩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
10月25日，法庭判决曼德拉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曼德拉明确表示，不管判什么刑，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
11月7日是法庭宣布审判结果的日子。这一天，大街两旁挤满了人群，听众席上也坐满了受曼德拉斗争精神感染的非洲人，温妮和从特兰斯凯赶来的亲戚身着科萨人服装，也坐在听众席上。当身穿民族服装的曼德拉被带进法庭时，人群沸腾了。曼德拉微笑着向群众致意，并高呼：“权力！”人群报之以怒吼：“属于人民！”随后，曼德拉利用就减刑向法庭发言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声明。
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1961年3月的彼得马里茨堡会议和“全非洲人大会”作出的关于罢工的决定。为了使法庭了解他参与罢工的领导工作的动机，他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各种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
从孩童时代起，他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讲白人到来之前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和科萨人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的演变。”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后来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为坚持其政纲而奋斗。在他成为律师后，更深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他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出色，多么公正，多么努力地从事我们的法律职业，我们不可能成为检查官、地方法官或法官”。
在反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的50年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非暴力手段，然而遭到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曼德拉历数了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行，并强调了非洲人已开始转向暴力反抗。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方面仍没有明智的表示，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中告终。”曼德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经觉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阁下根据这个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在我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他的声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官员。
最后，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五年监禁和苦役。温妮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开走。1962年底，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很快，政府就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她实行管制两年的禁令。禁令将她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不准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发表讲话，不准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温妮后来曾问及安全部门的头头约翰·克伊兹：“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约翰·克伊兹回答说：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换句话说，他们对温妮实行管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温妮第一次获准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据温妮回忆，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他们能相互见一面，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将来到他们面前。
第十六章 利沃尼亚审判
·“马伊布耶行动”方案
·西苏鲁潜逃
·告密者与韦克中尉
·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遭破获
·第一号被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强有力的法庭陈述
·“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被捕以后，民族之矛在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姆赫拉巴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分队在另一位破坏能手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黑夜里神出鬼没，主要的破坏活动是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电话通讯常常中断。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建筑工地有供使用的炸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溜进去，将炸药装了满满一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第二天一早，地方报纸登出了“500公斤炸药被盗”的通栏标题。当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炸药使用的注意事项时，才发现装运炸药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
为了加大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这一行动方案要求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开展游击战，并提出了外国力量援助南非解放运动的问题。“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方案的导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在乡村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并在伊丽莎白港、谢普斯顿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要进行“大面积攻击”，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计划在除开普以外的三个地区各调动2000人；随着行动的展开，各个地区的人员将增到7000人。
这一计划的最大弱点是过高地估计了外援的作用。马伊布耶行动方案设想在游击战争逐步深入以后，外部军事力量将对南非进行打击，两支力量内外夹击将使南非政府倒台。更有甚者，方案的交通工具中竟然列入了一艘潜水艇，用来将在阿尔及利亚和俄国受训的游击战士运送回南非！斯洛沃后来亦承认，“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会准备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一种奢望。我们甚至认为他们会提供飞机为我们运送人员。我们过于天真了。”
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南非警方加紧了搜捕。尽管政府一直怀疑大部分暴力活动与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关系，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搜捕圈愈缩愈小。民族之矛的“最英勇的战士”乌伊西利·米尼被捕了，他是东开普地区活动小组的成员。警察的威逼利诱无效，他被判处死刑。他就义的时候，高唱着自由之歌，挥舞着拳头，视死如归。接着，民族之矛的另一名勇士威灵顿·邦科，假称愿意反戈一击为警察效劳，设下埋伏圈以捕杀一名众人切齿仇恨的警官，但计划未遂。当他被捕处以极刑前，他坦然地告诉法官：“你们可以绞死邦科，但你们无法绞杀自由！”
正在警察力图侦破民族之矛时，西苏鲁还处于6000兰特①的保释之中。有一天，他失踪了。警察四处搜寻，毫无结果，于是断言沃尔特·西苏鲁已非法潜离南非了。然而，1963年6月26日西苏鲁的声音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的播音中出现了：“解放电台，解放电台，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在南非向您广播。我们的电台于今天，6月26日，第一次向您广播。……政府将沃尔特·西苏鲁置于24小时的软禁之下。对此我们不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西苏鲁应该离家。今天，他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和人民。他是在地下领导我们。现在，西苏鲁从地下向您说话。”
①兰特，南非货币名。
接着是西苏鲁那宏亮的声音：“非洲的儿女们！我在南非的某地向你们说话。我没有离开这个国家。我也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南非的警察系统调动起来了，一道命令自上而下：马上找到西苏鲁，提供重要情报者重赏。一天，警察局特别支队的威廉·凡·韦克中尉正在翻阅“绝密”卷宗，电话铃响了。“喂，警察局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出话来。凡·韦克赶紧打开录音装置，“请说吧。”打电话者自称最近到过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看见了西苏鲁。最后，他自告奋勇要带警察去找这个地方。“行，今天晚上我到你指定的地方去接你。”凡·韦克放下听筒，狞笑了一声。“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当大晚上，韦克中尉带上手下人，将那个告密者接上汽车，朝约翰内斯堡的北部开去。告密者是个黑人，为了怕人认出他来，他带上一副墨镜，将帽沿紧紧压在眼帘上，脸的下半部用一条大围布包着。车在利沃尼亚路来回跑了几趟，但告密者似乎认不出他到过的地方了。“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特征吧。”凡·韦克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它附近有一所教堂。”车子又继续转了几个小时，还是没发现要找的地方，韦克中尉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就停止了搜寻。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韦克对这个告密者已失去信心，但那个黑人很肯定的语气又使他有些希望。第三天晚上，车子又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韦克一看表，已过了午夜。他正想结束搜寻，那个告密者突然喊了一声，“就在那里，中尉！”韦克很不相信地抬头望去，原来他们要找的所谓教堂只是一幢有山墙的房子。下一个拐弯处就是通往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韦克注意到人口对面则为一公园。记住了地势特征后，他命令将车开回去了。
韦克策划了第二天的袭击计划，决定下午二时出发。7月11日下午，韦克中尉召集了一支15人的突击队，其中包括一名电台专家、两名对政治文件处理有丰富经验的警察、一名警犬驭手、一名熟练的驾驶员，还有一名能说会道且有喜剧表演天才的警察，以应付突变的情况。全部人马在韦克的办公室集中后，听了大致情况和任务分配。“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就说在找旅馆时迷路了。”16个人坐上韦克预定的一辆干洗车，化装成一个干洗服务队，开着上路了。
下午三时，干洗车开进了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男仆打扮的黑人挡住了车：“喂，对不起，农庄没有人。”司机只好开始倒车。这时，韦克一声命令：“我们已经靠近了，开始搜查！”车一下子加足马力，靠近了房子。警察们跳下车来，分别占据了有利地形。不到几分钟，几处出口全部被把守，警察同时还堵住了通往外面的车道。
当时，西苏鲁与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正在讨论马伊布耶行动方案，结果全部被捕。他们中间有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凯西（凯斯拉塔）、鲍勃·赫普尔、莱昂内尔·伯恩斯坦和雷蒙·姆赫拉巴。一个小时后，农庄的“管家”阿瑟·戈德雷奇开着车回农庄，当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