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韦托有34所初中，6所高中，在1976年6月开始的索韦托运动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7000人。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能从约翰内斯堡接触到各种政治思潮；加上他们身受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制之苦，因而经常表现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如前所述，实施“班图教育法”的根本目的是使黑人永远居于劣势，从而无法与白人竞争，是为了使黑人学生“能适应土著保留地及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的需要”。
为加强对黑人学生的奴化教育，执政已10年的巴尔塔萨尔·约翰尼斯·沃斯特①进一步推行“班图教育法”的实施。1976年5月，德兰士瓦当局通过法令，宣布在非洲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英语、一半用南非阿非里卡语教学。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标准看来，这不过是对非洲人受歧视地位的一种无伤大雅的补充。然而对非洲人来说，特别是对具有“黑人意识”②的年轻一代而言，南非阿非里卡语是300年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的象征。
①亨德里克·维沃尔德任职南非总理期间，曾先后两次遇刺，均系白人所为。1966年，一个在议会工作的希腊血统的白人服务员在议会大厅将他暗杀。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的沃斯特被选为新的政府首脑。
②“黑人觉醒运动”泛指70年代在南非兴起的以黑人学生为先锋的民族解放运动，其领导人为比科等。
法令一公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反对。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学生家长、白人反对派和“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均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警告政府，这一法令将导致黑人学生的反抗。
5月的一天，总理沃斯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特·图图的信：
先生，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一种恶梦般的恐惧，除非马上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南非几乎不可避免将发生流血与暴力。人民的忍耐已到极限，不能再忍，一个被绝望、不公正和压迫逼入绝境的民族将使用绝望的手段。
20天以后，1万名学生走上索韦托街头，抗议将阿非里卡语作为授课语言，遭到警察残暴镇压。10天以后，官方宣布，共有175名非洲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约1300人被捕。
1976年6月16日将永远被载人史册。世界人民将记住这个日子和与它相联的两个事实：南非人民的英勇无畏和南非白人政权的残暴空虚。
一位当时在场的黑人记者是这样描写白人警察的：
尽管我注意到大部分警察是全副武装的，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孩子们使用这些武器。当我看到一个白人警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站在前排的学生瞄准时，我全身颤抖了。
另一位在场的记者是这样描写黑人学生的：
比任何事都使我更加惊恐的是孩子们的态度。很多人对危险置身不顾，他们低着身子、左右躲闪着继续向警察冲去。
尽管组织出色，尽管赤手空拳，尽管年轻幼小，但还是遭到了无情枪弹的扫射。学生们气愤已极，他们没有退却，没有卧倒，而是英勇地向警察冲过去，有的捡起地上的石头进行回击，有的则放火烧毁白人的汽车和房屋。中午时分，奥兰多警察局的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聚集待命，随后直扑索韦托增援。与此同时，直升飞机向索韦托的警察投放了更多的步枪和弹药。整个镇在燃烧，复仇的火焰在燃烧。一位在现场观察事态发展的记者在直升飞机上看到了全景，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名“在炸弹轰炸后的城市上空飞行的战时记者”。
下午1时30分，两架军用直升飞机在索韦托镇上空盘旋，向聚集的黑人群众投掷催泪弹。随后两支防暴警察分队带着步枪和机关枪赶到。下午，反抗的人群不断地放火烧毁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警察在巡逻时又大开杀戒。一位16岁的黑人青年口述了当时的亲身经历：
我想帮助一个差点儿被打死的女孩。一个白人警察把手枪对准她，我赶紧跑过去将她推倒，但是我的腿却中了两枪。这是大约4时30分的时候。我在5时45分到了医院。这儿有很多中弹的人们。受伤者被警察看守着，他们的枪对着走廊上的我们这些人。受重伤的人们必须先治疗，我拿了一些止痛药。
傍晚时分，从约翰内斯堡下班回来的工人看到这幅惨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有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的队伍。他们在黑暗中与防暴警察搏斗，同时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和建筑物。人夜以后，兵力增加。9时30分，14辆别名为“河马”的大型运兵车开进了索韦托。
第二天一早，南非再次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一幅躺在痛苦的同伴们手臂上的赫克托·彼得森尸体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黎明时分，1500名警察再一次增援索韦托。巷战愈演愈烈，火势愈来愈猛，镇压也愈来愈凶。警察在各条通往索韦托的道路上布满岗哨。当一位现场采访记者问情况是否在恶化时，索韦托镇的警察指挥官丧气地回答：“还能再糟吗？”
温妮·曼德拉目睹了这一事件，她为孩子们的英勇无畏深深感动，并记述了当时发生在大街上的情景：
孩子们拣起石块，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面对机关抢走去。他们并非不知道白人已全副武装，他们是冒着重机枪的弹雨前进的。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孩子们在街头死去。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然迎着枪林弹雨前进。没有人低估敌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敌人已武装到牙齿。但是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准备用石块去对付机关抢。这就是当你想要打碎压迫的枷锁时会发生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
随着事态的发展，孩子们的父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8月5日，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为期三天。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切基·马希希尼指出：“我们南非的黑人公民没有武器，我们惟一可以给这个制度造成打击的是使其经济瘫痪。”当时南非正处于经济萧条期，黑人工人因罢工要失去生活保障，即使这样，各个公司的缺勤率仍高达40％至90％。8月3日，又举行了一次“待在家里”的罢工，约翰内斯堡的缺勤率高达80％。市商会不得不承认罢工严重影响了约翰内斯堡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进行急剧变革以促使一个“稳定的黑人中产阶级”的产生。第三次罢工发生在9月13日，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兰德金矿的工人也加入进来。据某些工业和商业部门的统计，缺勤率竟高达98％。第二天，开普敦工人也加入了这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约50万工人待在家里，而且开普敦的有色人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在市中心展开巷战，并第一次攻占了这座不对他们开放的都市中心。
到1976年底，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达360人，有的则认为共有500名可以辨认的死者。而南非总理沃斯特竟然宣称：在南非没有危机。
1977年，事态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韦托约4000名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教育法并烧毁课本和试卷。政府宣布实行宵禁。5月，索韦托居民又一次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增加房租，当局慌忙撤回其决定。一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说得好：“如果我们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停止斗争，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同志们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韦托屠杀开始的第二天，温妮和神学家及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马纳斯·布特莱齐、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长协会”。协会里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以教会人士居多，而温妮是执行委员会中惟一的女性。尽管它是一个福利组织，但黑人学生把这个家长协会看作代表他们说话的机构，并委托协会代表去同当时的警察部长克鲁格谈判。另一方面，政府则十分自然地将它看作学生的喉舌，一个警察局官员竟粗暴地斥责温妮和其他代表。他恶狠狠地对温妮说：“你知道吗，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负完全的责任。”温妮气愤已极，抓起所有手边的东西向他扔去，回击说：“你们这些杀人犯，杀害我们孩子的刽子手，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的暴乱！你去阻止那些恶棍在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
由于温妮敢说敢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长协会用募捐得来的钱为死难的学生开追悼会，举行安葬仪式。她热情开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条件去填补激进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鸿沟。恩塔托·莫特拉纳曾高度评价曼德拉夫人在协会里的作用。他说：“作为执行委员会里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还能干。她很有权威，诚实、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没有的胆量。”
政府当局坚持认为这场学生们的斗争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后操纵指挥的。1976年8月，温妮·曼德拉与其他12名妇女一起被捕，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城堡监狱。在监狱里，温妮仍是那样顽强不屈。她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为政治犯伸张正义。难友塞莉·莫特拉纳因牢房的窗子漏风而向看守反映，但没有结果。后来，她把自己的床垫和毯子搬出来，拒绝回牢房。在温妮的率领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并宣布要等窗户玻璃修好才搬进去。在她们的斗争下，窗户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塞莉·莫特拉纳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同许多领导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独断专行。但温妮却是充满挚爱，脚踏实地。无论是对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她都是一个样。”
1976年6月的索韦托学生暴动，虽起因于当局关于使用阿非里卡语的决定，但实有更复杂的因素。60年代末，因领导人被捕或流亡而陷入低谷的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又开始复苏。1968年，黑人大学生脱离了由自由派控制的大学生同盟，自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南非学生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既标志着黑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同时也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著名的新一代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是南非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
比科出生于1946年，是在种族隔离制形成并充分发展的岁月里长大成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1966年，他考人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随后，他开始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是参与黑人社团活动。与老一辈黑人运动领袖不同，他和他的同志们不再将平等，而是将解放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认为，黑人解放首先应是思想和心理上的解放，并号召黑人去掉自卑，树立自信与自尊。
黑人觉醒运动对于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贡献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黑人的概念。黑人觉醒运动认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压迫民族，应当团结一致反对白人统治，争取黑人的权利。从此，黑人这个概念具有了一种新的属性，即泛指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对促进三者的团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索韦托学生暴动一方面是几年来黑人觉醒运动思想意识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南非学生组织的出色组织领导工作分不开。
另一个因素是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内战干预中的惨败。1976年初，博塔政权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以极大的热情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对安哥拉内战的干预之中。然而，这场干预的结果是国民党声誉的一落千丈。在电视机和照相机跟前，垂头丧气的被俘的南非白人士兵由黑人士兵押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好几个非洲国家。这种白人士兵被黑人战士击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青年，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1975年战胜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消息也说明黑人完全可能从军事上战胜白人统治政权。
第三个因素则是处于萧条期的南非经济。高失业率使南非工会运动开展的反抗行动难以得到黑人工人的全力支持。这又弓愧新一代黑人青年对裹足不前的老一辈的反感，而较少的就业机会更加深了黑人青年的不满情绪。一位索韦托的青年在1976年初曾向记者抱怨：“是我们的父母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失败了。”记者们也注意到这两代人的不同，认为“年轻的黑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惧怕警察，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特点”。暴动的学生对警察的蔑视态度也进而证明了这一点。
对种族隔离制的厌恶当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对黑人学生来说，班图教育法又首当其冲。从1955年起，黑人就开始交纳教育税，但当白人孩子可以免费拿到课本时，黑人学生却必须交书籍费。1974年，政府答应为黑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但却一直未兑现。随后，政府开始向各个黑人学校运送阿非里卡语课本。这时，黑人学生才明白政府当局所谓“免费课本”的伎俩：原来当局想利用这一许诺来推行英语／阿非里卡语的授课计划。然而，这一伎俩很快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索韦托的毛里斯·伊萨克森学校就是一例。当学生们警告校长他们将抵制任何用阿非里卡语讲授的课程时，校长不得不下令把这些阿非里卡语课本藏起，不要让学生看见。该校的学生级长西可希·姆吉这样回忆：
开始，当我们看到书籍运来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政府终于提供它早已许诺的免费课本了。但随后我们发现课本全是用阿非里卡语写成的，我们恨死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我们压迫者的语言。当我们听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长送了课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时，我们决定应该行动了。……
在黑人学校，语言是一个很不公正的问题。在小学，要求用非洲语言——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等其他语授课，但一上中学，就又要转英语和阿非里卡语。这是白人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