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哼了一声，只觉得她升起了椅子，我又坐了起来。
“先生，按摩要上楼的，请跟我来。”她柔柔地说，我感到她牵了我的手。
“上楼？”我虽然迟疑了一下还是懵懵懂懂地跟她上了楼，上去之后她让我躺在一张床上，她拉亮了更加红的灯，我又有了头晕目眩的感觉。
她开始为我按摩起来。我觉得她的手捏住了我肩膀上的胛骨，她的手不再象刚才刮脸时那般温柔，而是有一些力量，象两把锋利的小刀，在我的脉络之间，骨骨之间，灵肉之间游刃起来。我的头上、肩上、背上、腰上有了一种微微作痛，却又非常酥软的感觉，时而如银针穿刺，时而如捣锤锤击，时而又如碾子压过，我仿佛觉得整个儿身体散了架，几百块骨头都被她一块一块地卸下来，然后又一块一块地重新排列，重新组合，重新安装。渐渐地，我有了一种灵魂出窍，飘飘欲仙的感觉。她的两只丰满的乳房在我的眼前摇摇晃晃，在我的肌肤上微微摩擦。我恍恍惚惚感觉到，二十六年的饥饿开始折磨我的每一根尚未死去的神经，我沉睡多年的天蓝色神经末梢异常兴奋和活跃。那早就过剩的雄性血液在我的每一根血管里缓缓苏醒、解冻、涌动、流泻，然后狂奔不止，最终汇聚到我的丹田部位，堆积、发酵、膨胀、尖锐，简直就要炸裂！我那支二十多年来除了在厕所里撒尿，在医院证明性别，在澡堂里不至于引起恐慌，偶尔躲在被子里打发睡眠之外就一直排不上用场的破枪竟不识时务地固执起来！我感到有一缕青烟不知不觉地滑出了枪膛，粘住了枪口，久久不愿散去。我开始感到有点慌乱有点发怵。
“帅哥，洗小头吗？”当我侧过身子时，冥冥之中听见她娇滴滴的声音。
“洗——小——头？……”我喃喃地说。
突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磕碰了我的那支枪，那枪在惊恐中抖了几抖无力地倒下了。我一下清醒过来，发现她正在脱我的裤子，我惊恐地坐了起来，厉声喝道：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洗小头吗？”她吃惊地问，一边用手脱去短衫，只剩下两只黑色的乳罩。
“别脱了！快穿上！”我喝道。
“你不洗小头了？”她又走过来。温柔地俯下身子，手里拿着一只保险套。
“快穿上！我不洗小头了！”我涨红了脸说，身子却如一滩软泥瘫在床上。
她愠怒地看了我一眼，穿上衣衫，冷冷地骂道：“神经病！”就转身下楼去了。
我从恶梦中缓缓醒来，半天不知所措，待我穿好衣裤，跟着下楼去，却见楼下坐着一个粗壮男人，我有些心虚，硬着头皮向楼下走。
“请问多少钱？”我唯唯诺诺地问，声音就象一只蚊子。脸上火辣辣地发烫。
“两百块。”那个男人说。这男人又粗黑又健壮。
“两百块？有莫搞错？”我大吃一惊。
“两百就两百，少〖HT5，7”〗口〖KG－＊3〗〖HT5，6〗罗〖HT〗嗦！“那男人不耐烦地说。
“我只是理发、洗头、按摩了一下嘛。”我暴怒起来。我身上只带了五十元，要命你拿去好了。
那个男人一下蹦起来：“你他妈欠扁你？”
“五十块好啦，他没洗小头。”那个女子说。
“没洗？”那家伙显然不相信。
“没洗！真的没洗，不信你问她，”我说着赶紧取出五十元钱交给了那个女子，立即夺门而逃，后面传来一阵笑骂声：“神经病！蓑人！……”
阿超和杨排长正焦急地等我吃晚饭，见我理了发，杨排长叫道：“嗬！cool哥（酷哥）！酷哥回来了！”
“理发去了？洗大头还是洗小头呀？”阿超问。
我一惊：“什么洗大头洗小头的？理发就是理发呗。”
“老实交待！看你脸上红霞飞，一定是大头小头一起洗了。”杨排长逼问我。
“你肯定去爽过才回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阿超抱住我要我交待。
“别乱说了，我差点失身了！”慌乱中我脱口而出。
“什么？失身？”在他们逼问下我只好全盘托出，由于我对关键的细节不加渲染甚至有意掩饰——我想独享这份低级趣味。他们半响没有嗅出点荤味，很是不满。
“有色心没色胆！要是我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排长骂我，“要钱呀？胯下有一吊！”“你小子昨天带女大学生逛街，今天又洗小头，你他妈成唐僧了。”阿超说着搡了我一个趔趄。“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还是童子军呢！无论如何，这第一粒种子也要播在处女地上。哪象你们，分明是配种站的公牛嘛，走一路播一路。”我以进为退，“该吃饭了吧？”
“你他妈的装处！”他俩又骂。
“童子军装是装不出来的，要苦练几十年。”我振振有词，“谁是谁不是一试就可以检查出来。”
“什么样的？你说！脱了裤子都一样！我不相信你那玩意象猴子尾巴一样长在后面！”他俩将我夹在中间不放，并试图摸我的裆部。
“先把我放了，到大排档去我给你打个比方，简单明了。”我挣扎着说，我们到了大排档坐下，上了菜之后，我问他们，“你们说吃饭是什么动作？”
“这不用问，端起来就吃呗。”杨排长说。
“端起来就吃的绝不是童子，要这样――。”说着我端起盘子在鼻子边嗅嗅又放下说，“端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把饭菜又放下的，绝对是童子。”
他们先是愣了一阵，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爆笑：“打这个流氓童子？哪里学来的？”
“弗罗伊德说的，在《性爱与文明》里面。”我胡诌了一句，每次我说脏话遭人攻击都往弗罗伊德头上按，反正他死无对证嘛。
今天由杨排长请客，因为他已经正式上班了，所以他现在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明天早上要去见工，据说老板是个女的。
“我说你这几天是唐僧，桃运当头，这次你一定会被录用。”杨排长说。
“哪敢肯定？”我有些黯然。
“你不是说你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童男吗，稀世珍宝！只要她知道了，你溜都溜不掉。这个消息你一定要透露给她，我保证你会成功！”他说。
“我倒有个办法，只要胆子大，保证你迅速致富。”阿超说，“你到深圳拍买行去，宣布你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要求向全世界拍卖童子功，绝对全世界的富婆云集深圳，把你撕成碎片！”
“别再说这些难听的话了，来，我们划几拳，”我岔开话题说：“我先和阿超来几拳，毛主席说呀酒是一副药呀，女人是祸水，你不要去喝呀，哥俩好呀桃园三呀……”
二十四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那家厂，我在“中国华侨城”车站下公共汽车后再转乘本地人的摩托。大概一眼便知我是外地人，这家伙穿街走巷左拐右折故意兜圈子蒙我钱。约摸有十多分钟后才驶进一大片楼房林立、乱如秘宫的厂区，我下车后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原来它不过一家规模极小的厂，只是唯独的一座楼，楼高4层，是灰扑扑的内地常见的那种工房，还没有孙仁的那家厂的规模大，房子新。我在门卫的指点下登上经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我看见一至三楼全是车间，到处堆放着电子管、电线、集成块、电板、开关、电工钳子之类的成品和半成品。隔着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工作人员正伏案工作，竟没有一个是男的。我迟疑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一个小姐迈着碎步过来为我开了门：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昨天看到贵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我忙说：“我没找错地方吧？”
“请进来吧，”她放我进门后，指着一把椅子说，“请您先坐着，我先去给经理通报一下。”她转身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我留意了一下办公室。一个墙角放着一人高的三菱空调，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电脑桌，桌上是台苹果电脑，精致的办公室上摆着红色电话和黑色传真机。不一会那个小姐走出来示意我进里面的经理办公室，我进去才发现那个经理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经理应该是五十多岁，腆着一个啤酒肚，梳着桥本龙太郎式的发型，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
“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
不知她是满意还是尴尬，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她又问：“你要求的待遇是月薪一千元？”“这不算太高吧？深圳的物价是全国最高的。”我又说，“我的其他同学每月都不止这个数字，对你们而言也就一次宵夜费而已。”
“但是试用期不行，六百元吧，如果试用期满，我们会和你签订两年的合同期，加薪也是根据你的业绩逐步来的。”她说。
“七百元怎么样？”我试探了一步。
“七百？七百就七百吧。”她用笔将一千元改为七百元，然后对我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珍惜这个发展机会的，我会尽力干的。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不失时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