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我倒想有个家了可家里不要我了，我被赶出家门了。”他似笑非笑，“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怎么了？老头子看你不顺眼了？你那种好吃懒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迟早都会有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活该！”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不开玩笑！我辞职了！上个月底办的手续，没跟家里商量。”他神情异常严肃，我这才相信他的话，那小子真的有那种豪气。他那当翻砂工的老子绝对干得出赶他出家门这事，这点我知道。
“你疯啦？为什么？这么多的哥们都指望你来提拔呢？你呀你？”我气得抓住他双肩使轻摇，“到底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就是看不惯，一副副阿Q的嘴脸，却要摆出一副贵族的神情，我受不了！解放才多少年？改革开放才多少年？中国哪里去找他妈的贵族呀？国家居然要把这种人养起来！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整天胡侃瞎吹，不谋事光谋人……”他气咻咻地骂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着急地问。
“社会活动家。先调查一下市场再说。赵卫彪和贾卫东都停薪留职了，革命不彻底！没种！他们合伙开了家火锅店，明天正式开张，今晚上招待哥们，我是专门来通知你的。”他说。
“赵卫彪不教书啦？贾特派也不搞统战了？你们都疯啦！”我惊呼。这两人都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公认的一对才子。赵卫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离城几百里，不通电、吃水靠人背，九月份就下雪的高海拔山区。我去过那里，那里的山民以土豆、玉米为主食，高山气候使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类似藏民的，妙不可言的“高原红”。我去之前赵卫彪让我带点大米，带支猎枪，我的新鲜感仅仅维持了三天。他的学校在一处野山旮旯深处，夜晚我和他几次在睡梦中被门外流连的狼和野猪惊醒，那种饥饿中的嗥叫让我毛骨悚然，我的那支小口径猎枪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搔痒挠子。第五天就下山返城了。贾特派叫贾卫东，据说大学一年级就秘密入了党，但他自己一直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毕业后被组织派到一民主党派搞联络工作，整天和一帮六七十岁的知识精英、社会贤达混在一起。我们都叫他“贾特派”、“间谍”或者“特务”。去年他和赵卫彪联名发表了两本诗集《我的出生是个事故》、《不要污染我的眼睛》，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稿费挣了好几千。没想到两个家伙又合伙开火锅店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看来我真成别里科夫了。
王文革趁我不备，把《厚黑学》一下扔到床底下就拉着我出了门。
夜幕中的虹红灯交相闪烁，把不大不小的蒙城掩映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光茫中，显得极富诱惑力和现代感，刻意炮制出虚伪的繁荣。近年来，红色夏利的士多起来，满街招徕生意，但更多的是脚蹬式人力三轮车——多如蝗虫的，无孔不入的黄色三轮车。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骆驼祥子”在奔跑，堪称蒙城一景。我们属于只能坐“祥子号”的消费者。王文革做了个标准的打的手势，吆喝一声“祥子！”瞬间便有几辆刹在面前。我们经过十字路口，钟鼓楼，转弯到了建设路口，然后步行沿凤凰山斜坡向上走，路过一家杂货店时，我和王文革各买了一串鞭炮。不久，王文革指着一处格外明亮的灯箱和满天星说：“你看，就在那里。”我抬头拿眼一望，远远地就看见灯箱上写着“闲人火锅厅”。
我们有些纳闷地走过去，瞬间有一股浓重的火锅味窜入我的鼻腔，立即鼻腔发痒，舌苔沁出了浓厚的绵长的唾液。我们好奇地走过去，看见近二十平方米的门面里排列着四张火锅桌，三面墙上装着镜子，使空间似乎更宽敞更明亮。另一面墙上是一副玻璃晶体画，画面上是碧绿金黄的蔬菜瓜果，褐色的鲜肉鲜鱼，并有一瓶欲倒不倒的洋酒瓶，瓶子形状怪诞，瓶口有腥红的、粘稠感极强的细流向下注入几只高脚杯中的一只，令人馋涎欲滴食欲顿生。屋顶是一片浓浓的绿叶，点缀着许多葡萄、黄瓜、西红柿、香蕉之类的东西，虽然所有东西都是塑料制品，其逼真性仍令人觉得置身于乡村果园或森林。餐厅装饰得很别致，很有情调，但并不豪华，墙角有一部彩电，厅中空无一人，只听得厅后厨房中乒乓作响，我和王文革循声而入，见贾卫东一人正在煎火锅底料。诱人的味道就是从这里飘散出来的。
“嗬，公家人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继续忙他的活，他正在往火锅里加佐料，他又笑我，“日子得意不？现在是科长还是主任？妇（副）科病好了没有？”
“妇科病都没有混上，乡排级，不好意思，老样子，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给他发“圣火”烟，他瞥了一眼，一把将烟扔到窗外，毫不掩饰地嘲笑：“我就知道你过得潦草得很。来来来，还是抽我的吧。”
我接过一包“红塔山”，有些面红，我怕他再奚落我忙把语题岔开：“其余的人呢？”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他又指着壁厨中的一只佐料瓶对我说：“快帮我把那瓶子拿过来一下。”
我拿过佐料瓶，见里面是胡椒面，记得他刚才已经放了胡椒粒子就提醒他：“你刚才已经放了胡椒，怎么还要放呀？”
“胡椒！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贾卫东朝屋外瞅了一眼，一边诡秘地说，一边揭开盖子朝锅里撒了一把，又谨慎地将瓶子藏在僻静处。瞬间，一种强烈的妙不可言的味道升腾起来，我刹时有一种半醉半醒飘飘欲仙的感觉，觉得唾液和鼻涕就要流出来。蒙城中许多火锅店都有这种味儿。
“是罂栗壳！”王文革惊叫，“你小子够黑的！”
“别嚷嚷！”贾卫东忙制止，忽而又释然地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有几家不是这样？”
“这是变相贩毒，要犯法的。”我紧张地说。
“你不懂。罂栗果实才是毒，壳子毒性很小，不会害人的，它还是一味中药哩，只是让人们对火锅越来越着迷而已。”贾卫东解释，“不过这东西也是禁止使用的，使用过量也会中毒上瘾的，只是禁不住而已。客人喜欢嘛！”
“哪里来的这玩意？”我惊喜地问。
“送货上门，中药店也有，一般开不出来太多。”他说，“有时风声紧了或者缺货了就放头痛粉，头痛粉里也有少许鸦片”。
“你小子还挺内行的，说谁教唆的？”王文革说。
“我几个亲戚都是开火锅厅的。”贾卫东一边说一边将煎好的火锅料往一个大盆子里舀。
我们三人七手八脚地摆好油碟、筷子、盐和味精，点燃微火，先泡了两三杯茶一边喝一边等其余的人来。大约十多分钟后赵卫彪领着一伙人鱼贯而入，接着是不拿刀的强盗——律师叶小林，他在蒙城律师界小有名气，第三个是我们原来班上的班花舒怡，她在一所中学里教音乐课，最后一个是不拿枪的警察——城市纠察陈光伟，他穿着几不像的乌黑制服，乍一看以为汪精卫的部队到了。在蒙城，穿这种制服的人权利很大，从市容到交通到环卫到治安，鸡毛蒜皮，无所不管，被广大市民戏称为“黑猫警长”。大家一进门就嘻嘻哈哈地寒暄，气氛活跃起来。赵卫彪对贾卫东说：“白成富没找到，听他老爹讲他到省城出差了。”
“你怎么不教书了？太不负责了。”我把赵卫彪拉过一旁问。其余人等各就各位。
“没法活了，逼良为娼呀。”他悲壮地说，“我教书的那个地方，你也去过，鬼都找不到，我去年的工资现在都没发，民办教师就更惨了，本来工资低得可怜，农活耽搁了，又拖儿带母的，还有拖两三年的，惨哪！我们的校长饿得象只猴子似的，却还在大会上说反腐败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邪乎不？腐败！我们那儿压根就没有这个词！我终于明白全社会为什么就只有教师的工资会被拖欠，农民被打白条。军饷去试试，干部的薪水去试试？我对校长说，你们没钱给我，我自己去挣钱总可以吧。加之其他人都起哄，要搞勤工俭学，按时兑现工资，否则要罢课。反正学生跑得差不多了，教师过剩了，我就出来了，反正迟早得下山，三年也不算短，对得起国家了。”
“连最重义轻利，视金钱为粪土的诗人都下海了，悲剧呀！”我一边给他加味精蒜泥一边感叹，他帮我加芝麻油和盐巴。那个自称姓王的陌生人给每个人斟满啤酒，他和陈光伟很熟似的。
“别开小会，别开小会，你们干嘛来啦？吃政府呀？开张仪式都忘啦？”贾卫东大声制止后，我们全体起立，听他用破锣嗓子宣布，“现在，我宣布，闲人火锅店开张仪式正式开始，鸣礼炮！”等在门外的王文革就点燃了各人带来的鞭炮，刹时震耳欲聋的声音炸裂开来，每个人都捂住双耳，街边伫立着一群围观者。当时蒙城还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你们为什么给店取名‘闲人火锅店’？太滑稽了吧？”那个陌生人待大家重新坐定之后问。
“这是我和贾卫东的又一次狼狈为奸的合作。”赵卫彪闪烁其辞起来，“新事物！这是新事物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南巡精神呼啸着掠过神州大地，全国上上下下每个角落乒乒乓乓响作一团，干嘛呐？——摔铁饭碗的声音！全国形势是一片大好，各位注意，是大好不是小好，这种形势必然导致产生和扩大一个新的阶层，就是闲人阶层……”
“说得好听，不就是无业游民嘛。”舒怡打断他的话，“总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复辟吧。”
“别插话别插话！”赵卫彪摆摆手，接着说，“随着大批文化人闲人化，边缘化，为闲人阶级注入了新的血液，现在的闲人阶层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混合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他们腰包的膨胀骨头的发育变硬，不久的将来这伙乌合之众就会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们失去的只是贞操获得的将是快感！大大的快感！……爽！”
“精辟精辟！”我们都喝彩，王文革说，“你这样说我们放心了，哥们就怕别人骂咱们不长进，没有历史责任感。”
“我看你们一个个好高鹜远，不切实际，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生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似的，好象谁也对不起你们一样，好好的工作不干，却要去做无业游民，不可理解！”陈光伟海吃海喝一阵后说，他的话立即招来群攻，贾特派说：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中闲委’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扩大队伍，壮大力量，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离开公家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加入‘中闲委’，就象陈光伟这样的人，还有李亚非。”他又指着我，“不让国家白养着而不惜做流氓这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国家财政多困难呀，那么税收干嘛了——统统吃掉了！粥少僧多，肉少狼多，拉屎的少吃屎的多——吃饭财政嘛！科教兴国还搞不搞？三峡工程还修不修？航空母舰、航天飞机还造不造？奥运会还开不开？……什么建设也干不了，吃闲饭的人太多啦！。”
“时代需要流氓，时代召唤流氓！我们不做流氓谁去做流氓！”王文革一口饮尽一大杯啤酒，无限悲壮地感叹。又用《毕业歌》的曲调唱道，“今天，我们是社会的流氓……”我们马上接唱下句“……明天，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胡闹一阵之后，忙不迭地往锅里下菜，往各人杯里添酒。
酒至半酣，我们都有些醉意，到最后谁也不愿收拾狼籍的桌子。我提议以划拳定胜负，结果我输给了所有的人，舒怡不会划拳，不得不和我一起收拾残局。他们几个便在外屋颠三倒四地说些酒话，极力抚今追昔，手舞足蹈，时哭时笑。
和舒怡单独在一起，我们俩都不免尴尬起来，这事出有因，确切地说是一次切肤之痛。事隔数载仍历历在目。高中时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大概是“一二·九运动”若干周年纪念，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穿着羽绒服。我们文科班上演的是根据语文课本上的《白毛女》一课扩充后改编的同名话剧。我是该剧的编剧，导演兼黄世仁的扮演者，喜儿的扮演者当然是舒怡了。老实说，我力排众议甚至不惜得罪舒怡的狂热追求者贾卫东，还断然拒绝他一双旱冰鞋的贿赂，坚持由我亲自出演黄世仁并非我的形象或演技都非我莫属，而是出于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青春期初级阶段的一个秘而不宣的小动机，仅仅用嫉妒心或别的字眼很难解释我当时的行为，但多年以后我在大学图书馆才知道这一行为的诠释只能从弗罗伊德的理论中去找。而且我可以轻易达到我的目的，因为当时我是语文科代表，又是班主任和校领导唯一指定的导演兼编剧，我掌握着整个剧组的运作和每个成员的命运，谁也不敢违抗我的旨意。当时我也搞不清我为什么还是让沮丧的贾卫东出演大春，或许是因为整个演出中并无多少大春和喜儿单独见面的机会。或许是我对他的不幸的一种补偿吧——哥们嘛。
戏中只有黄世仁和喜儿有几处身体接触，在处理黄世仁糟踏喜儿一幕上，我们的原则是既不回避篡改，也不渲染发展，一切都点到为止，这也是校方的意思。最后设计为我说一些诸如“只要你依了我……”之类下流无耻的话后一把搂住喜儿腰肢，她抽我两大嘴巴并大叫一声救命就立即拉拢大幕。可能是拉幕时贾卫东看见我动作超过预定效果，情绪激动用力过猛，结果关键时刻绳索在半空中被拦腰扯断，大幕迟迟没有拉拢。我拦腰搂住舒怡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幸亏舒怡机灵，她挣扎着连抽我十几个嘴巴连叫七八声救命大幕才被拉拢。我在鼻青脸肿晕头转向之中听见全场先是掌声雷动，紧接着便是口哨声夹杂着不怀好意的喝彩声“再来一遍！没看清，再来一遍！”震耳欲聋，排山倒海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