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几点,铁戈写了一份《关于力织二车间在生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交给中队干部。
干部们看了以后决定用四台K251型号的织机做个比较,让两台车全速开,另外两台车降低车速,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为了保证试验效果,找了两个挡车技术很好的犯人具体操作。一个星期的实践表明车速相对慢一点的两台车产量反而高一些,质量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而另两台全速开的车则经常发生断头绞糙的情况,不断停机处理事故,这就证实了铁戈的建议很有价值。于是中队干部命令九至十二工段织蜡线绨的织机全部降低车速,六至八工段织羽纱的所有犯人都要勤分经打蜡(因为织羽纱的车速并不快)。并将情况上报二大队办公室,大队又让四队和六队也照此办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
监狱长得知这事以后大加赞赏:“因为人造丝质量太差而开不响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真是个大好事。要表扬这个犯人,要让犯人都开动脑筋,把产量质量搞上去。当然,现在全国都在大干快上,质量好的原料很难采购到。我们一方面力争买到好的原料,另一方面要像这个犯人那样开动脑筋想办法,在不利的情况下努力争取有利的局面。五中队的干部在改造犯人的过程中做出了成绩,也应该表扬。”
焦队长和阮指导员开会回来,向中队干部做了传达。监狱长是个南下老干部,平常轻易不表扬犯人。
焦队长让人把铁戈叫到办公室问道:“你那个报告是怎么想出来的?”
焦队长一口孝感话。
“是我和左庆父,啊不,是和左万应闲聊时他讲的经验。他挡车十五年,积累了不少操作经验。听他讲完以后,我想如果织蜡线绨的三个工段都能这样稳中求好稳中求快的话,中队的产质量肯定有一个提高,为国家做的贡献就越大。我们红州有句老话,不怕慢只怕站,你慢慢都走总在前进,你站下来别人就超过你,这就是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里讲的那个意思。所以我就归纳了他的经验,给中队写了那份报告。不过这些经验是左万应介绍的,我不想贪天功为己有。”
“但是你把左万应一个人的经验变成了整个中队的共同行动,女犯们也在推广这个经验,产质量都上去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就是你立功的表现嘛。监狱长在干部大会上表扬了你,希望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
“焦队长,减不减刑是你们干部考虑的事,我不太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考虑得再多还不如法院动动笔管用。我只知道无论我在哪里做事都是为四化建设出力。在厂里我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在监狱里尽管干部并没有给任何犯人下达具体的生产指标,但我不会偷懒,我会不遗余力的搞好生产。四化建设不见得都是国家公民的事,我们犯人照样也能出力。”
焦队长点点头示意铁戈可以走了。
铁戈离开办公室后,羊干事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反革命,判了十年刑还口口声声说是为国家出力。他不光是说还真的那样做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焦队长也只能茫然地摇摇头。
中队其他干部没有说话但都在沉思。
就因为这件事铁戈在干部那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有分教:
狱中谁是有心人,“庆父”老谋道真经。
“四化”岂无我等事?铁牢赤子也倾情。
正是:不耻下问取真经,想方设法促生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0。…第九十回 二次接见老铁夫送毛选五卷
第九十回
二次接见老铁夫送毛选五卷
一张利嘴彭叔叔讲至理名言
话说七七年八月二十八号,铁夫到武汉出差又来看铁戈,小妹妹铁瑛也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三十四五岁的男子。
铁夫介绍道:“他是地区经委副主任,你就叫彭叔叔。七五年汪院长、彭叔叔和我在一个公社蹲点,他听说你一直有对立情绪,这次是特意来看你的。你不要以为你看的书多,你彭叔叔可是文革前就上了华中工学院。”
铁戈礼貌地对彭叔叔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铁夫又说:“听干部说这几个月你表现得不错,还向干部提了合理化的建议,是不是这样?”
“老爸,这有什么,我在哪里工作不是兢兢业业的?在设备厂还没有哪个领导说我做事吊儿郎当。”
“那倒是,从小你干什么都认真,这也是你的优点。不过我不知道你那些思想观点转变得怎么样了?”
“没有任何转变,永远也不可能转变。我原来受的教育就是要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要我转变,岂不是要我转到反面去了吗?要是改成那样的话,岂不是成了真正的反革命?我信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为穷人说话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不相信还有什么可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难道也错了?”铁戈的话里依然带有强烈的对立情绪。
“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你那些造反派、反潮流的观点转变没有?”铁夫耐着性子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造反派、反潮流观点。我只知道我被部队看中走的却是有权势、有关系的人家的孩子。我凭本事考上了两所大学,却被人从中作梗使我与大学失之交臂。而那些打着推荐工农兵幌子的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后门送有关系的人上大学。这都是王为仁搞的鬼名堂,就是他毁了我的前途,我在批林批孔中把这些事写在大字报上公开告诉全厂职工,这难道也是什么造反派、反潮流观点?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王为仁依仗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就被王为仁和地委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请问老百姓还有说理的地方吗?那些和王为仁一样的大大小小的官老爷们,可以把他们想送走的人送去参军上大学。只要是紧跟他的人,入党、提干都易如反掌,反正就是一句话的事。这些大大小小的王为仁们,就是共产党里正在腐化变质的一部分人!很难想像这些人格卑下、玩弄权术的人能真正的诚心诚意的为人民服务。七零年我们参加厂里的基建,顶着太阳打着赤膊在工地上推车搬石头、拉沙运土时,就是这个王为仁对一个车间副书记说:‘那些重活累活让小青工去做,我们当干部的只需要检查检查生产任务落实的情况,你硬是个苕货,哪有自己亲自上场干的?’这话在批林批孔中被揭发出来,全厂一片哗然。很多人看了大字报后说:‘原来共产党的官是这样当的呀!’工人们骂的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不是仅仅只骂王为仁一个人。就是这句被揭发出来的话带给人们的震撼是那样强烈,使某种政治上的说教彻底暴露了其虚伪性。老爸,你和我们厂那些二野南下的老干部都是为着一种虔诚的信念而工作,我从小看到的都是你们这些老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是你们这样的人,清正、廉洁、诚实、苦干。王为仁这一句话激怒了全厂广大干部职工,我们厂在批林批孔时厂里的老干部没有一个受到冲击,所有矛头都指向王为仁,整个批林批孔从头到尾就只批他一个人,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全厂大部分人对王为仁从政治品德到人格都是持否定的、鄙视的态度。后来王为仁和地委把我打成反革命,不能说他在政治上有多么高明,多么有能耐,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这个人以及地委某些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卑鄙龌龊!这些看法难道就是造反派、反潮流的观点?而那些指鹿为马、诬良为盗的人倒是正人君子?如果人民受了委屈说出了真相就是造反派、反潮流的话,那全中国的造反派就太多了。”
铁戈情绪激动,语气咄咄逼人。
铁夫听了这番话气得哑口无言。
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位彭叔叔说:“铁戈,你的情况我听你父亲说过,你的案情我也找汪院长单独了解过。实话实说吧,对于你们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判决,里面夹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一句话,你们的案子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但现在我不能跟你说得太多,说多了反而会影响你坐牢。我不怀疑你对毛主席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感情,要说你们是反革命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与事实也不符,我和你父亲都不相信。但是你现在既然已经判了刑,非常不情愿的从公民变成了犯人,你该怎么办?听干部说你在里面劳动很好,这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你父亲说你对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和看法还是持原来的观点,我先不说对不对,起码有点食古不化。文革初期我也是新华工的红卫兵,那时也狂热得很。《北斗星学会》的主笔鲁礼安、冯天艾,新华工的头头聂年生、郭宝安、张立国我都很熟,也曾经和他们一起很狂热地闹了一段时间的革命。后来我发现文革中有很多东西不正常,不对头,我就暗暗地思考。四十年代纳粹德国在全国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都进行过焚书活动,焚烧了托尔斯泰、伏尔泰、罗曼•;罗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因为这些都是非雅利安人的作品。但希特勒却把歌德、莱布尼茨等人的书保留了下来,并把这些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当成德国的骄傲。而我们中国呢,文革中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古今中外的名家大师,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以外,几乎没有不被批判、打倒的。这不是仅用文化虚无主义能掩饰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应该被看成是一场全民族的政治宗教狂热大爆发更合适一些。那么多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全都像中了魔法一样自始至终都在效忠同一个领袖,而把对立面都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少人为着狂热的理想,以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投入到运动中去,收获的却是苦涩辛酸的人生和理想信仰的破灭,最后全都被愚弄了。你知不知道希特勒有很多惊世骇俗的‘名言’?他说:‘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伟大的政治家必须会撒大谎。’这些话太经典了。所以很多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一下就变成了‘罪犯’。法国大革命使成打的皇冠落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变成了怨谤弃世,腹诽伏诛的杀人场。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仿佛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楸也楸不完,抓也抓不尽。施虐者更加疯狂,老百姓更加沉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性扭曲,舆论一律,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革命?所以六七年我就退出红卫兵组织。你父亲说你喜欢看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那我问你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铁戈认为这简直是小儿科的问题。
可这个彭叔叔要的就是这句话:“对,既然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到头来反而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连两分钱一包的火柴、一角钱一两的散装白酒都要供应票才能买到,这叫什么革命?工人、干部的工资多少年都没有往上调,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叫什么革命?这些情况你是亲眼所见也曾经历过,如果你能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或者说想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很多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我不指望这三言两语就能转变你在批林批孔中形成的观点和看法,这需要你自己仔细地思考、对比。当然不能说你所有的观点和想法都是错误的,比如说王为仁的所作所为我也认为是人所不齿的行为,你写他的大字报这很正常,关键的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了你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从去年逮捕四人帮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你坐牢也已经十个月。这十个月里你可能从报纸上知道一点社会上发生的事,但实际上很多没有登报的东西因为监狱里消息闭塞,你并不清楚,所以我刚才说你有点食古不化。邓小平复出以后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现在北京正在开会讨论高校恢复招生的问题。还有,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事件?老百姓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一些文革前的作品正在慢慢开禁,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在议论之中,而这些事你并不知道。有一点请你注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他做的事也不是件件都英明。比方说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程序而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来看,像秦国的李斯、商鞅,汉朝的韩信、英布,宋朝的岳飞父子,明朝的于谦、袁崇焕,清朝的戊戌六君子等等,无一不是死在天子的金口御言之下。这种封建历史传统为什么一直流传至今,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这人好一张利嘴。”铁戈暗忖道。
停了一下铁戈说:“你的这些话要是在一年前肯定是不折不扣标准的反动言论,这样的话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倒成了反革命。不过我感觉到现在的言论比文革时期自由了些,你说的问题恰恰也正是我想搞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只会在中国发生?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冤案?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无辜的人肯定不会坐牢,我想这恐怕不止是某一个人的悲剧。”
文革的整个过程铁戈都看过听过或亲自参加过,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触动,只有等到被关进学习班以后他才开始反思文革,因为这时文革的恶果已经触及到他本人了,而且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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