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长年居住的地方，
自力更生重建家乡。
亲人啊朋友啊慈祥的母亲，
为你在平安的路上。
生活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
爱令我向往的地方。
有朝一日我重返沈阳，
回到我久别的故乡，
我和那亲人就欢聚一堂，
共度那美好的时光。“
“有味有味，唱得真好听！”彭定安由衷地赞叹道。
铁戈反问道：“唱得好不好无所谓，我们又不是搞革命歌曲大比赛。彭矮子我只问你这两首歌好在哪里？要说个所以然出来。”
彭定安支支吾吾了半天，就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铁戈分析道：“这两首歌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说自己的故乡好——南京和沈阳——什么都好，什么都令这些下放知青梦魂萦绕，就是没有半句赞美下放的地方，歌中反复吟唱的就是故乡好，故乡比哪儿都好。让你虽然知道歌词里充满着种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但就是抓不到任何错处。刚才蔡庆渝说莫斯科电台播放过《南京知青之歌》，我想这可能是作者被判刑的唯一原因。我不知道原词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知青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经常走样，搞得词不是原词，曲不是原曲。有的歌词有七八个版本，曲调有好几种唱法，最后搞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知青歌曲并不像正规出版物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版本，而有一些传唱者又是五音不全的鸭公嗓子，跑调黄腔在所难免。如果某一个知青点第一个传唱者不幸就是这种嗓子，后面的学唱者全都会被传染，再加上有的歌词记不住就随意更改，所以后来歌词会变得面目全非。《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这首歌，词作者想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他把朝鲜电影里的曲子配上自己的词，搞得谁也不敢批判，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多的知青歌曲发泄的是内心的不满情绪，比如《火车慢些走》和《小小油灯》就属于这一类歌曲。”
彭定安着急地催促：“莫说了，快点唱啊！”
铁戈笑道：“着什么急？我再抽根烟。”
彭定安赶紧上来帮忙划火点烟。
铁戈美滋滋地抽了一口然后悠然唱道：
“火车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
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
火车一声长笛，
寂寞就上心头，
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火车慢些走，
让我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
满腹的心里话总也说不够，
火车一声长笛，
我们就分了手，
我们就分了手。“
听了这首歌蔡庆渝赞叹道：“这歌词写得好，真他妈带劲。‘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没有这种送别经历的人绝对写不出来。你想想那情景，泪水一遍遍地流，双手一次次地揩，等到火车启动时双手都是泪，挥也挥不够。”
铁戈说：“我也很喜欢这两句，因为我送过我弟弟妹妹下放。刚开始时送人的和被送的还能忍住，等汽车一启动广场上就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报上不是说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吗？你这说的是哭天嚎地呀。”彭定安质疑道。
“唉，彭矮子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一是看报，二是听新犯人讲社情。你都关了十二年多了，变成了世外之人，什么也不懂。那是报纸宣传，你拿个棒槌认了针（真）。”铁戈笑道。
“彭矮子狗屁不懂，不说这些了，你后面还有一首歌。”蔡庆渝说。
铁戈又唱道：
“小小油灯照泥墙，
我来到插队的地方。
一个窝头哇一碗菜汤，
睡的是农村的土炕。
双眼含泪盼爹娘，
生活是多么的凄凉。
每天晚上躺在炕上，
回想起可爱的故乡。
长夜难眠想姑娘，
你和我天各一方。
不知何时再能见面，
共诉说心中的梦想。
心上的哥哥在何方，
可知我无限的惆怅。
只盼早日再见情人，
共回到可爱的故乡。“
蔡庆渝评论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哥哥情人，有点俗。”
彭定安却有不同的看法：“俗？我看当个俗人也不错。我在这里当了十几年的和尚，想还俗还还不成。”
铁戈一听大笑道：“妙喻！把坐牢当出家，只可惜少了青灯黄卷，暮鼓晨钟。”
“铁戈，别扯远了，谈什么和尚尼姑？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歌曲？要是有再唱几首。坐了这么些年的牢难得有这种享受。”蔡庆渝又催促道。
蔡庆渝坐牢已经六七年了，知青歌曲在社会上几乎唱烂了，但对生活在监狱里的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就像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对反右的事也感到好奇一样。
列位看官，作词谱曲本是音乐家们的事，在普通人的眼里那是非常神秘高雅的事，似乎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却出现了一批下里巴人，居然也敢闯进这阳春白雪般圣洁的音乐殿堂作词作曲，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十分弱小卑微，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也没有那种令人作呕的做作出来的铿锵激昂。可就是这些如泣如诉、哀怨缠绵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下放知青的心弦。这些歌曲没有丝毫的说教和矫情，有的只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并且是以一种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姿态展示她迷人的魅力。她摒弃了文革期间八股式的表现手法，给人们以久违了的清新之感，这恰恰是那些科班出身的人难以创作或不敢创作的，因为他们早已被文革时期所谓的“三突出”、“高大全”那种八股式的概念所束缚，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而那些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城市青年、在校初高中学生又是散布在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听众和传播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前无古人。这些歌曲一经产生就广为传唱，显示了她极强的生命力。不光是知青，像铁戈这种未曾下放的青年工人，在进厂之前就已经接触过知青歌曲。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知青歌曲，每一个传唱者都觉得是在吐露自己的心曲，极易产生共鸣，无怪乎蔡庆渝和彭定安都很喜欢。当然现在几乎再也没人唱知青歌曲了，但有人赞美知青歌曲时这样说道：“啊，蓦地，你划破夜天，倏然而去像一柄闪亮的剑，短暂，却那么动人心弦，一瞬，却黯淡了多少无限！”知青歌曲的确如同一柄闪亮的利剑直刺黑暗的现实，它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知青内心的不满、惆怅和怨愤。知青歌曲短暂的历史的确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它不作秀不炫耀不雕琢，清水芙蓉自然天成，低吟浅唱抒发情怀，独来独往自生自灭，但它在中国歌坛却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铁戈提起系在脚镣上的绳子，重新整理了一下压在脚踝上的铁镣，问道：“还想听呀？”
“当然想听，你肚子里还有没有哇？”蔡庆渝问道。
“当然有哇，多的是。我这肚子里别的没有，歌曲倒还有不少。”
“要有你就快点唱，莫搞得人牵肠挂肚的。”彭定安也急不可耐了。
“我给你们唱《山西知青思乡曲》和《七十五天》。”
说罢唱道：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农民当，
离别了我那可爱的北京和家乡。
亲友含泪来相送，
声声嘱咐我记心上。
父母啊，
您别难过莫悲伤，
您的教养我永远记心上，
待到明年春节时，
重返家乡来探望。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那锄头扛，
离别了我那亲爱的战友痛断肠。
紧紧相抱心潮涌，
泪水相流就落肩上。
战友啊，
你别流泪莫失望，
广阔天地你我就向前闯，
待到明年秋收后，
定返家乡来探望。“
蔡庆渝问道：“铁戈，你唱这首歌怎么还带着哭腔啊？太投入了吧？”
铁戈一会儿把自己铐上，一会儿又把铐子打开：“不是太投入，是曲子写成这样了，本来就很悲伤。我们厂有个北京人，他叫林铁锤，他老爸是个副部级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所以他六九年初就下放了，那时他只有十五岁。我们厂的林书记曾经是他爸爸的警卫员，七零年把他安排到到我们厂当工人。他尝过下放的艰苦，唱起这首歌带着哭腔，我就是模仿他这个味。这首歌一开头就点明了知青要离开故乡北京下放到山西当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以外有谁是真心愿意下放的？六三年中央提出要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四年在农村全面推行社教和四清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六亿多农民都教育好了，现在反过来要来教育大中专和高中学生，这不是扯淡吗？当时除了极个别的理想主义者以外没人愿意到农村去。可是报刊杂志大肆宣传‘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甚至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拿出来，说什么‘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最高指示虽然古老但是太可怕了，里面分明有若不上山下乡你就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意思，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所以下放知青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得强装笑脸去下放。只有这些歌曲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才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呀！所以唱这样的歌没法不悲伤。比如这一句‘广阔天地你我就向前闯’，唱起来没有慷慨激昂，只有无奈和感伤。《七十五天》这首歌是把《异乡寒夜曲》的曲子改动了一下再填上新词。这首歌的作者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进牢房，在第七十五天时写出了歌词。至于这个人到底坐了多长时间牢，判没判刑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词作者在歌词写成的时候还在牢房里。我听说这首歌又叫《武汉之歌》或《怀念武汉》，因为有一种版本的歌词里有‘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江汉关的钟声响’。不知道是武汉知青写的词还是改的词，反正这是唯一反映坐牢的知青歌曲。”
彭定安说：“听听知青坐牢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也好有个比较。”
铁戈唱道：
“离别了亲人我来到这间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看了一看眼前只是一片痛苦和凄凉。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妈妈，
孩儿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离别了挚友我来到这件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望了一望眼前只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离别了姑娘我来到这间牢房
已经是七十五天，
瞧了一瞧眼前只是摆着窝头和菜汤。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姑娘，
可与我一样，
日盼夜又想。“
蔡庆渝听罢说道：“《异乡寒夜曲》我原来听过，和你唱的有些不一样。这首歌听起来像《异乡寒夜曲》，但实际上又不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铁戈同意蔡庆渝的看法：“词作者肯定是按《异乡寒夜曲》的谱子来填词。《异乡寒夜曲》是三段，写的是思念故乡、妈妈和恋人。《七十五天》也是三段，写的是思念妈妈、朋友和恋人。而且从句式结构上来看几乎差不多。但《异乡寒夜曲》只有很少人听过，而且又不是像唱片那样的标准版本，所以免不了以讹传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个武汉知青唱的，第二次是我们厂一个志愿军某部的文书唱的。这个人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会弹风琴歌也唱得好。后来他还把歌词和曲子抄下来给我。但我把那个武汉知青唱的和那个志愿军文书唱的一比较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曲调不一样，这就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文革期间什么都禁，《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那么多好听的歌都不准唱，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好东西老百姓不知道。”
彭定安却不以为然：“这有么关系？我是不会唱歌，我要是会唱，共产党越不准唱我越要唱。”
铁戈说：“看来你跟共产党有仇。”
“岂止是仇，是血海深仇。”彭定安咬牙切齿地说。
“为什么呢？”这是铁戈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直接了当的说。
彭定安说：“我是真正的反革命集团的一号头头，我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对于这一点我从不隐瞒，中队干部也晓得。”
“你是出身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要这样做？”铁戈问。
彭定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要说出身呢我家是上中农，也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解放前我家有几亩薄田，所以我祖父才送我父亲上学念书。解放后我父亲就在县城的中学教书，我老娘操持家务，日子过得还可以。哪晓得五七年反右，老毛叫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结果七整八整，把我父亲整成了右派，开除公职不说还送去劳改。我老娘是个家庭妇女，我父亲一坐牢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断了，学校把我们住的三间房子也收回去，我们全家只好到我乡下祖父家里住。祖父祖母只有我父亲这个独子，指望他长大了光宗耀祖，哪晓得儿子进了劳改队，真是又急又气，不几个月双双去世。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在劳改队也自杀了，我老娘当时就疯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完了。那一年我刚刚十岁，一个妹妹八岁，弟弟才五岁。我带着他们东家讨一口，西家要一点，到湖里挖藕、抓鱼、摸虾，我要把他们拉扯大。冇想到六零年妹妹和弟弟都饿死了，我一家祖孙三代七口人只剩下我一个。六零年我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就到公社去偷东西吃，偷了几个麦麸饼子，还冇吃完就被抓了，民兵先是把我捆起来一顿狠打，然后把我送到派出所，过了半个月就把我送到沙洋劳教，六五年我从沙洋一出来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我发誓要为我父亲和所有的右派报仇。不到半年我又被捕了，判了二十年送到这里劳改。”
“六五年你有多大？”
“十八岁。”
“怪不得你这样冲动，原来你还没有完全懂事。”铁戈说：“七四年我二十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我当时认为我已经长大成熟了，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我太幼稚了，什么也不懂。六七年我看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