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不理解也不相信。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当时我想我现在过得不是还可以吗，怎么可能是一个悲剧？直到办学习班时我才明白生活真的就是一个悲剧，从你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反右运动时我只有三岁，不知道反右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右派们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蔡庆渝的案子我觉得太奇怪了。你说老蔡收听敌台那只是他个人的事，他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嘛。如果说有罪的话，那也应该是这几个国家的电台有罪，你法院有本事去把那些电台台长抓了判刑。现在可倒好，制造罪恶的反动电台你无法可治，收听电台的倒成了罪犯，你说荒唐不荒唐？”
有分教：
一曲哀歌一浩叹，听来字字诉凄然。
声声血泪声声怨，岁岁青春岁岁寒。
正是：荒唐岁月荒诞事，铁幕时代铁窗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9。…第九十九回 县太爷坚持血统论
第九十九回
县太爷坚持血统论
邵指导强行放铁戈
书接上回。
话说铁戈这一番话又引得蔡庆渝怒火万丈：“我操！我也是这样和法院辩论的。我说你们应该把美国总统、英国和日本首相还有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抓起来，因为是他们国家的电台搞反华宣传。你们抓不到他们只能抓中国的老百姓，算什么能耐？还有，收音机是犯罪工具，你们还应该把那些做收音机的厂家都关闭才对，没有收音机我听他妈什么？再说我就是听听外国的电台什么反革命活动也没干，凭什么认定我犯罪？凭什么判我的刑？所以我是一不认罪二不劳动三不改造，干部就只能关我的禁闭。”
彭定安笑道：“就是就是，我和老蔡都是禁闭室里的常客，一关就是半年一年。”
“哎，老蔡，上面不准收听外国电台，只要有收音机的人都可以收听敌台，上面管得过来吗？”铁戈问。
“笑话，全国那么多收音机他们能管得了吗？他们就是怕老百姓知道了事实真相思想起变化。可是人的思想你管得了吗？这种做法愚蠢得很，简直是愚不可及！”
铁戈不解地问道：“既然上面管不过来，你又是一个人收听敌台的，那你为什么还是被抓了呢？”
蔡庆渝叹了一口气说：“都他妈怪我这该死的嘴巴不严，我把听到的东西跟别人讲了。”
铁戈笑道：“老蔡呀，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怎么能够乱说？就这嘴巴给自己招来十几年的牢狱之灾，你以为现在真的是言论自由啊？我看你那嘴巴要缝起来，不然的话以后还要惹祸。”
蔡庆渝不服道：“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要不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不帮你的那些朋友翻案，你也不会判刑。”
铁戈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大哥不说二哥，都他妈一个德性。”
彭定安又说：“论牢龄目前这个号子里我最长，有十二个年头了。就我看的话，劳改劳改，劳的人多，改的人少，有几个像我这样正宗的反革命能改造得过来的？你们这样的人本来是从内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法院认定你是反革命，抓你判你，要你认罪服法，劳动改造。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认罪吧无罪可认，改造吧无从改起，不认罪就要关你的禁闭，戴手铐上重镣，你说怄气不怄气。”
铁戈轻蔑地一笑道：“我才懒得怄气。到这里快一年了，还没有好好休息一下，现在我正好趁关禁闭的机会睡他几天懒觉。反正一天有九两囚粮饿不死，既不参加冬训又不挨批斗，每天还有烟抽，比他妈学习班、看守所强得多。相比较而言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哥们儿，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呀！”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禁闭室里的人从来不受中队作息时间限制，也没有政治学习，你想睡就睡想起就起，号子里的灯永远不熄。但是别人都要睡觉，铁戈只好入乡随俗提前睡觉。
他爬到下铺，把手铐扔在枕头边，然后和彭定安吃力地把脚镣提到铺上。
彭定安说：“这脚镣在地上拖得很脏，找件旧衣裳把它包起来，不然垫的盖的都搞脏了。”
铁戈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件囚服把脚镣包起来，脱掉棉衣，又习惯性的解开皮带，自己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戴着脚镣裤子是脱不下来的，只好重新系好皮带，嘴里骂道：“我操，还要穿着棉裤睡觉。”
第一次戴着脚镣睡觉还真不习惯，因为这玩意儿是铁做的，尽管包上了不少布，但脚镣还是不断地把脚上的热量吸走，脚板和脚踝冷得难受，只觉得阵阵寒气浸彻骨髓。元月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月，要想入睡首先要用体温把脚镣捂热，否则根本无法睡着。而且这副脚镣再加上两个铸铁做的桃盘在被子里堆成一大团，两条褪只能叉开平躺着睡。可是一个人睡觉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姿势，但因为脚下有一大堆沉重的铁器又不能向左右两侧变换睡姿，更不可能蜷缩起两腿，只能始终保持一个平躺的姿势。平躺着睡又来了问题，脚后跟的跟腱被脚镣硌得生疼，他又坐起来用棉衣把腿肚子垫起来，让脚跟悬空，这样才好受一些。谁知越睡不着越有事，半夜他要起来小便，揭开包着脚镣的衣服，把脚镣弄得哗哗响，小便完了重新上床，又用衣服把脚镣包起来。这一夜他躺下爬起来，爬起来躺下，不停地折腾，一晚上大概只睡了两个多小时，这才知道戴脚镣的滋味远比不得抽烟那样惬意。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彭定安问：“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还好。”
“还好？我听见你在下铺像抽反筋一样，把脚镣搞得哗哗响，你哄鬼哟！”彭定安笑道。
“这总比渣滓洞、白公馆的老虎凳强得多，最多有点不适应，等过几天习惯了就好了。老铁我既然戴上了镣，受得了受不了都要咬牙挺住，再说这世界上几十亿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体验到戴镣关禁闭的生活，等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一定要跟他讲讲戴脚镣睡觉是怎么回事。”
彭定安闻言大笑道：“当和尚的人还想生伢，你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
铁戈反驳道：“伙计，话不能这样说。我已经有一年的牢龄了，再过九年就可以还俗。等我出去的时候也就三十二三岁，找个把老婆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城里的姑娘找不到，找个乡下的小媳妇应该不成问题，再不行找个三队还俗的尼姑肯定是手到擒来，总不能让我们反革命绝了种，你说是不是？”
列位看官，这省模范监狱的女犯大队，一中队有一半是女反革命，另一半是杀人犯，二中队是经济犯，三中队的女犯人犯的全都是流氓罪，那里面有些人容貌姣好，是男犯们经常开玩笑的对象。
“我怕你是昏了头，三队那些女流氓、烂货你也敢要？我跟你说，原来男犯女犯是混合上班的，那里面好多人是谋杀亲夫的案子，你就不怕某一天晚上把自己的小命断送了？”
彭定安把铁戈的笑话当真了。
铁戈反讽起彭定安：“彭矮子，我们红州有句老话：‘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冇得整。’你硬是个苕货，怎么不会算账？一个女人结婚时起码有二十岁，三队的那些女犯们不可能刚结婚就杀老公吧？再怎么样也要等几年，多的不说就算三年才杀人，这样应该有二十三岁了。从死缓改判为二十年再到释放一共要过二十七年，二十三年加二十七年起码有五十岁，这还是按最少的年限来算的。我一个三十大点的处男，怎么会找五十岁的女人做老婆？要说这样的尼姑你娶了最合适，起码等你刑满了年龄正好相当。”
“再熬八年我就要还俗了，我刑满时也只有三十八岁，还是个童男子，我还是回孝感老家找一个乡里伢，好好过日子靠得住些。”彭定安满怀希望地憧憬道。
铁戈正和彭定安插科打诨，不防坐在下铺的雷天星突然插话：“像你这样的反革命最好不结婚，结了婚生的也是小反革命。”
铁戈大笑道：“哈哈哈，县太爷终于开了金口，真是难得呀！你一天到晚闷声怀的（武汉话：不做声、悄悄地）稳得像个马桶，我还以为你得了失语症。”
雷天星一蓬乱糟糟的花白胡子，满脸严肃，正襟危坐：“铁戈，我昨天听了你的案情，知道你不是真反革命。在这个禁闭室里，除了彭定安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反革命，但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跟彭定安打得这样火热？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反动得很。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你要注意你的阶级立场。”
铁戈打着哈哈笑道：“县太爷教训得极是，不过草民要提醒你老人家几句，第一，既然大家现在都进了监狱，不论是不是真反革命，身份都是犯人，用我们红州话讲叫做大哥不说二哥。远的不说，如果现在把监狱长关进五队，不管他怎样叫屈，不管他阶级立场如何坚定，他没有犯罪也是罪犯。这里的管教干部都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他们经常说：‘为什么不抓别人偏偏要抓你？’这才真叫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既然都是犯人的身份，那我就只好把自己当成一个反革命。要说阶级立场我还是有的，起码我能保证自己坚决拥护共产党。但有一点我不明白，红州地委那些老爷们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强行送进监狱里来？第二，我听说你身上的这套衣服是原来新四军五师的军装，尽管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你一直把它穿在身上，以此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说良心话对此我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崇高的敬意。但是你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什么救不了你？荆州地区不是照样判你无期吗？再说，如果彭定安以后真的结了婚有了孩子，你现在怎么就能断定那襁褓之中的小孩就一定是反革命？我真不明白文革初期早已批臭了的血统论，怎么在你这一级别的干部里还有市场？一个人的血统到底有多干净谁能说得清楚？朱元璋的血统应该很纯吧？在他未做皇帝之前不是也沦为乞丐当过游方和尚吗？以今天的阶级分析法来看那是正宗的贫下中农出身，可他怎么又成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这血统该怎样算？明亡以后，他的子孙又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到底曾经是皇亲国戚，那么这些人应该算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今天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说不定他的祖宗在唐宋元明清时可能也曾位列三公九卿，搞不好还是皇亲国戚呢。石崇斗富是个很有名的典故，那可是个富可敌国的典型例子，谁又能说清楚他的子孙后代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叫花子里面也许就有他的后人。连古人都知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哪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达官显贵？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太平天国那些人跟着洪秀全造反，后来有的封王封侯，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多少嫔妃？他过的日子比他妈封建帝王还要奢侈，他到底算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太平天国最后要不是被清朝灭了，它也会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甚至是历史上最坏的一个封建王朝。朱元璋曾说，‘本来是沿途打劫，那知道弄假成真坐龙庭’，看见没有，连他自己都承认他那皇帝的位子是靠打家劫舍而来的。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他的部下杀人抢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他手下的大将刘宗敏不是把陈圆圆据为己有吗？结果搞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联合清军灭了这帮孙子，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里他们又该算在哪一类？所以血统论者最大的失着之处，就是否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的观点。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北京有一个口号叫自来红万岁，想必县太爷也听说过。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那些高干子弟可以不进行思想改造，他们视自己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应该改造的是那些草民百姓的孩子，这就太有点岂有此理了。他们也不想想自己的屁股到底有多干净？高干里面地主富农资本家成分也不少，他们怎么就是自来红呢？就算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高干你要是往上查五百年，说不定还能查到龙子凤孙的血统，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彭定安打断铁戈的话，反唇相讥道：“县太爷，我绝不相信你是反革命，从你成天穿着这套新四军军装永远不穿囚服这一点来看，你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是你再坚定又有什么用？共产党照样判你的刑，你不是照样和我一起劳改吗？你对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共产党看不见，管教干部也看不见，只有我看得见。我看见了又有什么用？既不能跟你减刑，又不能跟你改判。”
雷天星把眼睛直盯着对面的墙，好像不值得争辩似的不理不睬。
铁戈仍不愿意停止辩论：“县太爷，你刚才说要我坚持信仰，站稳立场，这观点我同意。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我也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可有人把我一脚踢出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脊梁把我押到这里劳改，一个月仅有两块钱的劳改津贴，我才成了最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铁戈故意问：“县太爷，你是什么案子？”
雷天星不答话。
蔡庆渝介绍道：“他这个人怪得很，林彪大红大紫时他反林彪，林彪倒台了他又拥护林彪。”
“就这事呀，这了不起算是个认识问题嘛。”铁戈说。
“还有，他在荆州支派，结果两派搞武斗把一座棉花仓库打着了，引起大火损失不小。七零年一打三反抓幕后黑手时把他给判了，他一直不服，既不认罪也不劳动，是禁闭室的常客。”
“伙计，原来也是个运动案子。不过我说县太爷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现在做的也是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你的信仰那么坚决，为什么不把它化为行动呢？一个革命者不能当口头革命派吧？”铁戈说。
雷天星听到这里讥讽道：“你不也进了禁闭室吗？”
铁戈笑道：“那不一样，你是主观上抗劳不干活，我是不认罪干部强行把我关进来的，客观上是干部不让我为四化出力，我们之间能比吗？你这纯粹是偷换概念。”
蔡庆渝在一旁劝道：“吵什么吵？大家都关小号子了，还搞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