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考虑到最容易被人戴上的帽子——反革命，看来何田田的话应验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分子，他认为反革命离他远得很，都关在大牢里，遥不可及。然而当“反革命”这三个字一旦和自己联系上，那真是甩也甩不掉的活生生的魔鬼。
列位看官，那时在中国谁要是和反革命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这个人余下的生命就算彻底完了，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刘少奇、陶铸、贺龙和“反革命”沾上边都整死了，林彪和“反革命”沾上了，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手下的黄、吴、李、邱，过去都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上将、中将，不都抓了吗？和林彪有牵连的人一倒一大片，给毛泽东当了三十一年秘书的陈伯达也因为这个罪名被打倒了，那可都是些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封疆大吏、政治局常委甚至是党的副主席呀！像铁戈这种小小老百姓，沾上了这三个可怕的字后果可想而知。
童国兵对曾流使了个眼色，曾流马上接着发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铁戈，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们那伙人大量的材料，我们也已经掌握的很多情况但不能说，今天只告诉你一点，你在红州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光成立了反革命组织，而且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很长时间的联系，你还蒙在鼓里呢。现在你不反戈一击积极主动揭发他们，你就越陷越深！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要争取主动，向组织上靠拢，求得宽大处理。你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那我们也没办法。不过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年纪还太小，你顽抗下去对你和你的家庭有什么好处？积极检举揭发你的那些同伙才是你的唯一出路。你不要心存侥幸，你们那些人说的话做的事你不交代人家要交代，等别人先交代你就被动了，倒不如自己掌握主动，竹筒倒豆子来个痛快的。组织上现在是帮你洗手洗脚，洗干净了也好早点回车间上班。我就说这些，何去何从你要考虑清楚。”说完他和童国兵意味深长地对了一下眼神。
其他人也都发了言，大致上都是一个意思，有假心假意的劝导，也有色声俱厉的威胁。这就是文革期间惯用的剥笋政策，最开始是宣讲政策进行攻心战，消除你的思想顾虑，然后给你一点虚假的希望，就如同落水的人看见一根稻草也要死死抓住一样，第三步就是榨取他们所想要的材料，最后则是把受害者置于死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或一群人都极为有效，屡试不爽，先剥掉第一层叶子，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剥到最后你只能乖乖就范。
待众人发完言后，童国兵又加重语气说：“现在学习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说完便开始念这篇文章。
列位看官，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是文革期间办学习班的必要程序，实际上是敦促被办学习班的人投降，早日交代问题。
铁戈并没有住过学习班，也不知道要走这个过场，心里暗想：“老子又不是国民党的将军，学这东西有什么用？督促我投降，我有什么问题？”
自己没有问题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曾流刚才说的话一下子把他打懵了。那意思很明显：第一、郎超雄等人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第二、郎超雄等人和外地的反革命集团还有联系，恰恰是第二点印证了第一点。如果单说郎超雄等人成立了反革命组织，铁戈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如今已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这不就证明郎超雄他们确实成立了反革命组织吗？据铁戈所知反革命不会和普通人联系，只有反革命之间才会产生联系，他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这样。
铁戈在心里骂道：“郎超雄啊，你他妈害死人哪！我这二十一年清白的名声毁在你的手上了，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哪！”
在那个年代宁可得绝症也不能和反革命沾上边，如今可倒好，无缘无故的和反革命挂上了钩，而且还是集团案子，这才是最要命的事。
铁戈脑子里如同一团乱麻，心脏“突突”地乱跳，耳朵“嘤嘤”地耳鸣，大脑一阵阵发蒙，手心里满是汗水，把拿在手上的《毛泽东选集》都弄湿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直到童国兵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完了，他还没回过神来。
接着童国兵便组织学习班的人对铁戈展开批斗，学习班的九个人又开始对他大张撘伐，无非是说铁戈已经滑到反革命深渊的边沿，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挽救，如果再不猛醒，不和反革命组织划清界限，不主动揭发同伙，最后就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陈词滥调，就像东北话里说的癞蛤蟆跳到脚上——不咬人但很咯应人。
这个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铁戈曾几次试图说明真实情况，但每一次还没说上两句就被那些人劈头盖脑的批判堵了回去，他毫无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列位看官，凡是经历过学习班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失去了话语权的时候只能任由别人向自己泼污水，扣屎盆子。被办学习班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你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沉默沉默再沉默，只能听任别人指鹿为马，无限上纲。铁戈此时记起了在中南海里批斗刘少奇的纪录影片。刘少奇当时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不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起码我还是国家公民，我还有言论自由。但是那些批斗他的人却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打他，白发苍苍的刘少奇这时也只能任人批判，毫无反抗的余地。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知毛泽东去开会，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我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党员，我也有发言权。”只不过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想怎么说，想说什么都是言者无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仅对他一人有效，其他任何中国人想都别想。而刘少奇被批斗时则只能缄口不言，最后凄然下台命丧开封。连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尚且都不能为自己申辩，一个小小的铁戈又能怎么样？
学习班里的批判会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并不把陷入笼中的人一下子整死，而是留下一点虚假的希望，让你觉得前面还有一丝“光明”，只要你跟着这“光明”走，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受害者的口供用以定罪，在这个人没有交代其“罪行”时办案人员一般是没法定罪的，这时就要向受害者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逼取口供，等到他们拿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再来最后致命的一击。（当然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的死硬分子还会施以残酷的肉刑，而文革时期专案人员想出来的私刑真是千奇百怪，有很多私刑连军统特务都没想到过，这一招是促使被办学习班的人放弃抵抗最有效的一招）。这种方法在文革期间屡试不爽，十分灵验。任何一个进了学习班的人，他最后的底线就是企图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除此以外任何东西包括生命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多少人宁可自杀也不愿玷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只能拼命交代所谓的问题以求得宽大处理，然而恰恰是这种想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批斗会结束后童国兵把一摞信纸放在桌上，布置铁戈写交代材料。
铁戈问：“交代什么？”
“先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交代。”
铁戈说：“批林批孔所有的大字报政治处派人抄有底稿，还交代什么？”
童国兵厉声喝道：“组织上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哪那么多废话！你记一下交代提纲：你们是怎样策划查封政治处的？怎样策划到地委古书记办公室上访的？都有哪些人参加？谁最先提出来的？批林批孔时你们开过什么会？厂里有哪些人参加过你们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什么人发过言？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什么决议？都必须一一交代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政治生命包括你的家人的政治前途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没有人能救你，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原来是这些事，铁戈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于是他先抽了根烟，然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写交代材料。这对于铁戈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他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全厂干部工人有目共睹的，无所谓秘密可言，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况且批林批孔的事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一点最最重要，所以他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他还暗暗好笑，就这些事你就是叫我写一百年我也不怕。殊不知这只是一个程序，一个幌子，一种方法，而且这时学习班并没有任何关于铁戈的材料，他们要铁戈交代批林批孔的事，一是想弄清蔡光军、陈达等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等红州那边的交代材料，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铁戈到底有什么问题。铁戈到底是太单纯了，他没有经历过学习班，不知道学习班的厉害，又把政治斗争想得太简单，几个月后等他慢慢想明白了才暗暗懊悔不已，可那时已经晚了。
他想：“写就写，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又有什么用？”
童国兵这天忙得很，山上山下来回跑。铁戈心里明白他写的材料都送到了王为仁手里，这倒没什么，不过是些关于批林批孔的事，他们拿去一点用也没有。他倒是很担心蔡光君、陈达等人的命运，不知这几个人目前到底怎么样了。
有分教：
城门起火池鱼殃，身陷笼中恨夜长。
流火三伏酷暑日，雪飞六月满身霜
正是：此生欲知牛棚味，请君进来自品尝。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1。…第五十一回 一网打尽童国兵疯狂逼口供
第五十一回
一网打尽童国兵疯狂逼口供
处世不慎蔡光君落难进牢房
当铁戈的第一份材料交到王为仁的手中时，也就是铁戈关进了学习班的第二天的下午。这个城府极深的小人脸上早已死去的笑神经又恢复了活力，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狞笑，但很快就一闪而逝，还原为往日的刻板。他看了看那份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交代材料，便带着童国兵到李麻子那里汇报。
列位看官，尽管这份交代材料并没有任何实质的用处，但它证明铁戈开始交代问题了，这恰恰是王为仁所需要的。因为不要说他王为仁，就连地委书记也不知道究竟能从郎超雄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有价值的足以定罪的材料。王为仁和地委的做法一样，都是先把人关起来再下手搞材料，最后定罪，这才是王为仁的醉翁之意。但可惜的是铁戈是初次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还以为批林批孔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王为仁他们捞不着什么稻草，然而王为仁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以后逼迫铁戈进一步交代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问题预埋伏笔。学习班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虽然不是监狱但对人的精神摧残则是监狱无法企及的。因为监狱还有一些规定是监管人员必须遵守的，而办学习班的人则可以不用遵守任何游戏规则，它能没日没夜地轮流折磨被关进来的人。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两个字“诱”和“逼”。所谓“诱”就是让你看到一丝虚幻的“光明”和够不着的“前途”。而人都是活在希望当中的，就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也认为是希望一样，从而按照他们的思路走。所谓“逼”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受害者就范，他们用各种威胁的语言批斗你，拿你自己和亲人的政治前途来威胁你，它如同一个政治黑洞将毫不留情地吸尽你所有的东西。不准你睡觉，减少你的口粮，批斗、捆绑、吊打、威胁要把你送进牢房，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你写了第一份交代材料，后面就有无穷无尽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你去回答。当然也有很少一些人拒不交代问题，但等着你的将会是无休止的批斗和无尽头的非人的折磨。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关进了学习班就如同进了榨油机一样，由不得你不交代。你不交代也行，有你的“同伙”的交代材料证明你的问题，再把群众的揭发材料一拼凑，随便挑出几句话，然后添油加醋整出一份黑材料，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你再抵抗下去也是枉然，所以任何人只要进了学习班都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王为仁当即向李麻子建议，为了配合铁戈学习班的进展，使他的交代材料得到印证，应当马上对蔡光君、陈达等人进行隔离审查，其实他知道仅仅是批林批孔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值得大动干戈，即使这些人所有的材料都得到印证，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关键是要把厂里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些人关进学习班，要他们尝尝失去自由、被人任意批斗、诬陷的滋味，然后再慢慢找个借口收拾。王为仁等这一天等了一年多，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此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掌控他人命运而产生的惬意的快感。
李麻子听了王为仁的汇报和建议，连桌上的交代材料看都不看就推给了王为仁，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按你说的办。这几个人的学习班要同时办，不能搞得三齐五短的，免得他们有时间订立攻守同盟。办哪些人的学习班由你决定，有什么事随时向我汇报，人手不够就抽各车间的人。宁可耽误生产，也要把这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蔡光军他们的学习班什么时候开始搞？我看宜早不宜迟。”
“李书记，我昨天就想好了，我现在马上召集人开会。”
“还等什么，那就去呀！”倒是李麻子比王为仁还急。
王为仁实际上早有准备，现在又得到李麻子的首肯，即刻回到政治处电话通知各车间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