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人人都说江南好，囚徒只合江南老。
高墙电网边，铁窗听雨眠。
车到武昌，好心的司机特意绕了一个圈，来到首义路起义门监狱。黄方和狱方办理完交接手续后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众人便被押进一个大牢房。那牢房足有两个教室大，中间是一条两米宽的过道，两边则是水泥砌的大通铺，可以睡一百多人，眼前偌大的号子只关着三个人。
铁戈等人走上通铺，把行李放在肮脏的草席上。
一个操黄陂口音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热情地过来招呼大家把被子铺在草席上，众人忙碌了一阵安顿好睡处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一个脸上长着一撮毛的外劳犯人送饭来，每人领了一份囚粮——三两饭和一勺胡萝卜。铁戈把上次接见时舍不得吃的花生米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同时也邀请那个黄陂人。
这人倒挺大方，坐在旁边吃起来。
铁戈问道：“伙计，请教贵姓？”
“不敢，贱姓刘，刘德明。”
“到这里几天了？”
“五天。”
“怎么还没分配？”
“鬼晓得，等得急死人，早点分到劳改队早点安心。”
“你是什么案子？”
“偷保险柜。”刘德明毫不隐晦地说。
铁戈惊呼道：“伙计，你狗日的是个江洋大盗哇！”
“过奖过奖，道行不深，惭愧惭愧。”
刘德明这话一出口，惹得一向不苟言笑的郎超雄也笑了起来。
“那两个人是什么案子？”铁戈问。
“那个总是不讲话的人是二汽的一个姓卞的处长，东北人，听说是个支派干部判了十年。这个走来走去的人是个反革命，这个人交不得，蛮阴险，他总在套别人的话，是个包打听，你们要小心点。”刘德明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问铁戈：“你们犯了什么案子？”
铁戈答道：“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喔，是运动案子。“
铁戈这才知道因为文革的事被判刑之后还叫运动案。
“搞了几下？”
现在又知道判了几年可以说搞了几下。
“十下。”
“比我强，我二十下。”
正说着那个一撮毛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沓表格吆五喝六地吩咐道：“新来的，吃了饭把这些表都填好，我收碗的时侯就要。”
铁戈拿过来一看是《反动组织登记表》。
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也填过不少表，这种表还是第一次见到。仔细一看有“案由”、“反动组织名称”、“最高反动职务”等，然后才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
铁戈当时就气炸了，破口大骂道：“我操你红州地委十八代祖宗！把老子搞到这个地方还要填这种表，一群臭婊子养的！”
他被捕时带了钢笔，拔出笔写道：
“案由：政治犯。”
“反动组织名称：无。”
“最高反动职务：无。”
郎超雄看了说：“写得好，大家就照铁戈这样填。”
填完表众人继续吃饭，郎超雄问起铁戈七五年七月以后一直到被捕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铁戈把办学习班、批斗、五七农场劳改、外逃申诉、大闹红州公安处、绝食四天四夜、挨打等事情都说了一遍。
郎超雄叹了口气说：“铁戈呀，我们这个案子最冤的就是你。我们这些人在红州还经常来往，谈谈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你远在白菂河，一年也就是春节才能回来住几天，我和石庵村、叶一彪根本没有和你讲什么嘛。记得六九年夏天姜军在辛建家请我吃饭，你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几首古曲，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交往，怎么把你排在第四号位子上？真是匪夷所思！其实你是最不该进来的一个。”
石庵村笑着说：“铁戈肯定是以为自己出身好，老头子又是南下干部，再加上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为我们翻案，又是申诉，又是绝食，这一下就惹恼了地委的当权人物。如果把他留在社会上，他就要把真相讲出去又到处翻案，那才是地委的心腹大患！铁戈啊铁戈，你硬是梁山下来的铁哥们，是现代的羊左之交哇。你为了我们翻案把你自己也搭进来了，还连累了你家里人，真是不值得。”
“也连累了何田田。”柳六一说。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跟何田田，不说了，提起来闹心。我问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你们真有个什么组织，把我算进来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帮你们翻案了嘛。要是你们什么组织也没有，老子那才真是冤！”
郎超雄反问道：“如果我们真有个什么组织的话，我郎超雄能活到今天？我什么事也没有就判我无期，要是地委真的抓住了我们任何一点东西，那肯定是死刑，石庵村的死缓是跑不掉的，叶一彪无期，你铁戈就是二十年。地委那帮当官的恨我们超过恨真正的反革命，因为只有我们对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那些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组织对他们来说何足道哉，公安局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何须地委书记御驾亲征？去年七月中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达到高潮时，县法院院长董增财把我提到预审室谈话，说他是代表组织上跟我谈话。他说上面准备放我们出去，但有一个要求，要我们出去以后不要再继续闹了。同时也找石庵村、叶一彪谈了话，都是一个意思。董院长不敢说这是地县两级法院的意思，说到底法院也没有这么大的胆。这只能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他们不利，所以地委才准备放我们。那么地委谁有权拍板？并不是政法委书记柳国夫，也不是一般的副书记，只能是地委书记古良才，无论是抓是放，只有他能拍板。那么铁戈你想一想，如果地委哪怕真的抓到我们一点问题，怎么会大发慈悲准备放人呢？正因为他们缺乏过硬的证据，所以一直不能对我们进行判决。但是放我们又不甘心，所以搞得他们骑虎难下，只好叫董院长跟我们谈话。后来因为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等一系列大事他们才没有放人。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们还等了整整八十天，以便观察局势的变化。最后等到整个国内政局稳定下来，才把你和韦新雨逮捕，关了十五天之后就把我们判了……”
铁戈打断郎超雄的话：“我还没有提审呢。”
“看看，地委迫不及待到了何种程度！置法律程序于不顾，连装装样子的审讯都免了就强行判决。铁戈，当权者的人生哲学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还要我解释吗？”
至此铁戈终于彻底明白这个案子完全是地委诬陷、捏造的产物，不判决他们收不了场。
铁戈怒骂道：“地委也不能不按法律办事嘛，要是这样的话他不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吗？这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石庵村在一旁笑道：“铁戈，你要明白我们国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公安六条》。说得远一点，建国后整垮了胡风和丁玲、陈启霞，五七年整了那么多右派，五九年反右倾打倒了彭、黄、张、周，硬说彭德怀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他有一条罪状十分可怕，说他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里通外国。如果这个罪名一旦坐实，且不谈彭德怀的《万言书》所谓的如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仅此一条彭德怀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判彭德怀的徒刑，而是以组织形式对他进行处理。很多人当时想不通，里通外国触犯刑律应该绳之以法，怎么会只做组织处理呢？后来人们听到很多消息说他是冤枉的，可见里通外国这一条是假的。文革时我看过他的《万言书》，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而已，但他到底还是被处理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法律，只有政策。捏造罪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是以彭德怀为例，他和赫鲁晓夫会谈，他本来不懂俄语，旁边肯定有翻译，他要里通外国怎么绕得过翻译？这是常识，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如此谎言居然能大行天下，天下人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你就说韦新雨，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进来的那天我还笑说又来了一个新犯子。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竟然是在判刑以后才认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情况一定会说这恰好证明你们这个反革命组织纪律多么严密，连集团内部的骨干成员之间相互都不认识，我操！这个韦新雨是工人成分，我家是雇农成分，如今都进了大牢，这才是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铁戈的一席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郎超雄说：“最妙的就是‘牢不可破’这个词，在此时此地用得真绝。”
叶一彪问铁戈：“章子野、左子海和你那个研究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戈掏出烟点着，猛地吸了一大口说：“七三年春节我和章子野到左子海在附小的宿舍里闲聊，章子野说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中央要是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那就打到中央去。章子野说那我们也要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到时候打中央的修正主义也好出力。我就叫柳六一给我抄了一份《孙子兵法》寄给我，法院说我们极力主张研究军事就是这么回事。”
柳六一说：“判决书上说铁戈一九七四年以后积极参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如果说铁戈从看《孙子兵法》开始算是参与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的话，那就应该从七三年算起。判决书说我们是从七四年开始活动，铁戈七三年就已经开始学习《孙子兵法》，那他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比公安局说的时间还要早，算得上是我们这群人中资格最老的反革命，比我们还要早一年，这个集团的头头就不应该是郎老师，而是铁戈。郎老师你比铁戈还冤，冤枉当了个首犯。”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郎超雄对七五年以后的事情不清楚，他问铁戈：“判决书说章子野在七六年三月竟在红州公开张贴反革命大字报是怎么回事？”
铁戈说：“那时我关在学习班里，对这件事不清楚。去年七月我从学习班跑出来碰到地委的孙大胡子，他告诉我说章子野在红州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论七月事件真相》，副标题是《揭开红州地委的歹毒阴谋》。大字报说七五年县公安局首先密捕了石庵村和辛建，八月初又抓了你，此后陆续有人被捕，大批的工人、学生、下放知青、机关干部，凡属于跟你们有过接触的都被关进学习班，残酷地刑讯逼供。这是公安机关秉承红州地委的旨意，为了把红州的反潮流战士一网打尽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制造了一起红州自解放以来最大的冤案。他在大字报中把你们平时说的话都公布出来，就是要让红州的老百姓看一看这些话到底是对还是错，到底能不能见阳光？到底是红州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是红州地委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对我们进行诬陷？这张大字报一共有五十多页，贴在电影院的海报栏里，据说看大字报的人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红州人终于明白我们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原来是地委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出来的。接着肖国雄、封老大又组织人搞‘还我战友’、‘说出真相’的声援活动，闹得整个红州城沸沸扬扬。你们想想古良才是不是非常恼火？柳国夫当时就恶狠狠地说章子野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这不奇怪，他们最怕人民群众知道真相。”柳六一说。
郎超雄又问：“你那个《訄言》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说你公然威胁公安机关？”
“我去年七月一号跑出学习班后走到罗畈县的一个小镇，发现身上只带了两块四毛四分钱和两斤粮票，那真叫慌不择路。最后我硬是走到罗畈县，又拦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才到了我弟弟下放的地方，第二天我又找地委的孙大胡子才回到家。然后我躲在封老大家里写了申诉，本想把它抄成大字报，后来又一想如果我也像章子野那样做，会不会刺激地委和公安局效果反而不好？想来想去还是以申诉材料的形式递给公安局好一些。你们当时在看守所已经关了一年多，我想快点把案翻过来，好让你们早点出来，你们没有问题，我的事也就清楚了。”
郎超雄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说：“铁戈，你太幼稚了，这是与虎谋皮呀！”
铁戈大大咧咧地一摆手：“我当时在学习班，再难受也比你们坐小号自强。我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只要你们的问题搞清楚了，我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挖树要挖根，砍树梢一点用也没有。那时候我横了心，反正老子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石庵村说：“铁戈，你这叫送肉上砧板——任人宰割呀。”
柳六一却说：“他这人太重义气了，从小就是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我们从幼儿园就在一起，我太了解他了。”
“后来怎么样了？”叶一彪很感兴趣。
铁戈笑了起来，显然是回忆起了一些好笑的情节，他说：“我把申诉材料交给文重，他不认识《訄言》的訄字，问我念什么？我说念囚徒的囚。他又问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被迫说出来的话。我在《訄言》中提了十几个问题，要他解释：第一、这个反革命集团具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第二、该组织的纲领、目的、行动计划、联络方法、口号、暗号、代号是什么？第三、我是何年何月在何处由何人介绍加入该组织的？第四、我何时写过申请书要求加入该组织？第五、我在加入该组织时举行过何种仪式？第六、证明人是谁？第七、我的上司是谁？第八、我的联络人是谁？第九、我们是单线联系还是可以横向联系？第十、我在该组织中具体担任什么职务？第十一、我的活动经费是多少？每月津贴是多少？第十二、该组织的活动经费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第十三、该组织给我和其他的成员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第十四、该组织到底对谁负责？是对美蒋还是对苏修负责？第十五、该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是炸大坝还是炸发电厂……”
柳六一笑道：“如果按照你这样提问，我们不但是反动组织而且还是间谍组织。还有什么活动经费、津贴，炸大坝、炸发电厂，我看你是看间谍小说看多了，真亏你把没有的事问得这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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