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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呀！看守！看守！”
“看守，”她对走进来的女看守说，“你们该给这位受重刑的弄点东西吃。”看见端进来的是一块发黑的窝头、一碗漂着几片黄菜叶的臭菜汤，她皱着眉说，“这怎么能吃呢，你想法弄点好些的——我们以后不会忘记你的！”
那位瘦瘦的女看守说来也奇怪，她似乎很听这位女人的话，她支使她，她差不多都能瞒过其他警卫和看守照着去办。
小女学生，约莫有十五六岁，细长脸，长得机灵而清秀。
她受刑不太重，还能勉强下地走几步。但是她被恐怖吓住了，一句话不说，成天躺在木板床上哭。夜间，道静听见她在睡梦里惊悸地喊道：“妈妈！妈妈！我怕，怕呀！……”
在黑沉沉像坠到无底洞里的深夜里，她悲伤地哭着。这个女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这时候，那个女人还没有睡觉，她伸出手拉住女孩子的手，在黑夜中轻声说道：“疼吗？……不太疼？那为什么老哭呢？我猜你一定是想家、想妈妈，对吗？……不要哭啦！小妹妹，哭，一点用也没有的。”她喘口气，歇歇，听见小姑娘不哭了，又接着说下去，“我十五岁的时候，那是在上海，也被捕过一次。那时我吓得哭呀，哭呀，哭起没完。可是我越哭反动派就越打我，越吓唬我；后来我一赌气，就一声也不哭了。我就向我同牢的大姐姐们学——跟反动派斗争，跟他们讲理。这些反动家伙们都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等我一厉害起来，他们反倒不打我了……”说到这里，她轻声地笑了，道静和那个女孩子也笑了。
“郑瑾大姐，”那女孩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哭——因为我冤枉呀！”
这名叫郑瑾的女人又安慰起女孩子，虽然她自己喘吁吁地看起来也是异常衰弱。
“小俞，俞淑秀小妹妹，”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却充满了热情，“你说冤枉吗？不！不！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
小姑娘似乎受到了鼓励与启发，不哭了，渐渐安静下来了。
道静从旁边听见了这些话，她带着惊异的心情，很快地爱上了这个难友。
郑瑾比她们到这个地方早，一切情况她似乎都摸得很熟。
可是那位姓刘的女看守竟听她的支配，道静又觉得惊异而惶惑了。“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被捕？”第二天晚上，卫兵查过夜之后，郑瑾这样低声问道静。
“我不知道为什么。”道静衰弱地低声回答，“我是个失学的学生，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也许就为这个把我捕来的吧。我还不是个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想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郑瑾静静地听着道静的话，神情变得冷峻而严肃。半晌，她才慢慢地仰起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道静说：“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
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我们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快乐地迎接这个日子……”说到这里，她看看道静又侧过头去看看俞淑秀，黑眼睛里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光彩。接着她就轻轻地描绘起共产主义幸福的远景；描绘起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而繁荣的国家时的情形。
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也可以说是批评，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坚强的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够多么幸福呵。——她渴望着、到处寻觅着而找不到的革命同志，却意外地被敌人的魔掌把她们撮合在一起了。
第三天吃过晚饭，监狱里查过第一次夜之后，郑瑾又和道静、俞淑秀两个人谈起天来。她真是爱讲话，不断地说着，好像一下子要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全告诉她们似的。
“小妹妹们，我给你们讲点监狱的生活。那是四年前，在苏州监狱里……”
“这儿是什么地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道静插了一句。
“这是属于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宪兵三团和市党部有矛盾，可是有时他们也要合作。”郑瑾回答了道静的问话，就又继续讲起她的故事来，“在苏州监狱里，在那里面我上了三年马列主义大学，学了很多东西……”
“在监狱里怎能上大学呢？”俞淑秀惊奇地把头探向郑瑾。
“听我说啊，这就是奇迹。”郑瑾闭着眼睛疲乏得鼓着劲儿说，“每天早晨监狱附近的工厂汽笛一响，嘿，你看吧！我们男监、女监一两千个政治犯——也有少数其他犯人，就全同时起床啦。原地踏步锻炼身体以后，就每人捧着一本书坐到各人的床位上读起来。这里面有判死刑的，有判无期徒刑的，也有判十五年、十年、八年的，可是他们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一个个都是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我们有学英文的，有学俄文的，也有学德文和日文的。政治理论更是每个人必学的课程。我学会了德文以后还当了教员教别人。”
“你说的这些人真奇怪，判了死刑还学外国文？那、那还有什么用呢？”俞淑秀和郑瑾、道静熟识起来了，情绪也稍微好了一点。她听了郑瑾的话半信半疑，睁大了圆溜溜的好奇的眼睛。
郑瑾仰起头来，微弱的灯光照着她的脸，那样明净，那样俊秀，虽然苍白得没有血色，但丝毫不减少她惊人的美丽。
道静又一次在心里想：“她真像块大理石的浮雕——我要能把这样的人雕刻出来够多好！”
道静刚要说什么。
“停一下。”郑瑾小声制止了她。因为走廊里传来了卫兵沉重的大皮靴响声。等皮靴响声远了，郑瑾不等道静说，自己抢先说道：“小妹妹，你奇怪他们吗？不，一点也不奇怪！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
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是愿意为真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么，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小妹妹，你们明白吗？这样巨大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共产党员，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但是在这几分钟以内，他们还要愉快地生活，还要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是不死的！”
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塞维克，——像卢嘉川、像江华、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看，她受刑多重，而且有病，可是她却这样愉快、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教育她们。
“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这是不对的！”老早以前，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蓦地又闪过心头。可是，这种幼稚的幻想她并没有完全放弃。道静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这么多不健康、这么多脆弱的地方——没有勇气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却幻想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可是，这是英雄的行为吗？……她回过头去看着郑瑾，不禁深深地惭愧起来。
俞淑秀呢，她那孩子气的想念妈妈，想念家，害怕受苦的哭泣渐渐减少了，终于一点也不哭了。她窥探卫兵不在门外走动的时候，就悄悄溜下床来坐在道静的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郑瑾，听她说那传奇式的富有魅力的狱中斗争故事。
第四天晚上，郑瑾又继续叙说她的故事。
“在监狱里我们还开了报馆和杂志社呢。”郑瑾微笑着闭着眼睛说，“我坐狱的那时候，有两三种刊物，还有一种为了难友们互相通讯联络交流消息的小快报。有人写稿，有人负责编辑，有些人就分头去缮写。我就是缮写员。白天不能写，深夜里我的同屋难友就分班替我守夜，我用棉被蒙住全身——一个人的被子蒙不严，就用两三条棉被。被子里面点上小豆油灯，或者用手电筒，我就一夜夜地趴在地上用墨水写，写……”
“你们这屋里怎么老讲话？少说一点吧！哨兵过来，不是耍的！”瘦瘦的刘看守趴在铁锁上冲着屋里轻声劝说着。
“大娘，帮忙帮到底！你是好人，让我们谈谈吧！”郑瑾对女看守说，“人吃了官司够多苦啊，我们都在想念妈妈。”
女看守不做声了。郑瑾对道静她们笑笑说：“这个女人是个受苦人出身，碰到她还算同情我们……不行，今晚上我不能再讲了。我受刑闹的身体很坏，又有心脏病……”她喘息着不做声了，似乎睡着了。道静和小俞都怜惜她，也都不再开口。但是刚歇了一歇，郑瑾却又伸出一只手握着俞淑秀的手，轻轻地温存地说：“小妹妹，和你们一样，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同志……我爱他们，真想跑出这黑暗的监牢到外面的阳光底下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呀！”
小姑娘天真地问道：“你有丈夫吗？我想他一定也是个挺漂亮的人。”
郑瑾满有兴致地回答：“我的丈夫吗？你说对了，倒真是个很漂亮的人。高高大大的，懂音乐、爱艺术、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精神总是很饱满。我们俩一起在苏联同过学。他，他是非常爱我的。”
“他现在在哪儿？”道静插口问道，“郑姐姐，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他！”
“他现在吗，离咱们这儿很远很远，我已经四年不见他啦。哦，林道静，小俞妹妹，我们不说他了。我来给你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我在狱里亲眼看见的。你们喜欢听吗？我失眠，反正睡不着，如果你们不困，趁着深夜卫兵查得松，咱们就谈谈。”她的话像潮水样又滔滔地奔腾起来了。她鼓着全副的生命力，轻轻地喘息一阵，歇息一阵，又断续地向两个年轻的伙伴讲到深夜。
“李伟是个精明干练而又刻苦好学的青年。他在大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在那儿他和他的妻子认识了，而且相爱了。她是他的同志，他们就结婚了。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们俩一起回到了祖国。李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机关工作；他的爱人就在上海纱厂里做女工工作。李伟住在装做阔公馆的机关里，他的爱人去看他时才有意思哩——她在工厂里做工总是短打扮，去看他就必须换上旗袍才能进门。但是匆忙中她又没处去换。她只好把旗袍包个小包挟着，等走到李伟机关附近人少的小弄堂里，才急忙换上再进阔公馆。”
“哎呀，那要是撞上来了人，再是男人，多不好意思呀！”
小俞忍不住又替这个女同志担心了，她瞪大眼睛的神气怪可爱的。
“小俞，你不要总打岔。她爱她的爱人，当然用什么办法也要去看他。”道静说了小俞，又催郑瑾，“请你快说，他们后来怎样了？”
郑瑾笑笑：“小妹妹们，别催我。等我想一想，哦，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年，他们夫妇俩都先后被捕了。两个人最后都被押到苏州监狱。敌人捕到李伟非常高兴。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所知道的关系必然多。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威胁利诱逼他说出组织秘密。可是李伟任凭敌人使了千条妙计，任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不是人能够忍受的肉体折磨，他依然是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他明知他的爱人也同在一个监狱里，但为了不连累她，他竟忍住自己的感情，装做不认识她。他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并且领导着狱中同志们的斗争。敌人知道了气得发昏，最后想出了一条非常毒辣的阴谋——他们把李伟弄到上海，替他换上漂亮的西装，叫他坐上汽车，带他一同出去捕捉我们的同志。到了地方，他们拉李伟下车，他却躺在车上装傻，死也不肯下来。敌人打他、揪他，他躺在车上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喊道：‘我是个犯人，他们却叫我换上漂亮的西装，坐漂亮的汽车，我身上伤痛不愿下车，他们却又拚命打我——不知道国民党生的是啥样的狼心狗肺！……’“国民党特务窘得下不了台，愤愤地把李伟仍又弄回了苏州监狱。他一回来，就对同志们讲：‘敌人不会再叫我活下去了，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同志们听了很难过，可是他每天依旧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做早操。他非常喜欢清洁，弄到一点点水，也要把全身洗一洗。他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高大而英俊。同志们，甚至有些狱卒全很敬爱他。他的嘴巴很会讲，随时随地都在做宣传。有时还唱着非常好听的男高音。狱里有点良心的看守都被他感动得改变了穷凶极恶的态度。
“这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敌人提他出了笼子。他临走出去时，抖抖身上的土，对同监的同志们像平常一样安静地说道：‘同志们，就要分别啦，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吧！共产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和每个同志全在笼子门口亲切地握了手，连说：‘祝你们胜利！’然后就昂然大步地走向刑场去……同志们站在监视孔内悲痛地望着他，一个个心如刀割。接着，传来了《国际歌》声——他高声唱着，他唱得多么雄壮有力呵！接着又传来了昂扬的口号声——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砰、砰、砰枪声响了，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了……可是这时，全体狱里的囚犯，包括普通犯在内——他的妻子也在内，同声悲壮地唱起了《国际歌》。许多同志声泪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