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三点都跟“钱”有关：
第一条是穷尽民力的精英版，国家连哄带骗的推行皇商制度，为得是将原先全部由底层农民承担的国家税收，转嫁给地主、商贾、勋贵、士子这些旧有特权集团。这个模式是具备操作性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是乐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具备了“给俺一个支点，俺可以撬动地球”的能力，国家给政策、给特权，这些人所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与贡献，国家才有可能缓解变民军、异族所带来的内外压力。
但人嘛，没有谁是不爱享乐的，整天替你们丫撅屁股干，干了十多年啊，好么，您平定了国内变民，降服了四方异族，之前的既定目标不是已经实现了嘛。该特么歇歇了。可不成想，为了什么狗屁拉达克，还要打仗！还要出军费！我呸！
什么克什米尔，什么阿拉伯的黑火油，那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干！
之前连掏10年的银子，打了五年的战争，大家都没任何怨言。现在仅仅是一场拉达克这样的小战役，军费连之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精英集团就是死活不同意。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
“对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牺牲的精英集团，再也看不到停止花钱且不断获取收益的希望时，对国家的厌倦心理，也就开始强烈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通过多重方式来发行货币，先缓解“皇商集团”的现金压力，进而形成“作战？交易？分赃？再作战？再交易？再分赃”的军商循环，第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这同时又是个伪命题，自古“功高不得盖主”，军、财、法三权，是必须以皇帝或者国家为最高权威的。任由皇商发展，则财权必然旁落，一旦这些旧地主、旧商贾、旧士子、旧勋贵组成的财权集团正式做大，则国家的未来是很恐怖的黑暗。
所以小朱他们只能牵引出第二个导火索：偿还债务而不是放权经营，这是遏制“皇商集团”发展的重要步骤。
“四方征战、诸边九归城、沿海十八卫港、国内各天府、路网及城市改造，以及各边区的牧场、农场”这些国有项目的本钱都是“皇商集团”出的血，到头来仅仅获得一些利息？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这些国家项目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收益，是个人都看得真亮。我们栽树，你们乘凉？没门！
当精英集团丢掉了“尽管事先并没有明确承诺，但已经被他们视为自己囊中之物的利益”时，也就开始对国家怨恨起来。
因此说，如果以不动产抵押方式发行货币，以进行抵偿债务，通过由“皇商集团”的主动兑换，来实现变相收购的目标，第二个导火索也可以规避开。
但同样道理，为了抑制皇商集团，已经耍了Ｎ多次流氓的小朱，忽然间玩了一把正义，公开借着“白山奴隶”以及“科考舞弊”这两起事件，来铁腕打击“旧党集团”。这真是让人很难适应啊！
而“旧党集团＝皇商集团＝君子集团”的这个等式，又的确属实。所以最终爆发沿江六省的大叛乱，至少从表象上看，通过丰富货币的发行方式，就完全可以避免。
因为从反向上看，丰富了货币发行方式，就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货币保证，将“君子集团”捆绑进国家的财政体系，随着时间、科技、人文理念的不断进步，逐渐消化掉“君子集团”的副作用。
“此乃温酒烹蛙之法！”
“…”
这句话是首辅贺逢圣说的，这句话一开口，整个上书房立时一静，因为首辅这句话，等于做了一个反思性质的定论，那就是国家如今陷入内乱的原因，恰恰是小朱这位君主，以及他所率领的某些臣子们，操持国家过急所致。
这种反思出现在平叛的关键时刻，对于北京政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非常非常危险。因此杨嗣昌很短时间内就有了反应，只见这小子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噌”的一声蹦了起来。
“皇上，稚子食枣，甘而不知节制，终因乳牙未净，是故无龋齿之忧，可见囫囵吞枣，未必一语成？。急切有急切的好处。至于和缓渐进之法嘛！……”说道这里，杨嗣昌很悠然的四下瞥了瞥，在上书房中引起一片冷哼声。
上书房其实并不大，如果君臣二人促膝谈心，那肯定绰绰有余，但问题是现在聚集了十多口子，本来就局促，再加上很多人的心情波动，就有些燥热了。
大家心里都是同样的想法，你杨嗣昌刚才气急败坏的直蹦高，但终究是有点儿风度，开始说的还挺像回事儿，并且举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典故来阐述条件不同，后果不同，既然未来不可预知，不如享受当下美味。这道理说的不是挺顺溜的嘛！怎么说着说着，老毛病又犯了，小眼神怎么玩呢？又欺负首辅大人老实是怎么的？
但不论这些人怎么忿忿不平，小朱已经拍手称快了，尽管他前半句根本没听懂。
“对对对，杨先生说得没错，已经过去的事情，难道推倒重来，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吗，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吾皇所言，哪个，极是！”
群臣不大情愿的拱了拱手。
之所以事情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依然有人在虑虑如何逼反旧党的成因，就是因为侯方域的公开论题，总体来说，侯方域的一诗两假设，在传统文人心中，产生了很大共鸣。
因为一个国家，总是要有统治阶层的，既然中国人通过数千年的摸索实践，确立了儒家为理论经典，那么遵循孔孟之道所培养出来的士子，就理当成为统治阶层。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成为文人很简单，只要从小识文断字就可以了。可要是想成为统治权力中的一份子，文人就要考取功名。通过相对公平、规范、理想化的科举制度，既适当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也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陈代谢。
既然已经确立士子为统治阶层了，那首先就需要一点统治特权，皇权也是特权之一，因为只有竖立起皇权，士子的资格才能顺利获得。而给予士子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就需要士子们首先允许皇族拥有名义上的至高权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以上，就是侯方域引起全体文人共鸣之处，假设儒家、皇家各为一党，则大明朝实施的是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党产，素来是不缴税的，相反，还要享受财政支持。否则，如何体现党对国的统治地位？
因此说，士子在税收上的优惠特权，也必须保留。当然，皇家的特权，也必须维护。这同样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好了，小朱现在已经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无奈之处，因为要想彻底打破士子特权，则其皇权也会顷刻倒塌，之所以现在他的地位依旧稳固，不是因为他不杀大臣之德行，也不是因为他带领国家打赢了四方征战，更不是他素有信用的美名，恰恰是他一直以妥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皇上虽说混蛋一点儿、流氓一点儿，还很有些不学无术，但什么事情，都还有得商量。
如果他一力改革下去，则士子与皇权将同时倒塌，届时乱世再起，纷争百年，直到出现一位“秦始皇”式的英雄，一统八荒六合，然后重新搭建起皇权、儒家联合执政的党国，一切归零。因为在没有相对发达的科技前提下，东方人玩普遍民主，基本等同于议会打群架。
现在，确实到了又一个让步的时机，借着侯方域的三步棋，北京这边，也要相应微调一下步骤，否则莫说什么平叛了，惊天骗局能否成功都是问题了。
在这场微调行动中，内阁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隆臣卢象升、熊文灿，武将吴三桂、黄得功等人（仅限北京工作），坚定的站在到了小朱的身后。
但仍要记住那个前提，正是因为小朱愿意妥协，才使得他获得了“对国家现状有着清醒认识，且不满于传统陋习，并愿意针对底层百姓利益而进行改革的精英集团”的支持。
如果小朱不妥协，即便他是吴三桂、黄得功的恩上，哪怕他是卢象升、熊文灿的知己，尽管他对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有知遇之恩，这些人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微调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像采用黄宗羲的“推窗之论”、推行丙榜以试验堵胤锡的“全才科举”和徐光启的“分科取才”，包括推崇“士、农、工、商，四业并彰”都属于微调方式。
现在，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的洪承畴，针对士子纳税特权的微调，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
将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分解。
动与不动的分解，其目的就是要躲过法律的桎梏。之前出台了一堆的法令，什么《限田令》《仆从新令》以及《新税令》等，都没有明确注明“士子可以免税”这一条款。
现在您老几位忽然说什么：
“对不起，之前我们错了，不应该不给士子们税收优惠，现在好了，给你们优惠。”
这么干只能死得更快，而且还违反了所有这些革新派的政治初衷。因此，几位维新派官员在洪承畴的主导下，于上书房共同提出了“动与不动”的概念。
不动产，官绅士民，一体纳税。动产，以官府红头香为核税依据，不同人群适用不同税率。
“何谓动产？”
“非不动产也。”
“何谓不动产？”
“房田山川、农渔矿狩！”
“……”
这是一次最为深远的改革。因为随着动产与不动产的分割，早先丁田分赋的琐碎、一条鞭法的粗犷，都将被正式规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士子作为统治阶层的税收特权。而且也敦促这些少数族群，在占据多数资源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税收做出适当的贡献。
动与不动的灵感来源，就在于洪承畴最近为了操盘“惊天骗局”和“杯葛印度”，而接触到了很多的西方人。
惊天骗局是针对南京方面，本来金陵城就是西方人的集散地之一，玄青子搭建情报系统时，征用了很多西方人担任信使。洪承畴会同吴三桂处理这些讯息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很多西方人。
杯葛印度是利用芽郎班船长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力，中国方面暗中资助他，在印度内部挑起战乱，以迫使印度降低对拉达克的军事压力。
拉达克王国已经将政治版图全面缩进了克什米尔地区，一方面出让了中国的扎克地区，一方面退还了印度的部分领土。拉达克王国回归传统势力范围？克什米尔地区之后，对于印度来说，已经完成既定政治目标。再打下去，唐栋的军队，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说，芽郎班的功效被无形中放大了很多倍，中国稍微资助他一些金钱和武器，拉达克战役立刻出现曙光。这就使得洪承畴不得不对芽郎班以及其身后的海盗共和国产生兴趣。
两个成因之下，洪承畴忽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洋十大海盗集团成立的“海盗共和国”这个怪胎，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单元，不如说是东西方的武装弃儿，联合成立的垄断海运公司。
垄断海运公司很好理解，海运时间长，成本高，如果由专业的海盗集团来承担海运上的所有风险，对于东西方货主来说，都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那么武装弃儿又如何讲呢？这就涉及到东西方的继承原则了。
首先，继承的内容一般包括尊位（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其中财产继承又包括不动产（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及其附属物等）继承和动产（主要包括金、银等）继承。
其次，由于尊位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在这方面，东西方的继承制度并无大的区别，一般都采取嫡长子继承的方式；
第三，关于财产继承，东西方就出现了不同：
在中世纪的西方，不动产基本上均由嫡长子继承，并且不可分割，而动产则是析分给诸子，并且这种分割常常是均分。
而在中国，自春秋战国（特别是汉代）以后，基本上确立了诸子平均析产的继承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析产”既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
在洪承畴这样传统中走出来的官员看，那些西方人家庭中的别子（除长子外诸子），都属于弃儿。因为尊位被长子继承了，土地被大哥拿走了，就分了点仨瓜俩枣的散碎银子，独自出去捞世界，这不是弃儿是什么！
但人家的弃儿也并没有活在悲惨世界之中，相反，海神塔斯曼、范西礼、冯香子这几位东西方的宠儿，都是弃儿身份。这就使得洪承畴不得不反思中国的继承原则中，是否存在疏漏。
古代中国不动产与动产诸子析分的制度看似更合理，但是反而把包括“别子”在内的所有“诸子”都束缚在最主要的不动产？土地？上，使之难以冲破血缘家庭而走向独立，更不可能寻求大的发展，形成制度依托，结果，土地越来越被细分，形成土地与人口矛盾的不断激化。同时，古代中国在财产继承上的诸子析分也使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于象征嫡长子所具有的唯一独占垄断权的尊位？皇权？的争夺上。
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始终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循环，跳不出历史的怪圈。而且由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并互不统属，社会关系脆弱，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致使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历史不断重复。
侯方域第一个假设说得很实际，农户越来越少，士子官吏越来越多，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土地兼并的趋势，永远跳不过三百年一个循环。
士子、官吏作为掌权阶级，他要做到的，是尽量保证自己众多的子孙，在自己死后都能过上悠而无忧的好日子。如果他们的土地是固定的，则越分越少，三代之后，自己的孙子，竟然沦落到一家只有三亩地？这太可怕了。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特权阶层才尽可能多的寻求土地最大化。直到“官逼民反”的乱局出现。
现在洪承畴以“动与不动”为元素，要在赢得惊天骗局的同时彻底打碎这种治乱交替的锁链，可谓是任重道远。
……
第五十三章：继承新则
双方各自按着自己的套路出牌，却能够达到同样效果，其原因，就在于各方主体利益趋向一致。
……
北京又开始下雨了，临近初冬时节，居然还在下雨，这对于农业大国来说，并不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时代里，初冬前30天，粮食刚刚收上来，需要阳光晒一下。再就是听凭老天的寒冷，将土地里的虫子都给冻死。
如果初冬前多雨，意味着今年将是暖冬，那么来年的春播之时，就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