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时，也曾经提出“渭南开禁，兴建沟洫，拓展农田，以为山东移民垦荒之地”的方略。然其时正逢秦昭王晚年守成以对六国，诸事不愿大兴，山东商旅的上书与蔡泽的拓展方略都做了泥牛入海。蒙恬离开咸阳时，渭水南岸还是清幽荒莽如故，目下却大是不同了。
兰池与渭水之间的柳林地带，工匠纷纭人声鼎沸，两座大碑赫然矗立，东碑大刻“文信学宫”，西碑大刻“文信贤苑”。显然，都是以吕不韦封号命名！两片工地之间，一道石条大桥直通北岸咸阳，与西面的渭水老白桥遥遥并立，成为滔滔渭水的两道卧波长虹。咸阳南门原只有两座城门：正对白桥的是正阳门，南向与南山主峰遥遥相对，故为南正门；西侧两里一道侧门，因直通西去故都雍城的石港码头，故曰雍阳门。如今却又在南正门以东新开了一道城门，叫做栎阳门。栎阳门正接新桥，东侧又新建了一座石港码头。蒙恬揣摩，必是在码头登船便可东下故都栎阳，所以才叫了栎阳门，与西侧门之名实正相呼应。文信学宫与天下贤苑之南的兰池岸边，也有了几家已经开张的商铺酒肆，更有许多正在修建的喧闹工地，车队人流纷纭交错，一片繁忙热闹。
“怪也哉！吕不韦要在秦国兴办私学么？”
念头一闪，蒙恬无心回家了，略一思忖便打马直奔了南岸山塬的那座隐秘庄院。可进山一看，面目已然大非原来，一条丈余宽的黄土碎石大道直通山头，山下一座石碑竟赫然刻着“鸿台”两个大字。犹豫片刻，蒙恬终究还是登上了坡顶。山头庄院倒是无甚变化，只是庄院外新起了一座颇有格局讲究的小庭院，时有内侍侍女进出。蒙恬说找王绾，便有一个中年侍女出来，打量得一眼便问他是否蒙恬公子？蒙恬点点头，中年侍女将他领进了庭院正厅，问也不问便吩咐小侍女上大罐凉茶与酱肉锅盔。风尘仆仆的蒙恬正在饥渴之际，二话不说便是痛饮大咥。堪堪咥罢，王绾匆匆赶来，带着蒙恬下山，登上一辆垂帘缁车，便辚辚进了咸阳王城。
“果真是你！”嬴政惊喜地拉住了蒙恬，“黑了瘦了！”
“蒙恬参见秦王。”
“嗄！”嬴政不屑地抬住了蒙恬两只胳膊，“嬴政还是嬴政。走，这里有密室。”回头又吩咐，“王绾，你在书房守着。只要不是仲父，便说我去太后处了。”说罢拉着蒙恬便推开了了东偏殿深处厚重的木门。
一边啜茶一边急切说话，两人都是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对方的倏忽沧桑，直到赵高轻手轻脚进来点亮了铜灯，才不约而同地叫出一声：“呀！黑了！”喝下赵高捧来的两盆羊骨汤，两人又是精神大作。嬴政思绪奋然道：“只要李斯入咸阳，便是秦国人才！至于那个韩非，日后再行设法便是。哎，你说，这李斯会直奔王城见我么？”蒙恬思忖道：“以目下情势，李斯极可能投奔文信侯门下。试玉尚须七日，我以为这是好事。”“大是也！”嬴政慨然接道：“再说，我这秦王距亲政之期尚远，既不能任事考功，又不能护其风险，搁在身边也是徒然。”蒙恬道：“我也如是想，所以始终没有显露真身，也没有陪李斯入函谷关。”嬴政笑道：“然绝不能教‘鲁天’从此消遁形迹，要联住李斯。一旦时机在即，便要能召得此人。”蒙恬道：“没错！我已经说了大父在咸阳有商铺，我会时不时来咸阳游学，来了便去找他聚酒！”“好！”嬴政拍案道，“只要有人，万事可成！你也眼见，文信侯的新政方略已初见成效。我无实事，只每日在东偏殿守株待兔，遇得国事听一听，说不说无所谓也！当此之时，我只一个心思：熟悉国政，把定可用之才！”蒙恬恍然道：“哎，王翦大哥不在咸阳了么？”“天意也！”嬴政一叹道，“上将军大军攻韩，老将军王龁脱力死了。王翦被晋升为前军副将，正在中原鏊兵，我也近一年没见将军了。”蒙恬便是大皱眉头：“我这老大父越老越急兵，零打碎敲竟没个尽头。照我看，中原有洛阳郡为根基便好生经营，一朝富强便是秋风扫落叶！整日打小仗，老糊涂也！”嬴政释然笑了：“打便打，有甚法？文信侯一力支撑，将相同心，大约也不会再有小战大败。此等小战要止，除非天灾。人，目下不能止也。”蒙恬目光骤然一闪：“是否，有人想拓展洛阳封地？”嬴政肃然摇头：“蒙恬切记：不能非议文信侯！我不能，你也不能，谁都不能！”蒙恬立即恍然拱手：“嗨！蒙恬明白！”
正在此时，赵高匆匆进来对嬴政低声几句。嬴政歉然笑道：“王绾有话：文信侯在正厅等我。小高子，从密道送公子出王城。”站起身便匆匆去了。
吕不韦空前地忙碌了起来。
自从山居劝回少年秦王，吕不韦心头始终沉甸甸不能释怀。少年秦王显然不是随遇而安的庸才，而是极有主见极有天赋的少年英杰。借着太子傅与仲父之身，吕不韦几乎是每三五日必与秦王晤面一次，说完国事便也必然要说到修学。半年下来，见事深彻的吕不韦便有了一个鲜明印象：少年嬴政惟法家至上，对其余诸子百家都是不屑一顾！尽管嬴政从来没有激烈地非议过任何一家学说，也没有醉心地推崇颂扬过法家，但吕不韦依然可以从一个少年难以掩饰的对前者的漫不经心与对后者的了如指掌中敏锐觉察到了其中要害。若是嬴政鲜明激烈地推崇法家，反倒是好事了。一则，推崇法家原本便是秦国正道。二则，坚持秦法也是历代秦王的为政准则。对于吕不韦，既可直言相向地指出法家治国之缺失，亦可用新政事实来证实：修补这些缺失是国人所期许的。然而，嬴政却分明不是如此。这个少年秦王显然在压抑自己对法家的激情，显然有意对“仲父教诲”不做任何辩驳地只管聆听。这是嬴政的秉性么？面对既行秦法又改秦法的吕不韦新政，凡事都有主见的少年嬴政却从来不置可否，这便是吕不韦的心病。吕不韦曾经推测，嬴政内心可能以为：吕不韦不断推出的新政不是法家正道，自己若公然推崇法家，则与目下秦国新政相背，所以便要匿形匿心，不能与吕不韦有任何歧见。吕不韦记得清楚，第一次想到这里，自己几乎是吓了一跳！果真如此，其心难测也！吕不韦曾有意无意地对太后赵姬说起此事，赵姬亲昵笑道：“小子自幼便强横，外公教他读书，总是折辩不断。但做甚事，不管我如何说法，小子都要闷头想一阵子。也有一样好处，有错便认，从不缠夹。你是仲父也，他一个毛孩子明得甚治国大道？”那以后，吕不韦又秘密召来王绾备细询问嬴政诸般行止秉性，终于认定这只是少年才子的偏执通病而已，只要诱导得法，必能改弦更张而成泱泱器局。
此等心事，只与纲成君蔡泽有得一说。
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吕不韦的青铜轺车进了蔡泽府邸。
在秦国，蒙骜、吕不韦、蔡泽都是当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谓之“外臣”。三人之中，惟蒙骜是孩提时随家族入秦，然毕竟不是生在秦国，算不得名副其实的秦人，故在“外臣”眼里依然是同样的伴当。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国三个职爵最高的权臣，一相一将一上卿，几乎便是秦国的全部实权事权。若再将太后赵姬这个赵国女子与有着一半赵国血统的秦王嬴政算在内，秦国庙堂几乎便是外邦天下了。当今之世，也只有秦国有这种罕见的外臣聚权之象了。诚然，战国时代各国任用外邦名士为权臣者，可谓举不胜举。然则都有一个共同处：一代名君所为，名君之后终是断断续续，最后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国大大不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始终是外臣当国，英才汇萃，从无间断！大体说来，秦国的外臣有五种人：一是名士而成权相者，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魏冄、蔡泽、吕不韦以及后来的李斯；二是基于纵横需要而入秦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经短暂做过秦国丞相的孟尝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将者，如司马错、蒙骜与军中的胡族将领；四是被永不过时的求贤令吸引入秦，而成为郡守县令与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给秦君而成气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随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贵胄，如宣太后以及华阳君、阳泉君等。如此连绵不断的外臣气候，山东六国可谓望尘莫及也！就实而论，一个久居西部边陲数百年的半农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怀气魄，不能不说是天下异数。令吕不韦深为感慨的是，秦国朝野从来没有觉得有甚反常，更没有无端的戒惧猜忌。虽说老秦人有时也因不满某事某人而对外臣骂骂咧咧一阵，然终究从未酿成过疑外风潮。这便是秦国，一个令天下俊杰才子无法割舍的施展抱负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几多。
惟有此等气候，吕不韦与蔡泽、蒙骜以及所有“外臣”之间的相互来往，从来没有忌讳。外臣聚相谋国，从来都是坦坦荡荡。百余年来，除了范雎举荐的郑安平战场降赵，不计其数的外臣尽皆耿耿襟怀忠心事秦，从来没有过“二心”之人，更没有过背叛秦国的事件发生。
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忌。然则，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便会是无休止地争辩。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却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便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惟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便是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却是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却是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而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惟补秦法之缺失也，惟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地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政，与国府无关。其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做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做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