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之名，开杀戮之风。昔秦穆公人殉杀三良，罪黜百里奚，被天下呼为‘缪’。秦昭王杀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者，皆天下大失也！政谚云：‘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足下若有寸心之良，敢请将蒙毅之说禀明二世皇帝。如此，老夫足矣！”
“只是，大人今日必得一死。”赵成狰狞地笑了。
“蒙毅无罪有功，绝不会自裁承罪。”
“如此，在下只有亲自动手了。”
“好。”蒙毅霍然站起，淡淡一笑道，“老夫身为上卿重臣，纵无从报国，亦当使天下明白：非蒙毅认罪伏法也，蒙毅的头颅，是被昏政之君砍下的。九泉之下，老夫也能挺着腰身去见先帝……”
“好！老夫送你！”
“先帝陛下！你可知错——”
蒙毅呼喊未落，一道邪恶的剑光闪过。
一颗须发灰白的头颅随着激溅的鲜血滚落地面……
蒙毅之死，是帝国暮色巨变中第一次血淋淋人头落地。
在扶苏与蒙氏集团的悲剧命运中，唯独蒙毅没有接受‘赐死’诏书而拒绝自裁。蒙毅，是被公然杀害的。这个少年时期便进入帝国中枢执掌机密的英才，曾对帝国创建立下了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功劳，其风骨之刚烈，其奉法之凛然，都使其成为李赵胡阴谋势力最为畏惧的要害人物。蒙毅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假设转折点性质的少数人物之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假若蒙毅在最后的大巡狩中不离开始皇帝，便绝不会有李赵胡三人密谋的可能；因为，蒙毅是总领皇帝书房政务的大臣，是皇帝秘密公文的直接掌握者，又是拥戴扶苏的根基重臣，绝不会滞留始皇帝诏书而不发；更有一点，蒙毅还是赵高最仇恨而又最无可奈何的上司，从政治生态的意义上说，蒙毅是赵高的天敌，是此类宫廷阴谋的天敌……当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时，后人不能不感喟万端，必然乎，偶然乎，人算乎，天算乎！
带着蒙毅的人头，赵成曲宫的马队南下阳周了。
当赵成走进囚室洞窟的时候，蒙恬正在山窗前那片秋日的阳光下呼呼大睡。老狱令轻轻唤醒了蒙恬。蒙恬坐起来看了看酷似赵高的赵成，冷冷一笑道：“老夫明白，鸡犬入庙了。”饶是赵成厚黑成性，也被蒙恬这不屑之词说得面色通红，恼羞厉声道：“蒙恬！你有大罪！你弟蒙毅有大罪！你之死期，便在今日！”蒙恬淡淡笑道：“若是老夫不想死，不说你一个赵某，便是二世皇帝也奈何不得老夫。谓予不信，足下且试试可也。”赵成早已听闻阳周城被游民军士围困多日的消息，心下确实不敢小觑蒙恬，思忖片刻，缓和了神色一拱手道：“在下奉诏行法而已，若将军不嘲讽在下，在下何敢冲撞大将军？方才得罪，尚乞大将军见谅。”蒙恬淡淡道：“足下有话但说。”赵成道：“将军之弟，已发至内史郡羁押勘审。今日在下前来，乃奉陛下诏书，赐死将军，诚得罪也。”
“老夫或可一死，然有一事得足下一诺。”
“将军但说。”
“老夫上书于二世皇帝，足下须得代呈。”
“将军若是复请，在下不敢从命。”
“老夫复请于先帝可也，复请于二世，岂非有眼无珠哉！”
“将军若死，赵成自当代呈上书。”
蒙恬走到幽暗角落的木案前，捧过了一只木匣打开，一方折叠得四棱四正的黄白色羊皮赫然在目。赵成看得一眼，蒙恬推上了匣盖，递给了赵成。蒙恬转身从案上拿过那支铜管狼毫大笔，走到老狱令面前道：“老狱令，这是老夫近年亲手制作的最后一支蒙恬笔，敢请亲交王离将军。”老狱令老泪纵横地接过了大笔，连连点头泣不成声了。蒙恬转身走到木案对面的另一角落，掀起了一方粗布，抱起了那张毕生未曾离身的秦筝，轰然一拨筝弦，长叹一声道：“秦筝秦筝，你便随老夫去也！”双手一举正要摔下，老狱令大喊一声扑过来托住了蒙恬臂膊道：“大将军，秦筝入狱未曾发声，大将军何忍也！”蒙恬蓦然愣怔片刻，慨然笑道：“好！老夫奏得一曲，使秦筝铮铮去也！”“哎。”老狱令哽咽答应一声，转身对外嘶声高喊：“摆香案——！”
洞外庭院一阵急匆匆脚步响过，片刻间一张香案已经摆好。老狱令与一名老狱吏恭敬地抬起了秦筝，走出了囚室，摆好了秦筝。蒙恬肃然更衣，束发，带冠，一身洁净的本色麻布长袍，缓缓地走出囚室，走到了摆在小小庭院当中的秦筝前。午后的秋阳一片明亮，碧蓝的天空分外高远，蒙恬踩着沙沙落叶，举头望了望碧蓝天空中飘过的那片轻柔的白云，平静地坐到了案前。倏地，筝声悲怆地轰鸣起来，蒙恬的苍迈歌声也激荡起来——
秦人兴邦 烨烨雷电
求变图存 克难克险
步步尸骨 寸寸河山
六世雄烈 一法巍然
大矣哉！
追先帝兮挟长剑
陷敌阵兮凯歌还
扫六合兮成一统
创新政兮何粲然
长城如铁兮胡马遁
锐士纵横兮息狼烟
呜呼！
庙堂权变兮良人去
念我苍生兮何处有桑园……
随着激越轰鸣的秦筝，随着苍迈高亢的秦音，狱吏狱卒挤满了小小庭院，哭声与筝声歌声融成了一团，在萧疏的秋风中飘荡到无垠的蓝天无垠的草原……不知何时，蒙恬从容起身，走进了囚室，捧起了案头的一只陶盅。咕的一声响过，蒙恬淡淡地笑了，喃喃自语地笑了：“我何罪于天，无罪而死乎！”一阵秋风掠过，沙沙落叶飞旋，蒙恬又笑了：“是也，蒙恬当死矣！从临洮至辽东，开万里长城，使万千黔首至今不得归家，蒙恬不当死乎？”淡淡的笑意中，喃喃的自语中，伟岸的身躯一个踉跄，终于轰然倒地了。
蒙氏兄弟之死，是秦帝国最大的悲剧之一。
在秦帝国历史上，以王翦王贲父子为轴心的王氏部族，与以蒙恬蒙毅兄弟为轴心的蒙氏部族，是公认的帝国两大功勋部族。若论根基，蒙氏尚强于王氏。蒙氏部族原本齐人，自蒙骜之前的一代（其时蒙骜尚在少年）入秦，历经蒙骜、蒙武而到蒙氏兄弟，三代均为秦国名将重臣，蒙氏子弟遍及军旅官署，且忠正厚重之族风未曾稍减。应该说，正是许许多多如蒙氏如王氏一般的正才望族的稳定蓬勃的延续，才成就了帝国时代的强大实力。而今蒙氏兄弟骤然被一齐赐死，其震荡之烈，其后患之深，是难以想象的。所谓震荡，所谓后患，集中到一点，便是对秦国军心的极大溃散，对秦国军风的迅速瓦解。自王翦王贲父子相继病逝，秦军的传统轴心便聚结在了以统帅蒙恬为旗帜的蒙氏军旅部族之上。蒙恬以天下公认的军旅大功臣而能被赐死，秦军的统帅大旗被无端砍倒，秦军将士之心何能不剧烈浮动？后人常常不解：何以战无不胜的秦军锐士，面对后来暴乱的“揭竿而起”的农民军反而倍感吃力，到了对项羽军作战之时更是一朝溃败，连最精锐的九原大军统帅王离都一战被俘？这里的根本原因，便是自蒙氏被杀后的军心溃散。蒙恬死后，胡亥赵高更是杀戮成风，国家重臣几乎悉数毁灭，军中将士不说多有连坐，便是眼见耳闻接踵连绵的权力杀戮，也必然是战心全失，虎狼之风安在哉！也就是说，作为历史上最为精锐强大的雄师，秦军是被自己朝廷的内乱风暴击溃的；其后期战败原因，并非后来贾谊说得“攻守之势异也”，或者说，攻守之势异也绝不是主要原因。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蒙恬蒙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蒙氏部族的溃散。因蒙氏太过显赫，胡亥赵高李斯均有很大顾忌，故此未能像后来诛杀其余功臣与皇族那样大肆连坐。纵然如此，蒙氏部族还是立即警觉到了巨大的劫难即将降临。蒙氏部族素来缜密智慧之才士辈出，一旦察觉如此巨大的冤情绝无可能洗刷，立即便有了一个秘密动议：举族秘密逃亡。遍及军旅的蒙氏精壮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防地出走，咸阳的蒙氏两座府邸也迅速地人去府空了。合理的推断，蒙氏逃亡不可能重返海疆，而是南下逃入南海郡的秦军，投奔岭南大军的蒙氏族人。唯其如此，后来的赵佗大军不再北上挽救昏乱暴虐的二世政权，方得有合理的解释。当然，始皇帝当年的秘密预谋也是理由。然在此时，更合乎军心的理由，只能是对二世政权的深恶痛绝……
蒙恬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有秦帝国的蒙恬大军，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匈奴作战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风扫落叶，真正做到了苍鹰扑群雀。西汉盐铁会议之文献《盐铁论？伐功》篇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列位看官留意，华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联结西部戎狄攻入镐京，迫使周室东迁洛阳开始。自此，魔闸被打开，西北胡患在此后整个春秋战国秦的五百余年历史上，一直严重威胁着华夏文明的生存。秦赵燕西北三国因此而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对内争霸，对外御胡。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才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使华夏文明获得了稳定的强势生存屏障。显然，蒙恬长期经营北边而最终大驱匈奴，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蒙恬大军夺取阴山南北的大战胜与万里长城的矗立，其后接踵而来的“楚汉”大乱时期，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华夏文明的生存将陷入无可预料的危境，其后有没有汉王朝有没有汉人，实在都是未知之数。蒙恬作为一代名将，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没也！
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