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高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身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具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性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对“势”的研究，盖出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性政变，遭遇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民族的历史脚步在艰难泥泞中并未停歇。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
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
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本卷结束） ……
跋 无极之外
复无极也 跋 无极之外，复无极
——孙皓晖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庄子说得好，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宁非如此哉！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锡仁、刘安、程鹏、周沂林，以及企业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