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若是想封城隍，只需祭天时通告一下上天就行了……”
看着李至刚绞尽脑汁地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朱棣几乎要笑出声来。其实封逝世的英杰为城隍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据朱棣所知，明孝宗年间（1488—1506），莆田抗元英雄陈文龙（1232—1277）被封为福州城隍爷；其从叔抗元英雄陈瓒（1232—1277）被封为兴化府城隍爷。由此可见，将某个具体的人封为城隍，与这个时代的舆论思想并无激烈矛盾。
朱棣想要册封城隍既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争夺宗教控制权。在欧洲，理论上教宗的地位比国王还要高。在印度，国王只不过是第二种姓，而掌握宗教的祭司们却是第一种姓。然而在中国，宗教的力量相对于皇权而言非常弱小。皇帝若是不高兴了，想灭佛就灭佛，想抑道就抑道，根本不容他们反抗。
中国没有强势的宗教。普通百姓当中有信佛者，有信道者，也有的人信仰其他影响较小的宗教。但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信仰坚定的，因为他们可能前天去求过送子观音，昨天又拜过五通祠，今天看到了一座和尚庙，结果就进去给如来佛进献香油了。这种行为其实算不上真正的信仰，再加上许多人根本就不信仰任何宗教，这便令少数外国人误认为古代中国人没有正式的、统一的信仰。然而这个结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同一种信仰——祖先崇拜。
在中国，不祭拜祖先是不可想象的。即便生活再贫困，到了春节或清明，人们都会举行祭祖活动。若是有什么需要祈祷的事，很多中国人都会说“祖宗保佑”；若是遇上顺心的事，他们就会说“祖上有灵”。
朱棣打算小小地利用一下中国特有的祖先崇拜情结，使得烈士陵园成为军人的心目中的圣地。
最强的军队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在朱棣看来，其中最关键之处便在于士气。
历史上，未经训练、装备简陋的农民起义军，打败在训练和装备方面都占优势的正规军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士气的差异。日本的战国时期，普通的农民起义军完全不是武士的对手，但一向一揆起义军在战斗中却能够与由武士组成的军队平分秋色。为什么未经正规训练、装备简陋的一向一揆起义军能够拥有那么大的战斗力呢？原来，一向一揆起义军是一向宗的信徒，他们坚信自己为了宗教事业而战死后能够进入天堂。于是每当战斗时，拿着木棍和农具的一向一揆宗信徒总会悍不畏死地向全副武装的军队扑过去。那群狂信徒们高喊着神佛的名字，无论是弓箭、铁炮、长矛还是武士刀全都不能阻止他们冲锋的脚步。而他们的对手却并没有那种毫不动摇的意志，如果不是在训练和装备上都占据极大的优势，而且战斗意志也不算太脆弱，武士们甚至不可能与一向一揆起义军抗衡。
如果中国的军队能够拥有那种悍不畏死的战斗意志，而且训练和装备都能够达到足够的水平，那么，中**队将会拥有多么可怕的战斗力？！每当想象中**队所向披靡的场景时，朱棣兴奋得连灵魂颤栗起来。
战死沙场便能进入烈士陵园享受皇家祭祀，这就足以刺激士兵在战场上爆发充分的战斗意志了。若是死后还有机会被封神，哪怕只是山神、土地以及城隍庙里的配神，这种荣耀对于普通士兵以及中下级军官而言，其吸引力之大，即便比不上考上状元，但至少也不会逊于中举。
朱棣唯一担心的是，这个措施对于热衷于祖先崇拜的中国人来说会不会刺激太大，以至于军人们上了战场后，会因为过于狂热从而增加不必要的伤亡——二战时德国的希特勒青年近卫师就有这种毛病，这个王牌师的战斗力倒是没话说，问题是一旦遇上顽强的对手，这个师的损失往往会非常巨大——冲锋时若是己方的重火力没有迅速敲掉对方的火力点，他们不会考虑等待、迂回之类的策略，而是会不顾伤亡、前仆后继地冲进如雨的弹幕。
不过，无论如何，因狂热而导致不必要的伤亡总比因懦弱而导致一触即溃要好得多。
想到这里，朱棣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你说得不错，土地、山神这种小神，朕自己就可以册封。而城隍这一级的神祗，朕虽贵为天子，但也应该敬畏上天，因此理当在祭天时告知上天，然后再册封其为城隍。”
“城隍庙里的配神，比如说两旁分列的八大将、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钟鼓神以及十殿阎王、十八司等，以及土地神、山神，可由烈士陵园中那些有资格书写生平事迹的烈士担任。其人选，由礼部负责甄别审核，然后将名单交予朕批准。”
“至于城隍的人选，就由朕从享配太庙、入功臣庙以及入贤良祠的英杰当中挑选。”
李至刚再一次顺从地说道：“臣遵旨。”
第七章 茶法（上）
昨天晚上花了整整一个通宵殚精竭虑地写着那份奏折，可早朝时皇上却根本没出现。向太监询问“皇上能否接见自己”，却没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一直到中午也没等到皇上的接见，夏元吉只得闷闷不乐的回到家中。家人做好了饭，可他又哪里有心思吃？发了一会儿呆，睡意便一阵一阵地袭上头来。迷迷糊糊地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夏元吉隐约听见外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然后听见管家在门外喘着气喊道：“老爷，宫里的公公来了……”
夏元吉一个激灵，迅速从床上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朝着正院小跑过去。
到了正院，却见一位公公正在正院里立等着。见夏元吉过来了，这位公公走到正厅滴水檐下南面立定，面无表情地说道：“有旨意，夏元吉听宣。”
待夏元吉伏跪叩头了，这位公公口宣谕旨道：“奉皇上口谕，着夏元吉即刻入养心殿见朕。钦此！”
得到旨意后，夏元吉不敢担搁，赶紧出发。
待进了养心殿垂花门，夏元吉突然听到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声音，想了想，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昨天拿到皇上密匣后他没吃晚饭便躲进了书房；今天很早就去参加早朝，自然也就没吃早饭；中午回到家中没有食欲，结果又没吃中饭。也就是说，夏元吉已经一整天都没吃过饭了。不过，现在虽然很饿，却也没机会吃点什么东西了，因为养心殿的总管太监马彬已经迎了上来小声地请了安，然后将他引进殿心殿的暖阁内。
暖阁里并没有皇上的身影，夏元吉只看见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奏折。夏元吉认出那名官员是皇上身边的红人，文渊阁学士、翰林院侍讲杨士奇。翰林院侍讲虽然只是正六品，但杨士奇入值文渊阁后能够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着实是位卑而权重。夏元吉说起来是官居正三品的左侍郎，然而就权力大小而言，他还比不上杨士奇。
夏元吉和杨士奇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年纪相仿，前者生于1366年，后者生于1365年，两人只相差一岁。另外，两人幼时生活都很贫困。不过，夏元吉和杨士奇却并没什么交情。
夏元吉的父亲在世时任湘阴教谕，虽然家庭称不上富裕，但有着身为教谕的父亲，夏元吉的学识倒还算扎实。十三岁时，夏元吉的父亲去世，他和母亲过了几年孤儿寡母的苦日子，但不久后夏元吉便中了举，接着又被推荐入太学。适逢明太祖朱元璋挑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元吉被选中抄写文诰。同去的太学生对抄抄写写不感兴趣，在房内嘻笑喧闹，只有夏元吉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抄写。朱元璋对他十分赏识，破格提拔他担任户部四川司主事。说起来，夏元吉虽然在父亲去世后过了一段短暂的苦日子，但官路还算顺畅。
而杨士奇则不同，他根本就没中过举。当然，没能中举并不是因为杨士奇智商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此人早年的命运多桀。
杨士奇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庭更加贫困。在这种条件下，杨士奇五岁就能够背诵《大学》，足以证明他的智商很高。六岁的时候，杨士奇的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位有官职在身的著名学者。
杨士奇地继父叫罗性。字子理。罗性性格耿直。但生性高傲而且待人严厉。杨士奇成为罗性地继子后。自然而然地改姓为罗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罗性非常欣赏杨士奇。进而让杨士奇恢复了原姓。
事情是这样地：1373年罗家举行祭祀先祖地仪式。八岁地杨士奇看到这个场景。不知道怎么想起了在他一岁半就去世地父亲。于是悄悄从外面捡来土块。做成神位地样子。找到一个无人注意地角落。郑重地向自己亡故地父亲跪拜行礼。杨士奇地行为被罗性看到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有着尊崇孝道地传统。看到这个情景后。罗性开始对杨士奇刮目相看。于是不仅让杨士奇恢复了原姓。并且还着力培养他。供他读书。
如果没什么意外。杨士奇本该通过各项考试。最终中进士入朝为官。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但上天实在弄人——仅仅一年之后。罗性因罪被贬职到远方。杨士奇和他母亲地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由于家境贫困。杨士奇没有办法向其他读书人那样上京赶考图个功名。为了贴补家用。他十五岁就去乡村私塾做老师。后来。没有功名地杨士奇好不容易在县里混了一个训导。谁知道不久之后又出了事——不知怎么弄地。杨士奇居然把官印给弄丢了。按当时地法律。弄丢官印是要坐牢地。幸好杨士奇并不是读书读傻了地书呆子。眼见祸事临头。杨士奇便毫不犹豫弃官而逃了。
之后二十多年。杨士奇一直过着颠沛留离地盲流生活——从这里看。明朝地户籍制度似乎并不比二十世纪地户口制度更可怕。至少杨士奇并没有被什么收容所给抓起来打死。
在度过长期学习教书地流浪生活后。杨士奇终于等到了他人生地转机。建文二年（1400）。建文帝召集儒生撰写《太祖实录》。三十六岁地杨士奇由于其扎实地史学文学功底。被保举为编撰。到这时。杨士奇才正式走上大明官场。
在杨士奇入选文渊阁之前，夏元吉与杨士奇两人一来官阶相差太大，二来前者是正儿八经的举人，而后者只是布衣出身，所以两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交往。
当夏元吉正在寻思杨士奇为什么也在这里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皇上略带惊讶的声音。
“杨士奇，你还没看完？”
听到这个声音，杨士奇赶紧离座。待朱棣不紧不慢地走到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后，杨士奇和夏元吉一同朝朱棣叩首。
对于跪拜礼，朱棣并不强烈反感——反正不是他朝别人下跪。当然，来自现代的朱棣也不至于喜欢中国人动不动就下跪，毕竟这种动作容易诱发人的奴性。只不过，朱棣也知道这种礼仪习俗在古人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想要改变它必会遭受极大的阻力。在朱棣看来，对跪拜礼进行改革的收获未必及得上成本，赔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所以朱棣暂时不打算废除跪拜礼，顶多也就是让自己所欣赏的大臣免礼也就是了。
遵循着这个原则，朱棣对夏元吉和杨士奇说道：“免礼，赐座。”
夏元吉和杨士奇谢恩并斜签着身子坐了椅子上，杨士奇略一欠身向朱棣说道：“皇上，这份折子臣已经看完了。只不过……”
看出杨士奇的犹豫，朱棣微笑着说道：“但说无妨。”
杨士奇斟酌着说道：“依臣看，皇上制定的这份役法改革计划实在是百姓之福，只不过臣有几点疑问。”
“其一，奴婢、佃仆之流必然无力缴纳人头税附税，这笔税赋多半会转嫁给大户。然而臣担心大户会采取诡寄的方式逃避。”
“其二，贫民无力承担人头税附税，又不愿背井离乡，民间藏匿人口的事例恐怕会增多。如此一来，国家服役人口数量减少，必然会削弱国力。”
“其三，将解运事宜由民间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后，官吏借机侵欺勒索的弊端固然会消失，然而官营的事物所费钱粮远比民间更多，极端情况甚至是民间自理的数倍。这样一来，恐怕国库不堪重负。”
“其四，臣想知道浮动田赋是怎么回事。”杨士奇顿了顿，说道：“若浮动田赋的数额直接由户部核定，想必户部定然会忙不过来；若浮动田赋由地方官员核定，臣担心，地方官吏会借此机会上下其手、侵欺勒索。”
一旁仔细聆听的夏元吉修身养气的功夫还不错，并没有露出异样的表情，不过他的心中却惊讶万分。因为，杨士奇所说的这四条，与他写给朱棣的奏折里的主要内容基本吻合。
朱棣听完后，微微一笑。
“你与夏侍郎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昨天夏元吉看过朕的役法改革计划后，所写的奏折，其主要内容与你的疑问倒是相差无几，只是更加详细些罢了。”
“朕来为你们一一解释。”
“关于诡寄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移民的对象可划分为四大类型：一是因犯罪而被流放；二是无力缴纳赋税因而被官府强制移民；三是自愿移民者；四是自费移民者。后两种情况都是以自愿为基础，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虽然自愿移民，但无力承担移民的费用，而后者家产富裕，有能力自行支付移民的费用。”
“朕可规定：流放者在流放刑期内身份属于村长或屯长的奴仆，刑期结束后可无偿分得50亩土地；因无力缴纳赋税而被强制移民者，抵达移民点后可无偿分得80亩土地；自愿移民者可无偿分得100亩土地；自费移民者除无偿获得150亩土地外，还可以每亩10个铜钱的价格购买不超过500亩土地。”
“同时，朕会下令地方官吏在农村中广泛宣传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样一来，若大户将田产诡寄于奴婢、佃仆名下，一旦奴婢、佃仆知悉其中猫腻进而向官府提出将名下田产充当盘缠进而自费移民，那么他们便能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大户则将损失诡寄的田产。即便奴婢、佃仆不知其中猫腻，但由于被迫移民与自愿移民所能享受的待遇不同，因此除非是对寄身于大户人家的生活特别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