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言官弹劾林海的缘故，朱棣终于想起了此刻还待在监狱的金炯。
朱棣很不喜欢为了求名而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行为，因此极其厌恶金炯。但是说为此而将金炯处死，朱却觉得没必要。于是在宣布了三振出局法后，朱棣顺便说出了对金炯的判决：流放。
之所以不牵连金炯的家人，是因为朱棣认为除谋逆等大罪之外，仅经济犯罪才应该牵连家人。
谋逆造反诛三族诛九族是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认识。谋逆造反成功后，别说是妻子儿女了，便是五服之外的亲戚都可以鸡犬升天。与之相对应，谋逆造反如果失败，那么主犯的亲戚受诛连在古人看来也很正常。
至于说经济犯罪抄家且家人流放的规定，则是因为朱棣认为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官员若是经济犯罪，亲戚们都可以沾光。既然妻子儿女以及亲戚们平时享受过民脂民膏，那么东窗事后付出代价自然合情合理。而且这样处理，还可以应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句话，有什么不好？
于是，朱棣便在朝堂之上现在宣布了经济犯罪除抄家之外，还将牵连家人的规定。这些话虽然不是声色俱厉，但句句犀利，大臣们听得身上起栗，竟心里打颤。
见大臣们居然不为自己的理论而喝彩，朱棣大是不爽。又见半天没有大臣站出来奏事，朱棣便哼了一声，宣布退朝。
注１：亲亲相隐是儒家的封建伦理概念，即亲人相互间知罪不举应免罪或减轻罪责。一般情况下不得状告亲人，否则应该受罚。特殊情况则是谋逆造反等大罪，以及亲人相互之间的侵占伤害案。
第十八章 平叛
棣觉得自己是个乌鸦嘴。头一天刚在朝堂上宣布了）族造反，无论有何理由，皆要用派兵将之剿灭，主犯凌迟，诛九族；从犯处死；参与造反贬为奴隶”的规定，结果第二天便收到了柳州知府的急报，说是不久前臣服的某有邑云骑尉复叛。
说起来，有邑贵族确实是有些贬值。对于中原人来说，毕竟还需要花一千贯左右的钱组织移民，那才勉强弄得到一个有邑恩骑尉的爵位。对少数民族来说却是轻而易举——随随便便一个寨子的头人，只要男丁超过了五十，便可以成为有邑贵族了——如今少数民族聚集区里甚至可以用云骑尉到处有，恩骑尉满走走来形容了。
柳州知府所说的那个有邑贵族，之前是一名生苗。熟苗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统治或流官管辖之中，纳入中央王朝户籍，服从国家租赋徭役的，这一部分苗民叫“熟苗”。而所谓生苗则是真正生活在深山老林，不服王化，凶悍难驯的苗民。
永乐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同时又颁布了有邑贵族的制度。那位生苗头领生活在深山之中，之前不服从中央朝廷的统治，一直与官兵对抗。长期的抗争也使得那位生苗头领多少有些心神俱疲了。听说客说得天花乱坠，想着只需要向明朝宣布效忠便可以获得爵位册封，进而可以合法地统治自己的部落而不再受到汉人骚扰，于是便宣布臣服了。
该生苗部落一共有六七百人，成年男丁不足两百，怎么算也算不出五个基本采邑领出来。但该头领想着云骑尉名义上有85贯岁禄，而恩骑尉只有贯——也就是说，如果该头领地爵位是有邑云骑尉，那么他即便一文钱都不向中央缴纳，但岁禄与赋税相互抵扣后便相当于缴纳了85贯赋税；而如果该头领地爵位只是有邑恩骑尉，那便只相当于缴纳了贯。两之间相差，对中原的大户人家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生苗部落来说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于是，该头领便稍稍虚报了一些男丁人口，弄个了有邑云骑尉的头衔。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多报的男丁人口需要缴纳的赋税远低于贯，绝对划算。多报男丁人口会增加对宗主的军事义务，但生苗本来就凶悍，不仅畏惧打仗，反而视打仗为财的途径之一。因此，哪怕军事义务再提高十倍，也过就是全族男丁参战而已。在该头领眼中，多一点军事义务根本不算什么。
有了对领地内事务几乎全部的自治权后，汉人的官员胥吏们也就没有理由去骚扰他们，因此那个生苗部落确实是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然而到了要交税地时候，却出了问题。
朱棣所制定的人头税并不高，尽管生苗部落显然不符合减免人头税的条件，但每个男丁的人头税也不过十文而已。
该部落成年男丁不足两百，头领略微多报了一些男丁人口，但人头税合计起来也不过两贯多一点。生苗穷归穷，但对于六七百人地部落而言，两贯钱还真不算多。
大明治下的百姓除了人头税不可免外，还有一个基本田赋也是必须缴纳地。因为基本田赋的原理是将劳役折算在田赋之中，因此其额度各地并不相同。朱充分考虑了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问题，所以这类地方的基本田赋额度也定得很低。比如说那名生苗头领治下的基本田赋每亩只需要缴纳两升半粮食——相较于江南民田地每亩五升，其额度只有一半。算下来，那名有邑云骑尉总共只需要缴纳五十石的基本田赋。
这两项必须缴纳地赋税加起来。折算起来只不过五十多贯。还抵不上有邑云骑尉名义上地年俸。问题出在“盾牌税”。也就是免军役税上面。
盾牌税地原理是有邑贵族必须向宗主服军事义务。若因故不能完成这种义务。便需缴纳金钱给宗主。由宗主用这笔钱雇佣相应地军事人员充抵。朱所规定地盾牌税是一人十贯。这笔数额看起来多。但实际上却并不多。
花十贯雇佣军事人员作战四十天。每天地雇佣花费只不过二百五十文。考虑封臣完成军事义务时还需自备军械及作战期间地粮草。这又是一笔费用。因此其雇佣费用每天连两百文都不到——《三言》地《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是个卖油地小贩。仅凭3两白银地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节余１6两白银。可见全年收入应在20两白银以上。相对而言。雇佣兵刀口舔血地卖命钱仅仅只是一个小贩日常收入地三倍多。这种雇佣费实在是很寒碜地。
前面说地是封臣因故不能完成这种义务需要缴纳地盾牌税金额。但还有一种情况。那便是也许某个年度并不需要封臣打仗。对于这种情况。朱棣考虑了１214年英王约翰开征盾牌税遭到贵族拒绝并激了军事反叛。进而直接导致了自由大宪章》地诞生。所以。对于后一种情况朱棣是这样规定地：或缴纳盾牌税地三成。算是该年度封臣完成了军事义务；或免除本年度一半军事义务。剩下一半移到下一年度。若下一年度仍然不需要封臣参战。则可以继续往下移。但这种累积最多不超过三年——这是参考现代债务偿还原则。若债务到期后地三年内债权人不向债务人提出偿还请求。则该债务自动失效。
之所以当年没有战事也要向封臣征收盾牌税或是将军事义务向下一年度转移。并非是朱棣绞尽脑汁地想要多收钱。朱虑地是“升米恩斗米仇”这种人性：如果你在危难地时候给人很小地帮助。人家会感激你。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突然某次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帮忙。对方就会记恨你。并且记恨一辈子！朱棣自然不会希望大明治下总是征战不断。事实上。正常情况下有邑贵族也确实不可能每年都完成军事义务。一旦某些有邑贵族长年没有军事义务。同时又不需要缴纳盾牌税。那么当朝廷需要他们完成军事义务时。他们便很可能极不情愿。对本该完成地军事义务充满了反感。
柳州地那名有邑云骑尉担负二十五份军役地军事义务。而因为各种原因。总之这一年该有邑云骑尉并未完成军事义务。按规定。他可以缴纳七十五贯盾牌税。也可以将这份军事义务地一半转移到下一年度。
生苗并不畏惧打仗，然而这名有邑云骑尉实在太“聪明”了。他想着自己的年俸是85贯，而人头税加基本田赋一共才五十多贯，还有
贯结余，于是便用三十贯免除了本年度十人份的军剩余的一贯多钱，算是他作为向宗主缴纳的岁贡。
朱棣并计较岁贡的多少。在他看来，只要生苗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地统治，缴足人头税和基本田赋，然后在需要打仗时听从中央政府的要求派兵出战，这便已经足够了。如果强行要求生苗多缴岁贡，镇压造反叛乱却需要更多的费用，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朱棣不计较，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计较。
这名生苗领因桀骜不驯，因此在加入有邑贵族体系时也没有成为其他大的苗人部落地封臣，而是直接作为朱棣的封臣。对于这一情况，附近大部落地苗人领自然是心生不满。见这名有邑云骑尉只缴纳了一贯多的岁贡，附近的苗人部落尚未来得及动手，一名瑶族部落的领已经按有邑贵族赎买制度，花十几贯便从朝廷处获得该生苗部落的管理权。
在柳州知府派出的吏员地陪同下，瑶族部落领派出一名侄子前去接收该生苗部落的管理权。可想而知，这次“和平演变”并未成功。代表朝廷名义而去地吏员被痛打了一顿，瑶族部落领的侄子更惨，连腿都被打断了。
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打冤家、火拼什么地，朱棣根本就懒得管——事实上想管也管不住。可这次事件把朝廷给卷了进去，不管也不行。
……
柳州知府郭辛是孔孟子弟，然而与其他儒生不同的是，他精通六艺。也就是说，郭辛拥有一手极佳地射术——虽说达不到百步穿杨的水平，但五十步外射中靶心对他而言却是易如反掌。平时郭辛便自诩文武全才，总是叹惜生不逢时，没遇到洪武开国时那种波澜壮阔的好时代，不然封侯拜相岂不是人生之快事？
柳州的少数民族多达三十余种，包括汉族在内，再加上壮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佬族等几个大族，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勉强超过一半。可见柳州的民族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被调派到柳州做知府时，别人畏柳州汉夷杂居，容易出事，但郭辛却心头大喜——不出事也罢，可以显示他的文治；若出了事，岂不是正好显露他的武功吗？
不过，由于永乐元年开始实行有邑贵族制度，少数民族领完全自行处理族内的事务，胥吏们根本没有盘缠勒索的借口，因此自郭辛上任以来，境内竟是没有生一起民变。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并没有因为成了有邑贵族便停止打冤家，可永乐皇帝却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此进行干涉——除非是其中一方实在抗不住了向明政府求救。令郭辛遗憾的是，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偶尔打打冤家，却都是埋着头闷声不吭地杀来杀去，根本没人向朝廷报告。
郭辛本以为这三年会平平淡淡地过去，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瑶族部落通过赎买制度获得一生苗部落的管理权，偏这次的矛盾却将政府给卷了进去。
不过，该生苗部落只是痛打了郭辛所派去的吏员，虽说打断了那瑶族部落领代表的腿，但毕竟没有出人命。若是凭此构陷该生苗部落造反，一旦东窗事，他郭辛的人头多半会作为安抚的工具。所以，郭辛只能老老实实地向朝廷报告此事—说老老实实也不尽然，在报急时郭辛将情况形容得万分危急，似乎不立即镇压该生苗部落，朝廷的威信在此地就会彻底丧失。
朝廷的回复令郭辛极为满意。
“派一使告知安陲有邑云骑尉东丹染戎（注１）：朝廷大军未动之前，若自缚出寨面缚府城请罪，可保安陲不遭兵火。若征伐令已经出，大军逼至安陲，东丹染戎举族受降，自锁进京赴阙谢罪，可免九族之灭。若战事已起，则主犯东丹染戎凌迟，诛九族；从犯处死；参与造反贬为奴隶！”
这样看似给东丹染戎留了一条生机，但生苗哪里知道天高地厚？多半会怀着侥幸之心抗拒天兵。
郭辛一收到朝廷的回复，便立即派了一名小吏前去通告此事。一旦东丹染戎拒绝自缚出寨来府城请罪，那么郭辛便可以展现他的武功了。
柳州府城与安陲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第二天。那名小吏便哭丧着脸捂着耳朵回到了府城。不等小吏开口，郭辛便明白这次交涉失败了——结果谁都能一眼看出来，因为小吏的耳朵少了一只。
作为知府，郭辛只是一名文官。但明政府对于军权却一直采取都“不专于一人”的政策，尤其是在征伐时，基本上都采取武臣领兵、文臣提督、内臣监军的作法，以达到文武相制、内外相制的目的。镇压那种全族加起来不过六七百人的部落，文臣提督的说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郭辛如果自告奋勇去前线，《大明律》中却也没有明令禁止。郭辛打的算盘无非是亲临前线，多捞一点功劳。
柳州府城边上便有一个千户所，若是在柳州范围之外，而且又没有县城被贼军攻克的情况下，小旗以下的军户便不必参加战斗。然而在柳州范围内，该千户的军户却应该全部无条件服军役。这便有一千的兵力了。再加朱又授权地方政府可在紧急情况下征召有邑贵族服军役，事后再由中央进行追认，因此郭辛至少还可以调派数千有邑贵族私兵参加这场战斗。
紧不紧急，这时候自然是郭辛说了算——事实上在郭辛看来此事确实紧急，因为若不迅速处理，待征南将军韩观率军赶来，那时别说吃肉了，恐怕连口汤都喝不到。于是，郭辛便赶紧连夜派人通知安陲附近的有邑贵族，要求他们出兵参加平叛。
第二天，郭辛便率领军队朝着安陲出了。
第三天，收到通知的有邑贵族们也纷纷率领私兵抵达了那支生苗部落所生活的大山脚下。
这一次，郭辛没有再派人去和东丹染戎直接交涉，而是射出一支响箭，勒令东丹染戎必须在明晨之前做出决定：是否举族受降，自锁进京赴阙谢罪！
当然晚上，郭辛并没有睡好。他倒不是害怕战斗，而是担心东丹染戎见势不妙真的举族受降——尽管这样也有功劳，但毕竟不如一刀一枪挣来得多。
战或不战，等明天早上便能揭晓了……
注１：安陲有邑云骑尉东丹染戎这种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