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1461…1470
'1461'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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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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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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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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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先是魏进忠,后是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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