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内资料提供扫描校对：黑暗武器
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为何不见于《家谱》？假如说这三个幼殇，故《家谱》不载，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谱》何以不载？若无其人，墓碑何据而云？这都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此其二。
袁崇焕《天启四年三乞给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注8〗分明袁子鹏有弟曰袁子腾，有侄曰袁崇茂。《家谱》云：“公（据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鹏。”〖注9〗既无子腾之名，且明谓袁西堂仅生子鹏一人，袁崇茂亦不见于《家谱》，显与袁崇焕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谱》云：“二世祖，字子鹏（略），妣何氏，而〔民国〕《东莞县志》卷六一《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仍留其祖遗屋数椽，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所载意同）。史乘与方志均不载子鹏有继室或妾，也不载崇焕为继室之子或庶出，崇焕之母，即子鹏之妻，当为叶氏。《家谱》又云：“三世伯崇焕（略），妣叶氏。”〖注10〗据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及清初赵吉士《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所载，崇焕妻为阮氏（引文说后），叶氏，乃崇焕之母，而《家谱》却作崇焕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焕在《三乞给假疏》中说：“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注11〗可见崇灿为长，崇焕为仲。此出崇焕自言，不容有误，而墓碑云：“公（据上文，指子鹏）生三子六孙，长崇焕，赐进士出身。（略）次崇灿，三崇煜。”《家谱》亦云：“二世祖讳子鹏（略），生三子，长崇焕，次崇灿，三崇煜。”又载：“三世伯崇焕”〖注12〗。都把袁崇焕说成是袁子鹏长子，显与崇焕自言不合，在封建社会中，严长幼之序，何墓碑与《家谱》长次颠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长崇焕赐进士出身，拜三边总制。”《家谱》云：“三世伯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略）后官到三边总督。”《明史》卷七三〈官职〉二载：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清初刘献廷《广阳亲记》卷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