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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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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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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