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学三年。”“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第二部·第八章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岸边的乱石。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这里的海岸曲折地弯进陆地，形成一个港湾，港口有一条钢骨水泥的防波堤。蜿蜒起伏的山峦伸到海边突然中断了。市郊的一座座小白房像玩具似的，顺着山势向上，伸展到很远的地方。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很久没有人收拾的小径长满了野草。被秋风吹落的枯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向地面。
一个波斯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忍不住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没姑娘，也没戏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来干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保尔在海边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让已经不太热的太阳照着他的脸。
今天，他特意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怎么办。该是进行总结，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老头子听说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母女三人进行反抗的，当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的反击。从保尔来到那天起，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两边的人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钉死了，把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是预先付给老头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两个女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会向他要生活费用了。
从外交上着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愿意同那个冤家照面，从来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没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会两门手艺——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捞点外快。现在，为了同房客捣乱，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子底下，幸灾乐祸地使劲敲钉子。他非常清楚，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声嘟哝着。
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他小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
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就差劲啦。着忙生什么病呢？过五十年生也不晚嘛。同志，现在应该学习，正是大好时机。而眼下要紧的是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那么早就给捆住了手脚呢？“他十分痛苦地想着，五年来第一次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进攻华沙的激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从马上跌下来，摔倒在地上。战友们给他匆忙地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去了。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不错，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这些战士对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枪法准确，他们是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毕竟不多。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就这样成为战斗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叶夫格妮亚·博什。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留言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我认为继续活下去是不必要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灭掉，怎么样？朝心口开一枪，就完事了！过去既然能够生活得不坏，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个战士不愿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谁想到你会有今天？”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他站起来�